明代的中国制造如何行销海外

 

《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 [日]羽田正编 小岛毅监修 张雅婷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肖浩

17世纪，东亚各地几乎同时开始栽种原产于拉丁美洲的辣椒，但在东亚各国对辣椒的称呼却不一样。日本把辣椒称为“唐辛子”或“南蛮”，这说明日本人认为这种作物是唐人（中国人）和南蛮人（葡萄牙、西班牙人）传来的。在中国，辣椒古时被称为“番椒”，说明在中国人的眼中辣椒是从藩属国、蛮国引进而来的。在朝鲜半岛，辣椒最初被称为“倭芥子”，而在琉球群岛，辣椒则被称为高丽胡椒。这些有着明确方位信息的命名，向人们诉说东亚国家交流中的信息分歧。

换个角度思考，日本人所说的“唐”与中国人所说的“蕃”和朝鲜人所说的“倭”，会不会是一个地方？再或者说这些作物互相传递到各个国家，让它们活跃起来的，其实都在同一个贸易舞台上。当我们抛弃某物的传播是从A国输入到B国的定向思维后，我们发现东亚各国所指向的方位，以及作物活跃的舞台，其实是“海洋”。有些人把“海”称之为“唐”，有些有可能称其为“倭”，也有可能是“高丽”是“琉球”。

在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的组织下，集结了数十位学者，整合研究有关东亚海洋贸易的历史，写成《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一书。书中跳脱出国别史的限制以及传统以陆地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将航海、商贸、造船、交通网络、港口、移民、技术、信仰变迁、政治角力、文化交流等纷繁的线索，编织成清晰的海域交流脉络图，让人们重新审视这片蔚蓝海域。书中以300年为限，将东亚交流摩擦最频繁的300年分成三个部分，构成全景式的观察。这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也是受到海洋文明影响至深的国家。

倭寇时代从16世纪40年代的双屿走私贸易揭开序幕，16世纪50年代达到巅峰，16世纪60年代逐渐平息下来。几乎在倭寇时代，葡萄牙等外国船在广东当局的管理下被允许交易，由此澳门成为贸易据点，开始了朝贡贸易之外的通商行为。

这一时期，传统的朝贡贸易逐渐有名无实。16世纪初，蒙古要求扩大贸易，受到拒绝后，蒙古开始频繁入侵华北，甚至包围明首都北京，由贸易需求变为抢劫掠夺。面对朝贡贸易的失败，明朝皇帝终于做了一个违反祖宗的决定，在1570年初大幅放宽一直以来的朝贡、海禁政策，在海域和内陆都开放了合法的民间贸易渠道，开展官方支持的对外贸易。

随着官方的松动，民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新政策下，华商主要以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为主，以海澄作为中继港，将东海与南海串成一个贸易网。当时，日本还是锁国状态，没有航线进行贸易，但是依旧有源源不断的走私贸易者来到九州与日本进行贸易。而当时的东亚海域中有两条经典线路。一条是“东洋线”：从福建出发，经菲律宾往文莱、苏禄、摩鹿加群岛南下的航线，大部分船只主要在菲律宾群岛做生意，据点是马尼拉。另一条是“西洋线”：从福建、广东出发，南下往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东岸，抵达苏门答腊、爪哇的航线，这条航线的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国家，是重要的香料、药材航线。

为了防止白银流失，外国也曾下过禁令，比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了防止波托西等地所产的白银流失，下令禁止进口中国商品，但在民间却不见成效。书中为我们介绍了，中国商品行销海外，16世纪的秘鲁，如果要制作一件衣服，使用西班牙绢要花费200比索，但使用中国绢只要25比索。便宜、质量好是当时中国商品的代名词，甚至美洲被征服的印加民族也接受中国商品。1602年某位印加酋长夫人留下的遗产目录里就包含了一件“中国制色丁布料的缂织壁毯”。

贸易的扩大，带来的是大众消费物资的丰富，曾被视为奢侈品的生丝、绢、陶瓷器、胡椒等物品，逐渐进入平民阶层成为日常用品。华人华商的海上贸易，葡萄牙、西班牙与中国、日本的定点贸易，让贸易品多样化，贸易总量也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市场。

在16世纪末，明朝酝酿着经济上的改革，尽管有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价值依旧很高，民间需求量巨大。当时，日本石见银山等地出产的日本银，波托西银山等地出产的新大陆银，墨西哥的新旧大陆混合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当时一整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白银总量估计高达100到150吨。

白银流入的同时，明朝的“一条鞭法”开始进行前期试点推广，租税和劳役负担改以银子交付，这与海禁开放后外国白银的流入有着联动关系。试点的江南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国内市场，直接吸收了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接着白银随着内陆、沿江贸易扩散至全国，明政府再征收租税将白银收上来，随着白银被分配为北方的军费和对蒙古、女真交易时的官方货币——海洋贸易就这样影响着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