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田野的考古人马俊才：一把手铲刮通中国历史 | 面孔

 

转自：大象新闻

在考古队里，马俊才总被同行称作“福将”。只要是他所到之处，次次都能有大发现。

1987年，马俊才还在北大读书时，实习期间他和同学前往湖北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进行发掘。第一次背上洛阳铲的他，便从砖瓦厂工地中探出了迄今为止石家河文化时期最大的一座墓葬。

毕业后，马俊才回到河南老家，进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从此，开启了一把手铲打通中国历史的“开挂历程”。

2023年，马俊才获选成为2022年度河南考古人物。就在前一年，他主持发掘的南阳黄山遗址，被评为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到目前为止，作为领队或执行领队，马俊才参与的项目已经先后五次获得这一荣誉：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新郑市胡庄墓地（韩王陵）、新郑郑韩故城（郑国3号车马坑）、南阳黄山遗址。每一处重大发现背后，都有他的辛苦付出。

如果说碰上一座大墓是运气，那么每一次都能遇到“非王即侯”的遗迹，那便是真本事了。

全年12个月，马俊才有11个月多的时间都在田野上。即使这样，面对中原大地下星罗棋布的历史遗存，“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用”依然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南阳黄山遗址，是马俊才这些年一直在磕的一块“硬骨头”。这位身经百战的老考古人，将这次发掘比作自己考古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启黄山遗址

2015年，马俊才在南阳计划编制商周遗址十里庙文物保护规划时，从南阳市文物局局长口中听说了黄山遗址。当地不断有人反映称，捡到过石制品和玉制品。

这让马俊才一下子警觉起来，“想到这里的发现可能会填补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的空白，急忙就去看了。”到了现场，眼前看到的种种线索都令马俊才心动不已。

于是，在做好资料查阅和前期的准备后，从2017年起，马俊才动身前往南阳市进行勘探和调查。

没多久，马俊才在一片出土的玉片中敏锐地发现了线索。“它是个小玉璜，上面既有线切割痕，又有片切割痕。”细心地马俊才还在上面看到了一些加工过的，可以用链子穿接的小孔。

这些发现让马俊才一下子提起了精神。南阳自古产玉，但唯独在玉器和玉器加工作坊的发掘上，还空缺了一块儿。相较而言，中国北部的红山文化和东南部的良渚文化，都有大量的玉器发现。抱着要填补中原地区玉器发掘空白的念头，发掘前马俊才做足了功课，特意去买了些独山玉的小件，观察揣摩它们的特点。

令马俊才惊喜的是，他手中这片出土的小玉璜正是用独山玉制作而成，并且上面遍布了被制造加工的痕迹。结合土层的特征，马俊才判定玉片所出土的位置处应该有一个新时期时代的夯基。随后，他便向国家文物局提起了发掘申请，经批准后，正式开启了黄山遗址主动发掘。

在发现玉璜位置之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片大的夯基，后来经确定这片夯基来自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时期。

随着发掘的深入，仰韶时期的房址以及玉石器作坊遗址也陆续展露出来。到目前为止，遗址中出土的玉石工具就有2.3万余件，此外还有玉器百余件、独山玉的半成品或是废品500多件。出土的一块磨石上还绘有褐红色的人物劳动、卧猪、兰草的写意图。

除了新时期时代的玉器作坊之外，黄山遗址中的“宝贝”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遗址中发掘出了一系列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大型高等级墓葬，陪葬品里有双玉钺、象牙梳、玉璜、弓箭等精致的陪葬品，另外还有着大量的猪下颌骨。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猪下颌骨最能象征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和财富。”马俊才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遗址中挖出了11个坑的猪颌骨。根据工作人员查阅的资料显示，当时整个新石器时期的生猪个数仅有3500头左右，而黄山遗址中发掘出的猪就达到了2000多头，达到了富可敌国的水准。

另外，考古队员们还在黄山脚下发现了“码头”性质的遗迹。从发掘情况看，这里曾有一条宽阔的人工河，与其它河流相连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将附近的工坊和玉石的开采源头连接起来。

谈起黄山遗址的发掘，马俊才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一年有11个月都在发掘工地上，马俊才依然觉得不够用，黄山遗址就像一根牵着他神经的线，每一处细节都能让他警觉，更不舍得错过。

离不开逻辑和想象力的发掘

考古过程中的发现固然令人激动，但在发现的背后，是一群考古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枯燥的清理工作。

对已经腐朽成灰痕的考古物品清理，最考验专业技术。而这恰恰就是马俊才团队最擅长、也最出名的技术。业内专家笑称，“黄山遗址的发掘，如果换其他的团队去做，可能还真干不出来。”

了解过马俊才团队的清理技术，就能明白专家的话并不夸张。从黄山遗址发掘至今，为了适应更精细的要求，清理人员光铲子就已经换了很多批。就连从遗址中挖出的土，马俊才要求必须用500目的滤网进行筛洗，把尘土过滤掉，就连植物种子、鱼钩甚至鱼刺都不要放过。

