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英国国王乔治五世?
在参加第一世界大战的各主要列强君主中,我认为乔治五世是和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一样非常懂得见风使舵和老谋深算的成功君主,这从他迥异于另外三位在一战中亡了国遭受人民唾骂的昏君德国凯撒威廉二世,奥匈帝国的凯撒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以及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截然相反的好评就可以看出来。
坎特伯雷大主教克斯莫·高顿·朗(Cosmo Gordon Lang)在1935年5月的“国王登基25周年白银庆典”这样评价这位经历了爱德华时代大英帝国的繁荣和一次世界大战腥风血雨的君主,国王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受到民众的爱戴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他在圣保罗大教堂集会上的发言稿中这样写道: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5年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些年伴随我们的是接连不断的麻烦和负担。最初是党派争斗的阴云挥之不去。随后,我们的民族又经历了一场最艰难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我们又度过了几年艰苦奋斗的日子……我们的商贸活动和工业生产得到了复苏,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为和平稳定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石。然而,抛开这些表象,我们还能发现更深层的暗流涌动:人们精神上的统一、信赖和牢不可破。王权意识是这种精神的中心体现。科斯莫·戈登·朗在英剧唐顿庄园里的剧照,历史上他担任过约克大主教 (1908-1928)坎特伯雷大主教 (1928-1942),在1935年他对乔治五世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为什么乔治五世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君主制威信扫地,他在德国俄国的亲戚或者家破人亡【俄罗斯,黑森大公国王室】,或者丧失了在国家的特权【例如德国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公爵失去了在英国的坎伯兰公爵爵位】后作为一位德国王族在英国享有不亚于他的父亲和祖母的声誉呢,这和他高明的见风使舵的政治眼光和严谨的个人行事作风有关。
作为一位公认的头脑没有他的父皇爱德华七世聪明的国王,登基不久乔治五世就陷入了英国上下两院的纷争中,这令他挠头不已。他本人缺乏经验,也不太理解政治分歧产生的原因,一时间手足无措。
众所周知,英国议会由上议院和下议院两部分组成。上议院的成员都是世袭的贵族和一些主教,直到19世纪初,上议院在议会中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下议院的议员都是平民出身,只有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上才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1832年,上议院的贵族议员们由于傲慢无度,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试图阻挠下议院通过的选举改革动议,但最终没能得逞。当时担任首相的是下议院推选的查尔斯·格雷伯爵(Charles Earl Grey),他说服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和后来的国王威廉四世,打击了上议院的嚣张气焰。
如果上议院议员们继续与“民选”的政府作对,那么国王将敕封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平民议员,进而改变议院的席位比例。
当然,这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上议院的贵族们很快就改变了立场,同意下议院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的平民获得贵族封号,进而分享他们的特权。他们宁愿失去部分政府决策的权力,也要避免贵族头衔泛滥成灾。
1909年,也就是爱德华七世去世前的一年,英国议会再次出现动荡。上议院贵族们显然把1832年出现过的危机抛在脑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1905年,以自由党为主的下议院再次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并把持了政府大权。这无疑又激怒了上议院的议员们,特别是那些保守派的大地主。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自由党领导人大卫·劳合·乔治,也就是后来的首相。他提出了一个《国民财政拨款预案》(People’s Budget),引起了上议院的不满。根据这一预案,国家将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支出,并对私人财产和遗产征收一系列的税费,其中矛头直指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阶层。显然,这一系列的新政引起了贵族们的反感。他们联合抵制,力图阻止这项财政预案的实施
作为国王,乔治五世只能听取(代表某一党派利益的)首相的建议,他身边的另外一位重要谋士是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他是王室的私人秘书,也是一位无党派的政坛高手。早在爱德华七世时期,他就成了国王的贴身参谋。
然而,乔治本人并不欣赏这两位参谋提出的建议,也就是照搬1832年的做法,靠国王加封贵族来迫使上议院就范。乔治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如此滥用,感到非常不快。而且,他心里知道,如此这般的做法无疑是让自己成为实权派操纵的傀儡,进而削弱王权的统治。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跟首相作对是没有丝毫胜算的。在没有内阁政府的允许下,作为一国之君的他甚至都无法和反对党领导人进行会晤。按照以往的惯例,国王只能在首相的“建议”下,适当参与一些政务性的会谈——显然,阿斯奎斯是不会建议他这样做的。
乔治对于首相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的干预度非常有限。相反,阿斯奎斯对于国王的控制力却非常大,他可以在与国王的会谈中对其提出警告,或是劝谏国王改正错误;如果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越俎代庖,不去理会国王的意见;更有甚者,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训斥、辱骂或是大发雷霆,就像暴君一样。
不过,首相唯一不可以做的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去指挥国王。如果他胆敢犯上作乱,就会直接威胁王权的统治。一旦国王对首相失去了信任,那么首相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然而,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怪圈。被赶下台的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依旧会把王室权力的问题搬出来叫阵(1910年的选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说,民主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全民反对王室?万一要是下台的政党再次当选呢?那岂不意味着王权的垮台:民众是不可能让一个跟国王作对的政党上台的!
