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作者：三青时间：2023-05-07 阅读数：人阅读

内容摘要：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与中国道学理论都主张“无为”、“不管”，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中国儒学则都主张“有为”及“管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是受中国道学思想影响较大，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受中国儒学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关键词：先秦哲学西方经济理论思想源泉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977（2018）05-0015-08

DOI:10.16459/j.cnki.15-1370/f.2018.05.003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海外哲学都有很多流派，但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哲学流派主要是：儒学、道学、佛学以及近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佛学来源于印度，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儒学、道学才是中国自己的哲学。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但是两千多年来这两大哲学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全世界。

从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西方经济学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为完备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但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也是有两个，分别是：产生于18世纪的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和产生于20世纪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

通过对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儒学、道学）和产生于18世纪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与中国道学理论都主张“无为”、“不管”，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中国儒学则都主张“有为”及“管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是受中国道学思想影响较大，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受中国儒学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1.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亚当·斯密（1723~1790），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至圣先师”，无人不顶礼膜拜。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该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自由经济理论”的正式创立。

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放任”，主张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地经营工商业，自由竞争，自由地发展国内和国际贸易，扫除经济上的一切障碍，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安宁，投资于某些纯属共同利益的事业，别的什么都不必干了。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调节着经济的活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自利——理性——利己而不损人——社会利益的实现——自由放任。即：从主观上讲，每个人都有利己心，而这种心态是驱使人们追求最大利益的动力，虽然每个人并不是都想要增加社会财富，但是，在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这种“无心插柳”的效果甚至比想要促进社会利益的效果还要好。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内容。这种自由经济理论不仅为其追随者所推崇，而且很快被社会所普遍接受，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8世纪的后25年，自由竞争的各种制度日臻完善，迎来了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亚当·斯密的旗帜就是市场经济的象征，它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自由主义的新时代。

2.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道学的代表人物是老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其代表作是《道德经》。

道学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认真拜读《道德经》就会发现，道学的无为而治思想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是一脉相通的，老子早在2600多年前就提出了自由经济思想，比西方亚当·斯密提出自由经济理论早了2200多年。

老子认为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人们都感觉不到其存在的无为而治。《老子》第17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意是，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老子告诫国王，应无为治国。《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大意说：大道是无为而又无不为的；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无为而治，万民百姓就会自化自富，而得以充分发展。《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说圣人统治者只要做到无为而治，则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我好静，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而人民就自然淳朴。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不乱作为。《老子》第60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说，以无为之道治国，顺其自然，就不会有鬼神类的副作用，即使有副作用，危害也很小。

可见，道学的精髓就是“无为”或“不干预”。因此，从思想理念来说，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渊源探究

1.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来源于中国。这个观点可以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定义而知。《不列颠百科全书》对“laissez-faire”的定义是：“主张政府尽量不干涉个人和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政策。此词的起源不明，在1756~1778年间盛行于法国。”

我们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纂是非常严谨的，没有100%的把握，百科全书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本源于中国，但《不列颠百科全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在启蒙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法国流行过这个词。另外，《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否认后来英语世界流行的laissez-faire这个词是法语，但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却不能回答它为何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盛行，它起源是什么。

为什么“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突然在1756~1778年间开始在法国盛行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欧洲形势，其实在17~18世纪期间，中国与欧洲的交往甚为频繁，这时欧洲的传教士经常来往于欧洲（包括法国）和中国，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播宗教之外，还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和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当然，这时中国也有一些人前往欧洲进行交流。

知道这些，就会使我们明白“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突然在1756~1778年间开始在法国盛行的原因——是受中国道学的“无为”思想的影响。

2.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的源泉来自中国的道学。经济学界一般把亚当·斯密看作是自由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但是，在斯密的背后是法国的重农经济学派魁奈和杜尔哥，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产生深受魁奈和杜尔哥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而魁奈和杜尔哥经济理论的产生又深受中国的道学的影响。

（1）受中国道学影响，魁奈首次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从16世纪起，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魁奈就是在这个时期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魁奈的全名是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1749年，魁奈55岁时移住凡尔赛宫后，便有更多的机会同哲学家和思想家交谈，借以熟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这一时期也是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这段时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双重头衔，这些传教士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同为国王身边的人，关系密切，使其能从同为“御前数学士”传教士那收集大量中国资料，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文化，特别是老子的“无为”和“自然法则”思想。

1754年（魁奈60岁）后，魁奈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受中国文化影响，魁奈还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1758年魁奈第一次把中国道学中的“无为”译为“自由放任”，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无为而治是中国道家的理论核心，法国重农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将老子的“无为”译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以反对政府对贸易的干涉。laissez-faire一词先在法国宫廷、上流社会和欧洲流行一时，后直接被英语采纳，并日益呈现燎原之势。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laissez-faire这一词成为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因此，自由放任后来已成了西方自由经济的代名词了。