说起清理难度最大的，便是墓室中的弓箭及箭杆的灰痕。光清理出金属箭头，还远远达不到马俊才的要求，他要在已经腐朽成尘土的灰痕中辨认出箭杆的痕迹。

在土里找印记，不仅需要强大的清理技术，更需要合情合理的逻辑推理。在M18墓葬中，还发现了一批排列整齐的古箭头，几乎没有变形。于是马俊才告诉现场发掘人员，箭头呈现这样整齐平行的状态，可以推测它们在掩埋的时候是有杆子的，并且有绑带捆束起来。

而箭杆的长度则可参考古人拉满弓臂长的距离去推断，经过对长度的大概判断，工作人员在灰痕中轻轻一刮，果然发现了一条一条的印记，印证了马俊才的推测。

“发掘是需要带着逻辑和想象力进行的”，马俊才解释，挖出一个墓室或者深井，就需要去想象，这里曾经是古人生活的哪些场景，而这些场景附近可能会出现什么，是村庄还是城市。想要探寻这些线索，首先做好文献的工作，其次就是现场的摸排。

正是这样一支在灰痕清理上做到极致的团队，创造出不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郑韩故城的清理中，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从泥土中找寻腐化的车架，再将它们与周边的部件连接起来，还原千年前君王车架的壮观场面。

而想要判定或发现车马坑，则更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和逻辑的判断。马俊才在这方面也颇有研究，可以通过地下带上来的土质做出推断。马俊才解释，因为成年马的体重很大，能到500到700公斤左右，大量的肉和内脏腐朽后在土层就会泛出绿色。“看到这土的颜色，就可以往车马坑上推测。”

而车马坑中，马车的清理则是最难的部分。经过千年的埋葬，马车的木头早已腐成尘土。马俊才说，因为木头是纤维状的，所以腐烂后也会有一丝一丝的痕迹，即使在土里一眼看上去像是断了的样子，但是仔细辨别，可以看到小白点能够连成线，如此便能一点一点地将马车木头的部分分辨出来。

“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不细致发掘的话，根本清不出好的遗址。”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马俊才将发掘的每一处遗址打磨成了工艺品，将发掘本身也变成了艺术。如今他的这支清理团队已然成为行业中的精兵强将，经常接到邀请去协助做精细的发掘清理。

考古既要见物，更要“见人”

从21岁在北大读书时第一次走进石家河遗址，马俊才已经在田野上走过了36个年头，在他参与下发掘的墓葬和出土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抛去公布重大发现时的光鲜，大多数的时候，他都埋头学术。要么在乡野发掘，要么在案头整理报告。

这么多年来，马俊才心里一直装着学生时期先生们对考古事业的标准和追求。带他入门的都是响当当的大师，“当年教授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是吕遵谔先生，新石器是严文明先生，教商周考古的是李伯谦先生，而徐苹方先生、张忠培先生都是当时的客座教授......”

这些大先生们传授的知识和思维方式，让马俊才受益匪浅。他至今还记得严文明先生的话“发掘的时候要见物，再由物见人。”马俊才说，自己正是受到先生的影响，每次的发掘都要由物推人。“挖到坑的时候，要分析这是粮仓还是垃圾坑，使用它的人是谁，人们是如何活动的。”

马俊才用自己手中的工具，传承着先生们的教导。将没有生命的这些古物、遗迹，由点到线，串成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再讲述给后人听。

怀着把考古讲成故事，让更多大众接受的念头，马俊才还生动地把自己曾经发掘郭庄楚墓的过程写成了通俗读物《流沙疑冢》。郭庄楚墓是一座前不见古人的流沙大墓，曾经被盗墓贼从各个方位尝试盗掘了十余次，都未获成功。

而马俊才将自己的挖掘过程，像写小说一样著成了一部书。用最专业的文笔记下了这座古墓的精巧，并用推想的形式，再述了这座大墓千百年来经历的故事。马俊才还收到过一个大学生读者的留言，说在他们学校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已经被翻阅得像“油卷”一般。

看到年轻人通过自己的作品对考古产生浓厚的兴趣，马俊才也非常欣慰。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专业的考古及严谨的发掘过程，他还在郑国三号车马坑的发掘现场装上了直播摄像头，全年对外界直播发掘过程。

虽然马俊才如今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对于考古发掘，他依然保持着如同青年人一般的好奇和执着。

目前马俊才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把黄山遗址好好地发掘钻研。黄山遗址内几乎每10厘米就有一个文化层，马俊才说，想要把这片遗迹发掘好，恐怕要持续几辈人。即使马俊才和考古团队已经发掘这么多年，才刚到2米深的位置。

有闲余时间的话，马俊才还准备将手中积攒的考古材料整理成报告，系统性地把发现的遗址、发掘的内容详尽得写下来，成文成册。

对于自己获选成为河南省首位年度考古人物，马俊才十分高兴。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考古工作者的聚焦和关注。

“考古发掘者是倒叙历史的见证者。”作为生在河南的考古人，马俊才一直在这片中原厚土上发掘古人的痕迹、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经常有同事会开马俊才的玩笑说“他挖什么有什么”。听到这些马俊才总是笑着纠正，说“不是我挖什么有什么”，而是脚下这片土地“想挖什么就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