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2023年4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欧阳沁发表致辞，他们对学会成立五年以来，在实践总结、理论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了充分肯定，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为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崭新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了相关学科建设，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作为清华大学校庆112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国际会议也是清华大学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认真研究回应国际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加快社会科学中“清华学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嘉宾包括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罗西尼·梭曼内森（Rohini Somanathan）；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金融发展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本次会议。

李稻葵在主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SAGE学会成立近五年来的发展，强调了学会以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为唯一目标，秉承面向各界开放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他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创立正是来源于中国经济的思想与实践。他希望通过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系统总结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在世界范围内予以传播和推广。

随后，李稻葵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范式，即“七法则”：一，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二，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表现有重要影响；三，政府的行为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而非偶然或随机的；四，税收体制直接影响政府的激励；五，政府决策者的产生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六，政府的机构设计影响对政府的行为；七，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采用“案例-理论-统计”结合(CTS)的研究方法，重视从现实案例中获取感性认识，再通过模型和统计方法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他认为，推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并非是清华大学一家的任务，而需要中国高校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埃里克·马斯金指出，近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倒闭事件，勾起人们2008年金融危机的回忆。面对银行倒闭，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安抚银行储户情绪。虽然当下断言危机已被完全避免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就是政府参与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运作，对信贷稳定至关重要。他认为，信贷市场是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最重要的市场。与一般市场不同，信贷市场受到的冲击不但往往会被放大，且自身缺乏自我纠正的能力：一家银行在发放杠杆贷款和高风险贷款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自身的行为会影响其他银行，往往导致市场中涉及的行为总量过大。小问题扩散成大问题，几家银行倒闭导致银行大规模倒闭。

他认为，针对信贷市场的负外部性，需要事前、事后两种干预措施来予以纠正：在一家或几家银行陷入困境之后，政府可以对银行实施紧急援助，通过向银行提供资本的方式让它们得以继续运营、放贷。但事后援助政策可能促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发放更多高风险贷款，进而助长未来潜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即“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政府的事前干预措施，也就是监管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监管最重要的形式是对银行杠杆率和资本要求进行限制。考虑到一家银行发放的贷款量，政府应规定该银行需保有最低限度的资本来支持贷款，同时要限制该银行从其他银行贷款的额度。从源头上对银行施加资本要求、实施杠杆率限制，防止其陷入麻烦。

过去五年，中国总体的财政赤字率总体上没有超过3%。高培勇指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考量，且都符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基本原理常识。首先，宏观政策的配置也需要成本效益分析：GDP增长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实现目标需要多大的扩张力度？财政政策要担负怎样的任务？货币政策要承担怎样的任务？分析和研究成本，正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当论证宏观政策将何去何从之时，如果忽略了可能付出的代价，那么该主张可能就是缺乏节制的。他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不能被忽略 - 帕累托基本准则：即宏观上的所得要大于宏观上的所失，政策扩张总要付出相应代价去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必须坚持政策效益要大于政策成本。

第二，宏观政策虽能解决短期的矛盾和问题，但并非无所不能，因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并非都是短期的。如果不加分析，把所有矛盾和问题都用宏观政策的办法去处理，其结果一定是大水漫灌。高培勇强调，面对三重压力，特别是预期转弱的压力，宏观政策有时候是有心无力的，大量的问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他表示，外界经常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若想让这种潜力、韧性，活力转变为现实，就必须依靠改革。不能以宏观政策包打天下，要坚持政策的归政策，改革的归改革，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艾德蒙·菲尔普斯相信，创新很多时候并不来自于科学家的发明或发现。《大繁荣》一书中指出，19世纪80年代涌现出大量的新产品和新方法，依靠的是万千普通民众的智慧结晶。创新来自于经济体系内部，来源于工人、管理者或者普通员工为生产更好产品或者创造更好方法而自发构思的新想法。一个国家的活力，尤其是经济活力的提高，可以催生一系列独特的新兴经济活动，带动相关融资、开发和营销行业的发展和管理者的成长，这些都会带来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工资的提高，以及员工参与度和满意度的提升。