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在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魁奈后期作品还有《自然权利》，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天赋人权、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反对政府干涉控制，这其实就是道家自然法则的社会翻版。并且在当时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

（2）法国重农学派人物杜尔哥的经济自由思想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这部著作也与中国有着某种关联，1763年两位在法国学习神学的青年学成后准备回国，杜尔哥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把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写信向他提供相关信息——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而且其政治经济制度被欧洲的思想家们认为是世界的典范，杜尔哥向两个中国留学生提出了52个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其内容主要涉及财富生产和分配。让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帮助不具备经济学知识的他们理解这些问题，杜尔哥对有关经济学原理作了解释，这些解释就构成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内容。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才形成了该书。所以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而此书又影响了后来的亚当·斯密。

杜尔哥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在市场活动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损害效率和公正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理由干预市场，市场有自我矫正的能力。对于市场中的欺骗和伤害，期待政府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就如同要求政府为所有可能摔倒的儿童都提供床垫一样。那些被欺骗的消费者可以从中学习到经验，不再与行为不端的商人打交道，而商人将会陷入信任危机而受到惩罚。可以看出杜尔哥的这一思想同中国道学的“无为”思想是一致的，这一思想也被认为是后来的哈耶克自发扩展的市场观念的重要来源。

3.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直接受重农学派的影响

（1）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的鼻祖和他的伟大的作品《国富论》像一颗最亮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因此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受到人们称赞的是，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亚当·斯密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师和道德学教授，其第一本著作就是在1759年出版的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并且该书获得了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道德情操论》对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应该说亚当·斯密的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的基础，因为只有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而只有读了《国富论》才会知道应该怎样“利己”。

（2）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直接受重农学派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于1776年3月9日出版问世的。而亚当·斯密写作这部巨著直接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因为，亚当·斯密是在完成对法国的考察之后写成《国富论》的。

1764年2月~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苏格兰哲学家）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就是《国富论》）”；1765年10~12月，亚当·斯密访问了日内瓦，并多次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见。回国后，斯密即开始《国富论》创作，1773年春他携带初稿前往伦敦，准备交给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1774年以后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为此，他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修改和补充，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

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的多次讨论，以及杜尔哥为其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他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可以说，法国重农学派对斯密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法国重农学派又是受中国道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道学流派）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斯密受到启发，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因此我们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的产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道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确实引用了大量中国文献。

4.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代表哈耶克将老子视为其思想教父。哈耶克（1899~1992）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20世纪中叶，凯恩斯等国家干涉主义抬头，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再次阐明了自由经济的神圣地位。哈耶克因此也成了20世纪自由经济的象征，是自由市场的旗帜，享有“斯密第二”的美誉，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除《自发秩序原理》外，哈耶克还著有《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表达了他对干涉主义的极度担忧。1960年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借用自然科学中的“Spontaneous”一词，提出了“自发的秩序”概念，并把社会秩序分为两类：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1988年哈耶克出版了生命中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称“扩张秩序”），将其自发秩序理论推到了巅峰。

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看作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本人却认为中国道学经典著作《道德经》中的“无为思想”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体现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二、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1.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凯恩斯（1883~1946），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是剑桥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才智横溢的理论创新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缔造者之一。

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提出有效的帮助各国政府摆脱困境的对策。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系统化。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他主张通过刺激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为刺激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用征富济贫的收入分配政策，从而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刺激生产，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学说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一次革命，即由崇尚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把政府视为市场制度合理的调节者和干预者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信条。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对当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凯恩斯之后，他的追随者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会永远处于危机之中，而是经常出现繁荣和萧条交替的现象，因此，在经济政策上就不应该片面实施扩张政策，而应依据社会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实行紧缩与扩张的政策。他们利用IS-LM分析，肯定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地位。另一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还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同时实现所规定的社会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除了实施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外，还要辅以工资指导性政策、收入政策以及劳动政策等。

2.中国儒学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儒家代表人物是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孟轲、荀况等。

儒学的代表作是“四书五经”。儒学随着历史阶段和服务方式的不同，其形式和理论主张也不尽完全相同。先秦的原始儒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六朝以玄学形式出现的儒学，宋明的理学，明清时兼有实学特点的儒学，以及近代以来融收了西学之长的新儒学，都在具体形态和思想内容上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无论其怎么变化，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即都以“仁义、礼智、道德”为依归，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其人生哲学的宗旨，都主张积极入世，报效国家。

