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期】所谓字如其人，其言不谬也

苏轼《中山松醪赋》局部

对于书法家而言，除了要熟练掌握书写技巧之外，其书法内涵也非常重要。个人的气质、修养不同，笔下的书法面貌也随之不同。归根结蒂，书法技巧最终是为表达书法家的精神与思想而存在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虽然十分痴迷书法，但他同时要忙于各种纷繁复杂的政务，不可能像专职书法家一样全身心投入到书法创作当中，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狂草成就，能够以其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的雄强气概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所谓“字如其人”，其言不谬也。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民国书法》，里面所有书法写得好的都不是专业书法家。李宗仁、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鲁迅这些人的书法，现在有几个人能够超越他们？因此，我们还应当对于文化、传统和民族等相关知识加以了解和研究，夯实自己的字外功夫。

文明求同，文化求异

文化和文明是有区别的。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它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逐渐沉淀而成，是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文化则是一个非常广泛和极具人文意味的概念，它凝结于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是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就其总体特征而言，文明之间趋于缩小差距，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走向一致；但是文化之间却必须扩大距离，绝少雷同，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皆特色迥异。再看传统和民族。传统当中必有民族，民族当中必有传统，如果传统没有民族就不能称其为传统，反过来说，没有民族也就没有传统。如果消灭了传统，就等于消灭了这个民族。

今天，我们对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有一个整体的评价，要认识到它既有倡导科学和民主的一面，也有颠覆和割裂传统的一面。自从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屡受外侮，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原因。有人认为是武器装备不够精良，有人认为社会制度不尽完善，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已然落后，于是“全盘西化”的浪潮此起彼伏。再到后来，连汉字也要革除，欲以拉丁文字取而代之。在绘画上，康有为、徐悲鸿等人也都主张学习西画。这种状况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才有所扭转。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大潮中，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和文化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于是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卷》书法局部

根植传统，涵泳文化

在当前处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21世纪，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化的开放与守护”的关系，尤其对置身于社会生活急剧转型的中国来说，对此问题的自觉思考显得尤为重要，它关涉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在我个人看来，基本上不需要刻意借鉴西方文化。因为西方艺术传统注重“目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中国艺术传统注重“神遇”，强调精神的领会。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民族的特色，书法家的创作也就没有了根基。古代的“书法”多指“写”的方法技巧，现在的“书法”也包含书写的方法技巧，但更多的是指书法作品与书法艺术。书法不等同于写字。其他国家的文字也有美丑优劣之分，但通常是指形式上的美观漂亮，未必上升到艺术的层次加以考量。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凡事物是能够垂久远者，必不徒尚华美之观，而要有切实之体。”书法作为艺术，若无“切实之体“，绝不可称之为艺术。

“切实之体”的实现，首先要有从古至今而形成的一套具体而微的技法。书法艺术不局限于技术，但若无高超的技术，则无艺术。当然，先要掌握技术，要花很多时间练习、研究、切磋到熟练掌握之后，再进一步则是忘掉技术，即古人所谓“无意于书则佳”。如傅山曾说：“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意识形态，是意识形之于态。专业书法家都有个思想包袱，觉得作为书法家就一定要写出自己的面貌和风格，岂不知这样就会做作，写得不自然。还有人只想争名夺利，也肯定写不好字。古人重视书法，因为书法是学问，但又认为“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术是一种游戏，被排在了最后。书法虽属小道，但是需要多方面的支撑，没有相当的气质是学不好书法的。大家都知道王羲之的故事，在宰相来选女婿的时候，王羲之做了什么？袒腹东床！结果留下了“东床快婿”的成语。说明了王羲之本人的气质就很率真。王羲之有7个儿子，其中王献之的字写得最好。王献之在魏晋风度的影响之下，所具有的气质风度是非常有典型性的。有一个例子，说王献之与王羲之的另一个儿子王徽之在屋里聊天，忽然家中失火，王徽之连鞋也顾不得穿，仓皇逃了出去，王献之却“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别人讲风度都是偶尔提及，只有王献之却能够深入骨髓，有这样的个人气质才有他的书法面貌。