阿方索十三世和乔治五世1910年11月19日,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接见了阿斯奎斯和克鲁威(Crewe),后者是上议院议会党团的主席。如同以往商讨重要国事一样,这一次仍是三人的秘密会议。在会谈过程中,对峙双方都彻底摊牌。阿斯奎斯和克鲁威力劝国王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乔治五世显然不太情愿。两位大臣以辞职相要挟,并威胁国王说,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则会举行全民大选,推翻王权统治。
乔治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机会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交流意见;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乔治被他俩说得心烦意乱,心里非常生气,似乎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我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乔治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此违背自己的意愿,我感到非常羞愧。”不过,乔治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势下,他别无选择。
对此,肯尼斯·罗斯认为,这次会谈是乔治五世一生中最感耻辱的时刻。此事过去21年之后,乔治仍耿耿于怀地告诫老勋爵克鲁威,他在当年是如何像训斥一个小学生一样,把国王本人逼得走投无路。在乔治看来,这是一场最肮脏的交易。
被逼无奈之下,乔治只好履行承诺,增补贵族封号,来平衡上下两院的实力对比,而且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贵族们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特权被慢慢剥夺。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高兰德把这称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宪法修正案”,今天的人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王权的地位也就此有了改变。”高兰德这样写道:
此前,上议院总是通过维护王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如今这种长期以来的继承权力的做法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人们之所以一直忍受这种体制,是因为它仍有其功用;头戴王冠的国王在生活态度上反映了普通英国人的理念,民众由此产生了认同感。
如果国王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或是持续性地无法满足民众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建立共和制的国家政体将是最佳的选择。国王的权力也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即代表国家的一种象征;
国王的实权则就此瓦解……(君主立宪制国家政体)能否持续运转,则要取决于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
人们肯定是希望剥夺王室的特权。不过,废黜王权也不能一蹴而就。乔治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安抚自己心灵的创伤。两年半之后,他就不得不彻底退居幕后,不被允许插手国内政务,这对一位君主无疑是痛苦的,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革命的立宪浪潮下宁死不愿意放弃他在绝对君主制下享有的权力,只出了个基本法忽悠他的国民,但乔治五世却知道他必须要让人民享有更多的权力,在他执政时期,他一直在忍耐自己的情绪,像人民让步。
1901年5月9日乔治五世为澳大利亚议会开幕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亲戚给英国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起初,两国之间并没想到真的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前线官兵,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认为,这场战争在年底圣诞节前就会结束,英国人一定班师回朝。然而,英国派驻军队跨过英吉利海峡,增援法国盟友;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疯狂进攻下节节败退。9月初,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巴黎,英国社会一片骚动。仿佛在一夜之间,英国人心中点燃了仇恨所有德国人的怒火。
那位友善的德国表兄,尽管以前就让人觉得不太可靠,但至少还是颇受英国人尊敬的,此时变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当时的英国,一旦见到德国姓氏的人,大家开始都流露出鄙夷的表情,而后就是拳脚相加,甚至还有的被当场扣押,立即送往拘留所。英国对德国商品实施禁运,就连英国人喜欢养的德国小猎犬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乔治五世对于民众产生的排外情绪感到非常震惊;而他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宫廷内唯一来自德国的侍女艾尔萨(Elsa)被遣送回国。英国人的仇德情绪甚至都蔓延到了上层社会,就连国王的侄子路易斯(Louis)也未能幸免。路易斯,即德国巴登堡(Battenberg)地区的路德维希公爵(Duke of Ludwig),娶了德国黑森(Hessen)地区的维多利亚(Victoria)公主为妻。路易斯的青年时代是在英国度过的,而且一直在军队工作,是个事业有成的模范军官。