在经济思想上，儒学主张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例如：从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孔子、孟轲、荀况等人来看，孔子希望依靠国家力量实现资源配置的平均状态，认为国家干预的理想状态是顺应人民需求，用少的资源消耗给人民带来大的实惠，体现仁义、公平和效率的“大同”世界的资源配置，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孟子生动地提出资源的稀缺性与选择问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汉代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荀子认为政府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搞好基本设施建设以保护生产，引导人民生产劳动，通过“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等，实现先裕民再富国。再如：始于汉宣帝首设“常平”仓，以避免在年成好时谷贱伤农，又使贫民在灾年时有所依靠，这实际上是国家干预思想大面积推行。此后，常平仓的设立成为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通例。设置常平、平准机构，开展国家对贫民的借贷、免除灾区赋税、通过兴办国家工程开展赈灾救灾等，就构成了中国汉代后历代王朝国家干预的基本内容。

实际上，两千年来，尊奉儒学的中国各朝代都在强调“秩序”，都是“管”与“国家干预”的体现。

（二）中国儒学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渊源探究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经讲过：“真理有两种，小真理和大真理。一个小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谬误，但是，一个大真理的对立面则是另一个真理。”

经济学理论也是这样。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备受推崇，自由经济理论影响世界整个，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而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对立面“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也备受青睐，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之后，主张政府干预、反对自由放任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说迅速风靡西方经济学界，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各国政府采用。

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提倡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他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1.凯恩斯是自由经济学派转为干预学派的。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因此，凯恩斯原本属于自由经济理论学派，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他感觉到传统的经济理论不符合现实，必须加以突破。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2.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凯恩斯由自由经济理论学派转为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派。凯恩斯本是一名自由经济理论学派人物，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追随者，然而，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他的经济思想逐步开始变化，最后从自由经济理论学派转为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派。

这还要从一本经济学著作《孔门理财学》说起，《孔门理财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孔门理财学》是由陈焕章（1880~1933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修改而出版的，陈焕章，字重远，广东高要人。18岁到广州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书，与梁启超为同学。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后申请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为留美学员，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宣统三年(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是《孔门理财学》。

由于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答辩通过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就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该书应该是中国人在西方出版的最早一部经济学名著，集中总结阐发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陈焕章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孔门理财学》曾经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影响，并受到不少重量级经济学人关注。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后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孔门理财学》也受到凯恩斯的高度关注，为此，凯恩斯还专门为该书写了书评，凯恩斯为《孔门理财学》写的书评于1921年发表在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20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凯恩斯当时在剑桥经济学圈中崭露头角，刚刚当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对此书甚为推崇，认为这本书“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认为孔子以后的中国人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同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十余年之后，凯恩斯写出了自己的《论货币》。凯恩斯的眼光非凡，比如他从《周官》里看到了最早的货币交易制度。他还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大儒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为什么凯恩斯推崇这部书？大概是凯恩斯是把经济学同道德伦理相结合的最后一位经济理论大师。1936年凯恩斯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思想彻底底从自由理论转变为国家干预理论。

凯恩斯能为《孔门理财学》写书评，并把该书评发表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刊物《经济学杂志》（TheEconomic Journal）上，可见，凯恩斯应该对孔子（儒家）思想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不能不对其经济思想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凯恩斯由自由经济理论学派转为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派，中国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3.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当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转变也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个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产生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历史原因。作家纳森(R．Nathan)在一部小说的序言中对这场危机是这样描述的，“我所记叙的，是发生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美国遍地都是失业者。没有工作、没有金钱，又无家可归的人充斥着整个社会。失业的人有的流落街头靠卖水果糊口,有的全家都无处安身，只好搬到公园里的违章小屋，靠捡破烂维生”。这就是当年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结局。

如何摆脱这种危机？按照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人们应该深信：危机与萧条不过是由经济活动中的暂时性摩擦带来的混乱现象，只要置之不理，就会自动恢复常态。连危机期间的胡佛总统也仍然信奉“自由经济理论”。胡佛认为要听天由命，并宣称上帝会使美国很快复兴。然而，放任不但没有使严重的萧条得到克服，相反却日益加深。在危机底谷的1933年，德国的失业人数为800万人，而美国则达到1400万人。这一年全世界的失业人数共计5000万人。因此，不管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的经济政策却不得不弃之前行。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然而，这时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安然无恙，处身在世界大危机的暴风圈之外。

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现实，以往的经济学无法承担这一使命。固然曾有马克思经济学预言到这种资本主义的残破局面，但它却无助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况且，美英等国视马克思为敌人，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任何转向马克思、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存在和蔓延，因此，他们不可能照搬当时前苏联的模式。

怎么办？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亟须一种崭新的经济理论以拯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于1936年应时而生。凯恩斯经济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需要，使英美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云集其下。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意义在于阐明了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总产量)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提出了经济活动不能放任自流，国家和政府必须对经济活动要有所作为。

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凯恩斯提出国家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凯恩斯理论一出，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接受他的理论并开始执行“新政”，资本主义从萧条中回归了。凯恩斯主义似乎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