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人的目验之法

 

作者：曹海东、彭杨莉（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乾嘉时期，学术研究极重实证，讲究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学人们因而十分信重目验的治学方法。如段玉裁说：“凡物必得诸目验而折衷古籍，乃为可信。”（《说文解字注》“梬”字注）程瑶田说：“唐宋以降，说者纷然……夫陈言相因，不如目验。”（《螟蛉蜾蠃异闻记》）王念孙说：“考之《方言》，得之目验，为可据也。”（《广雅疏证·释草》）邢澍说：“求之目验而信，证之经文而合。”（《桓水考》）梁履绳说：“未经目验，莫能定也。”（《左通补释》卷三一）吴其濬说：“尔后纪载，转相沿袭，不复目验而心究，其为诸通人所厌菲而吐弃，诚无足怪。”（《植物名实图考》卷一）由此可知，学人们所倡扬的目验之法，强调亲历，眼见为实，是一种以实际调查和观察为本质内涵的研究方法，它要求把对书面语言文字的解释与调查、观察所得的事实材料结合起来，用后者辅助或验证前者，以求相关解读符合客观实际，可信可据。这种方法所贯注的一种理念是，对文献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解释应控制在事实材料所能说明、证实的范围内，而不可主观臆断、因谬袭误。显然，这种方法是实证性的，体现了学术研究重事实、尚证据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乾嘉学人那里，目验法多用来考证辨释文献中与天地山川、器具物品、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等相关的语言文字。如王鸣盛说：“（古书）但称某县有某山，某县有某水出，要亦目验而知，的确可信。”（《尚书后案》卷三）姚元之曾言：“考殽有二……或谓故道今峡石驿是。余亲至其地，询知古道在张茅，去峡石五里。因策骑至张茅，见山川险巇……路犹不能并轨而驱，则当日殽、函之险阻可想而知。”（《竹叶亭杂记》卷三）又如，《尚书·顾命》“一人冕，执刘”的“刘”，伪孔注：“钺属。”孔颖达《正义》引郑玄注：“盖今镵斧。”江声《音疏》：“斧上有直援铦锐。”可见诸家对“刘”的解释颇不一致。许瀚乃据其所见周代兵器“周刘”的实物拓片，解释说：“此器长虑俿尺四寸六分，下广七分，上广五分而赢……两侧面下广同，以次上削，至颠成刀，盖取其锐而易入，与郑义恰合。孔云‘钺属’，特因下文想像之词，不足为据……（江《疏》）以意度之，未见其器，宜其不合也。”（《攀古小庐杂著》卷九）又如，宋玉《风赋》：“枳句来巢。”李善注：“橘逾淮为枳。”桂馥撰《晚学集·书文选风赋后》，不以李注为然，认为“枳句”即“枳枸（椇）”，木之一种，其枝条相交，宜于鸟类结巢；而逾淮橘化之枳，“其实如橘而殠，鸟所不食；其枝多刺，鸟所不栖；其高不过丈许，鸟所不择，从未有枝上安巢者。此皆得于目验，而知李善之失也”。

以乾嘉学人之见，在文献考辨诠释中运用目验之法，能取得良好的成效。举其显著者有三：1.亲历目验之所得，有助于做出精确可信、周详明晰的解说。在乾嘉学者看来，“得诸目验，故语详择精”（管世铭《彭蠡三江说》）；“诠度物类，多得之目验，故能详其形声，辩其名实”（邵晋涵《尔雅正义序》）。例如程瑶田多以目验法考证经籍中名物，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六评其《九榖考》中的黍稷之辨说：“程说辨黍稷详尽，此以目验证经义，尤见确实。”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其《释草小记》说：“所释多《夏小正》《月令》《毛诗》《尔雅》之所具，一经疏通而证明之，而经义顿明。”2.避免盲从旧说、摭拾陈言，以利匡纠前人研究的疏误。依乾嘉学人的看法，“自来学者之知博考旧闻，未尝得之目验，遂致承讹踵谬”（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九）；得之“实验”者方可“详其形状之殊，辨其沿袭之误”（邵晋涵《尔雅正义序》），订正旧说之谬。像上文所举许瀚、桂馥的考辨之例，即为明证。3.在实际的调研、观察中验证前人的观点或结论，于其精善无误者信而从之，防止主观臆断，轻改成说。程瑶田《芸荔二草应气述》云：“今涵泳《月令》之文，参之目验，而有悟……当以高（诱）说为正释也。”祁寯藻《马首农言》“种植”条云：“余参之目验，信其不诬。”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一云：“不睹其物，无由识之，安得以其俗语改古训哉？”这说明，亲目所验，方能对旧说之精善者心有所服，形成认同感，不致轻易改之。例如《左传·成公二年》：“始厚葬，用蜃炭。”杜预注：“烧蛤为炭以瘗圹。”孔颖达疏曰：“炭亦灰之类。”其将“蜃炭”释为蛤壳烧成的灰。清人姚范以“蜃炭”所指为二物，即蜃与炭，并在《援鹑堂笔记》中说：“杜氏误注，孔疏曲成其违。”方东树则于姚氏《笔记》之文下按云：“烧蛤为炭，炭即灰也。今粤中所用皆此物，树所目验，注、疏似不谬。”可见，方东树目验时俗所用之物，认为杜、孔之说较为可信，未可轻弃。

当然，目验法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譬如古今悬隔，语言嬗递，致使名实的对应关系发生异动，目验法往往就难以奏效。李惇尝言：“（晋）去古已远，千余年后名目不能不变，据其时俗之名以折古人，未为得也……自晋及唐，其去古益远，目验愈不足据矣。”（《群经识小》卷八）又如，对无形之事物，目验法也不能一展其用，像“太阴、太岁，皆与岁星相应，有名无形，非可目验”（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四）。

总之，在古代文献的考证辨释中，目验法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有其擅胜之处。尤其是它注重实证，力戒意必之谈，充满理性的科学精神，值得称道。这一点，亦为古今学者所推重。如清儒凌廷堪说：“西人言天，皆得诸实测，犹之汉儒注经必本诸目验。”（《复孙渊如观察书》）此将解经的目验法与近代西方天文学的实测法相拟议，可见其对目验法之科学精神的褒赏。今人吴孟复先生亦云：“（程瑶田）既博学于文，更注重目验……以实地之考察，作科学之研究，其学之精，自非偶然。”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