1912年,他被授予了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的职位,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最高头衔;此事在英国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当然是来自他的德国出身。尽管乔治五世为他说情,但是迫于舆论压力,路易斯还是被免职了。路易斯本人感到非常恼火,不过他心里明白,与愈演愈烈的民族仇恨相比,他的一官半职根本算不上什么。1921年,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英国人给他恢复了名誉,重新授予他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Fleet)的称号。然而,心灵的创伤是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路易斯并不是第一个因为自己的德国身份而在英国丢掉官职的人。理查德·霍尔丹勋爵(Lord Richard Haldane)是这场反德风潮中的最大牺牲品,他本人曾于1906年至1912年担任英国的作战部部长,亲自发起组建了“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1914年,霍尔丹勋爵成为英国上议院的主席,也就是所谓的“贵族总理”。此时,有一位密友揭发说,霍尔丹勋爵曾在两年前的一次晚餐聚会中谈起,德国是他的精神家园。
实际上,霍尔丹只不过是在回忆自己40年前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习,顺便提及的。然而,英国媒体却添油加醋,连续几周把这一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结果引发了一场全民运动。霍尔丹办公室每天收到的恐吓信多达2600封。在如此形势的逼迫下,霍尔丹只好辞职,以慰国人。
1916年,一战已经进行过半。在英国国家政体里残留的唯一带有德国色彩的家庭恐怕就要算是国王夫妇本人了。按照专业历史学家的说法,英国王室的祖籍可以溯源到“萨克森–科堡–哥达”(Sachsen Coburg Gotha)这个姓氏,后来被“维丁”(Wettin)所替代,与德国的“汉诺威”(Hannover)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名字叫什么并不重要,恰恰是顶着德国名字的这个王室家庭在很长时期以来,就已经被民众当作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了。
乔治五世并不像他的祖辈那样会讲德语,但他的妻子玛丽说话略微带有口音,被英国民众误认为是“德国”口音。早在1854年至1856年英德两国爆发间谍战期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公爵就遭到怀疑;尔后,1870年至1871年的法德战争中,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被牵连了进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的反德声浪更加强烈,许多人在报纸杂志的读者来信栏中甚至明确斥责那些在白金汉宫里隐藏着的“外国间谍”。
H. 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当时英国著名的作家和社会主义者,也是旗帜鲜明的反德斗士;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把英国说成是“从外国进口的皇朝帝国”。1917年5月,威尔斯在《便士画报》(Penny Pictorial)中发表了题为《王室的未来》的文章,矛头直指英国王室。《便士画报》是一本严肃的期刊,对威尔斯的文章非常重视。在文中,威尔斯也为王室出谋划策,为的是让王室人员更受民众的欢迎:英国王室必须做出决断,要么维护欧洲亲戚的利益,要么就与其划清界限,完全代表本国人民。
乔治五世可不想听任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摆布。不过,1917年是英国王室倒霉的一年。先是远在俄国圣彼得堡,由于饥荒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接下来,身为乔治表兄的前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us II)申请逃往英格兰避难,英国人对此异常敏感。
最初,乔治答应了沙皇的请求,不过很快他又拒绝了,因为他得知俄国发生的工人革命声势浩大,就连原先为宫廷服务的庶民都加入了倒皇的队伍,他非常担心引火烧身。此外,一战期间,英国国内的罢工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都厌倦了长期的战乱,社会缺乏前进的动力,经济发展也乏善可陈。宫廷内外都笼罩着一团恐怖的气氛;人们担心,英国也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尼古拉斯二世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又被偷偷地遣送出境,一年之后,沙皇及其家人被一伙布尔什维克党人暗杀。
1917年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抬出了威尔斯批评王室的言论,对乔治五世进行逼宫。王室成员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好做出相应的让步。为王室改换门庭的建议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乔治让手下人征集一个更合适的王室名称。
很快,各种建议就汇总过来,名称意见稿堆满了国王的办公桌。英国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反对派简直就是可笑至极”。最终,还是由不久前被封为斯坦福德哈姆勋爵(Lord Stamfordham),并担任国王私人秘书的阿瑟·比格在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之后,拿出了一个最佳方案。
以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曾经被人称作“温莎的爱德华”,这可能是他于1312年出生在温莎城堡的缘故。从历史来看,爱德华三世是英国国王中的代表人物;这一命名对于英国王室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并且,“温莎”这个名字极具想象力——它是非常英国化的称谓,就如同“迈克尔”在德语名字中的普遍使用一样。再说到温莎城堡,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同凡响。
早在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埃格伯特(Egbert)就曾在温莎城堡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的威廉国王征服英国之后,在此修建城堡;此后,国王约翰(John)在温莎城堡签署并颁布了《英国宪章》;爱德华三世(“温莎爱德华”)在此创立了嘉德勋章,成为英国最高级的荣誉勋章;后来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查理二世和乔治四世(George IV)都曾经将温莎城堡作为行宫,对其进行过清理和扩建。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称作“温莎寡妇”的维多利亚女王就葬在温莎城堡的花园里。总之,“温莎”这个名字是完美无瑕的。