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创新的活力，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维护“自由市场”，而在于人是否具有创新的欲望。创新者往往不拘泥于主流观念，有足够的洞察力，善于跳出思维定式。他们拥有主动出击、拥抱竞争及渴望成就的价值观，这些都会对经济表现产生积极而强大的影响。当然，这种活力也需要支持创新的社会和政治氛围。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当下存在某些困难，如难以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企业可能存在等级化，研发的不确定性，对政府是否支持对未知领域探索的担忧等。但菲尔普斯相信，中国具备产生此种创新的原动力，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罗西尼·梭曼内森分享了印度在处理身份认同和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一些经验，讨论印度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不同群体间有巨大差异。1901-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婆罗门是最高的种姓阶级，人口受教育率达到50%。而底层群体，如恰马尔人、桑塔尔人和贡德人，受教育率接近0。独立后，印度制定了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宪法规定立法院中的政治席位应与群体中的人口比例相适应，并在联邦就业和高等教育中推行同类配额。70年代年开始，印度政府实施符合人口标准的最低需求计划，规定每个村子一公里范围内必须有小学，三公里范围内必须有高中。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然人们的受教育机会大幅增长，不同种姓和群体间却产生了较大差异 – 这其中只有卡拉拉邦是个例外。虽然卡拉拉邦也存在很多不平等状况，但此地最大特点在于人口更集中，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合理，并因此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和更大的流动性。

梭曼内森认为，为使社会更加平等，政府需要大规模增加公共产品供给。这有助于促进平等性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消除平等和增长间的紧张关系。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增加了弱势群体的流动性，还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会带来高额回报。

        主旨发言环节结束后，李稻葵教授与现场嘉宾进行了圆桌对话。        

田利辉指出了对未来经济学的三大忧虑：首先是市场无度。在科技革命时代，常常是少数一两家公司以资本起家，若任由其粗放发展，资本会不断加杠杆扩张自己的规模和利润，最终吞噬自我。若要杜绝此类现象，需要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其次是政府无界。政府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天然参与者 -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面，和政府不是对立面。但若政府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模式；第三是青年人无心。年轻人要在科技革命的年代去发展学问、发展中国、推动世界变化。面对变化带来的冲击，减少内卷、内耗，保持信心，戒骄戒躁、做好准备，勇于创新。

回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田利辉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对于机制的研究。一是研究政府在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当中的作用；二是预防和惩处市场主体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三是着眼教育经济学。在全阶段的教育过程中吸取世界优秀教育模式的精华，调动政府的主动性；四是设计激励监督等机制。他相信，研究者应该走在时代前列，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

张中祥认为，不能在理论上和研究中只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需要深度发掘中国现象背后一般性的理论和逻辑。通过寻找共性，在国际上争取更多共识，发出更多声音。印度当下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所具备的引导议题能力，就在于印度研究者很善于将印度现象与理论建立联系。对于中国来说，基于经济发展现实，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创新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同样重要，国内很多研究侧重总结经验，但绝不能忽视理论创新。与此同时，在对基础学科的支持方面，不能只大力气支持重点项目，还需更多地向小的基础创新倾斜。如增加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以强化对基础科学创新的自由探索 - 因为很多重大突破都依赖于小的基础创新。市场对于技术的价值有很强的识别能力，有应用价值的创新一定能获得市场资源的支持。建立一个政府和市场之间有机的长期支持机制，对于促进创新十分重要。

陈斌开表示，现代中国经济学整体研究与教育的开展，可能是一个建立在国际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本土化的过程：即以国际视野和规范方法为依托，更深入的研究中国问题。由此可见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方面，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国际视野和平台；另一方面，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在国际话语体系里面提供一个以学科为支撑的话语体系。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行为究竟如何影响市场发展，及该行为背后的逻辑，是当下学界集中讨论的问题。陈斌开认为，在政府与市场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关系中，信息效率和组织效率是两个核心概念。市场的信息效率高，政府的组织效率高，在创新政策的研究里，如何考量这两者之间的协同，是亟需深耕的内容。

国际会议结束后，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学者参与了学术分论坛环节。他们围绕“政府与经济发展”、“财政政策”、“政府与对外开放”三个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