文化是中国书画的基础，像于右任、林散之的书法，都是有内涵、有修养的体现。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文化。古人在文化上下功夫，做学问是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丰富自己，做事就会工稳，书法自然也会好起来，读书可以使笔下更有内涵。现在人读书、写文章主要是为取悦别人，而不是为了涵养自己。读了许多书的人写字未必有书卷气，但是没有读书的人写字肯定不会有书卷气。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散和淡。散是散怀，淡是自然，这也是以涵养和学问作为基础的。书画实际就是个人表现，但不应该是用墨一泼、大笔一挥的“个人表现“。字要写得好，一定是技巧与气质、风度、学识多方面的结合。艺术作品中“散”到什么程度、“淡”到什么程度，均可以表现出个人修养和境界到达了什么程度。历代的书法大家没有一个是因为做作和不自然而达到很高境界的。魏晋风度以潇洒、直率为主，唐代就以严整和规矩为主，因此各自的书法风格完全不同，达到的境界也不相同。前几年，我最早提出了一个观点，也是书法审美的评判标准之一，叫作“正大气象“。好的书法作品还要有正大书风。你看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你看苏、黄、米、蔡，哪一个不具有正大气象？这种正大气象在唐代以后，其实就江河日下了。试看，汉代石刻的小狗、小羊，都很有内涵；而到了明清，石狮子都跟猫一样，还抱一个绣球。再看唐代颜真卿和张旭的书法、李白和杜甫的诗，全都是大气象，回头看看现在的书法，到处都是斜斜倒倒、歪歪扭扭，这反映了当前的风气不正。

黄庭坚《寒食帖题跋》局部

身言书判，心手相应

书法艺术的没落，这里面既有市场经济导致写字人心浮躁的原因，也有国外文化入侵对于我们的影响。比如说，美国人开始买我们书法的时候，他买谁的作品？当时林散之的字只卖15块钱，林散之写了80年的字，功夫相当了得，但是美国人不买，他买了一个不懂书法的年轻人的字。这个年轻人把墨往宣纸上一泼，美国人一看：好！当场花了1万美金买走。林散之80年练字是15块钱，往纸上一泼是1万美金……这种不良影响会误导10万到100万个写字的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因为美国自己没有文化传统，人家花钱买的是文化政策，而绝不会花钱买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曾经有5个美国的教授到中国来讲学，谈到现代派艺术时，他们非常负责任地说，通过调查，美国真正搞现代派艺术的只有5%，而且是有人支持的。美国收藏家收藏现代派艺术的数宇是零。英国教授也承认其中的阴谋，因为美国没有传统，没有敦煌，没有巴黎，让艺术中心迁移到美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提出观点，花钱让理论家写文章，说现在架上的艺术已经过时了，于是搞行为艺术。我们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些，就跟着一哄而上，其实他们是在引导你跟他们学。

书法要是故意让人看不懂，那就错了。有的人不认识草书，以为草书可以乱写，实际上草书有草书的规矩，你写错了一个字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文人的艺术作品里更是讲究有文化、有道理。中国古代社会在法律上规定，文人必须把字写好。《新唐书·选举制》上讲：“身、言、书、判。”而且在此四者当中，要先观书法，第一步看书法，书法不好了，其他的就不必考虑了，叫“楷法遒美”，楷法要不遒美了，其他的就不再考虑。你身体再健康也没用处，所以书法是第一要义。董其昌、李瑞清考试的时候本来考得很好，后来名次降下来了，什么原因？他书法不好，他不是不会写，字写得不错，但不是太好。其实在唐朝之前汉朝、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这4条标准的影子了。孙膑是春秋时候的人，那时候他的腿被庞涓砍掉了，后来齐王把他接回来让做官，他说我已经不能做官，因为身残了。这就是“身、言、书、判”，身体要健康，要高大威武，缩头缩脑的不能当官。刘罗锅其实是背部微驼，其实他并不是罗锅。以前的官员背部都很直，长得很像样的，身体也要好。做官要有个官样，写字也要有个字样。

中国历史上是文官治政的国度，唐人“以诗取士”，诗写得好才能中进士，才能做官。而西方过去一直是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贵族和教会需要艺术，全由匠人去创作，匠人的审美观决定艺术的品质。而中国的文官需要艺术，一方面以文人的审美左右艺术，一方面文人自己参与创造艺术。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文人画，而且其他画种和艺术也都借鉴中国画，文人画又以书法为基础，书法更是文人的专利和文人必备的基础。在书法创作中，要想具备民族和传统的特性，一方面要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有广博的学识，那么，艺术个性将不期而至。明代李日华有一句名言：“大都古人不可及处，全在灵明洒脱，不挂一丝，而义理融通，备有万妙，断非尘襟俗韵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辈学问，当一意以充拓心胸为主。”此语值得当代书家反复玩味。（原载于《解放军美术书法》）

毛泽东草书题词

陈传席，1950年生，江苏徐州人，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第一次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已在国内外刊物，如《文物》《美术》《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美术观察》《新美术》《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九州学刊》等上发表学术文章500余篇，并发表过绘画、小说、散文、译著等。其代表著作有《画坛点将录》《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