1917年7月17日,英国王室正式发布对外公告,将家族名称改为“温莎家族”(House of Windsor),所有与温莎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德国家族也都相继改名。原来的特克公爵被改封为剑桥侯爵(Marquess of Cambridge),他的弟弟被封为阿瑟龙伯爵(Earl of Athlone)。前文提到的路德维希公爵,前海军勋爵,则彻底将姓氏改成了英国化的蒙巴顿(Mountbatten),后来他被封为米尔福德黑文侯爵(Marquess of Milford Haven)。
在最新颁布的议会法中(尽管在法律上引发了很大争议),所有追随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贵族,其英国贵族封号被彻底取消。例如,德国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公爵失去了坎伯兰公爵的头衔,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也不再是奥尔巴尼公爵(Duke of Albany)了。
改换门庭究竟能有多大的用处?威尔斯预言的爱国主义思潮,以及英国王室的复兴,并没有很快到来。相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被迫应征入伍,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手中武器的力量:在浴血奋战之后,他们也想获得一部分的权力,来当家做主人。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风起云涌,英国工党的势力也如日中天。
1918年春,德国陆军上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在欧洲战场上发动了“米歇尔攻势”(Operation Michael),彻底改变了持续很久的拉锯战格局。
英军为此损失惨来,即便是美国的增援部队抵达伦敦,盟军也很难取得胜利;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不知道“这一切究竟应该怎样结束”。在英国国内,政权统治岌岌可危,恐慌气氛非常浓厚;人们普遍担心可能爆发的革命、王权的倒台和德国人的入侵。夏天,新一股排外势力重新抬头,媒体也大肆煽风点火,一发而不可收。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最终还是战争挽救了英国王室。1918年7月,德国人的进攻陷入停滞。鲁登道夫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使得德国军队处境尴尬。在年初开辟的进攻战场由于战线太长,导致德军无法集中兵力,投入局部战争。
相反,盟军的作战策略更为灵活有效,而且美军的支援也缓解了前线的压力。每月大约有30万美军来到欧洲,增援盟军。8月8日,在法国亚眠(Amiens)的战役中,德军遭到重创。鲁登道夫请求德皇与盟军进行停战谈判。盟军对此断然拒绝。随后,德军在各个地区战场都相继失守,宣布投降。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于10月30日宣布战败投降;11月4日,奥地利放弃抵抗,宣布投降。
1918年11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Scheidemann)站在柏林帝国大厦上,向窗外的群众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黜皇权。威廉二世被赶下了台,并流亡荷兰。对于这位德国表兄的下场,乔治感到非常痛快。
乔治始终鄙视威廉二世的行径,到死也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乔治一直关心的是,这个下台的德皇是否应该作为战犯被起诉。从乔治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因为他把整个世界都拖入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妄图称霸世界。”尽管对威廉二世恨之入骨,但是乔治还是反对将他送上军事法庭。他必须为自己留有余地,万一今后英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他可不想让王室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整,乔治五世在伦敦的蒙蒙细雨中向全世界宣布:战争结束了。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民众都自发聚集在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观看国王的演说。“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乔治五世身着指挥官的军服,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陪同他的王室成员还有王后玛丽和长子大卫。王室一家检阅了欢呼的人群。
随后,国王夫妇坐上皇家敞篷马车,在伦敦城里穿行,为的是让更多的民众一睹圣驾。胜利的狂欢持续了一整天,当天夜里国王夫妇又一次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因为民众显然还没有看够,并希望与国王王后更多地分享胜利的喜悦。
一夜之间,英国王室再次受到民众的追捧;人们似乎再也不去考虑什么推翻王权的事情。而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一个个封建王朝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德皇在两天前被赶下了台;奥地利的皇帝卡尔(Karl)也于11月11日正式宣布退位;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也被本国人民推翻,流亡国外。
在德国各地,包括普鲁士(Preussen)、萨克森(Sachsen)、巴伐利亚(Bayern)、符腾堡(Wurttemberg)、梅克伦堡(Mecklenburg)、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和黑森,王室贵族也都被剥夺了特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五世的王位获得了空前的稳固,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戴。
与乔治五世相比先王爱德华七世显得多才多艺:除了英语之外,他也会说德语,而且法语说得也很地道;他在政治上也会耍些小聪明;兴趣爱好方面,他热衷歌剧和话剧,却对造型艺术和文学没有丝毫兴趣。
与父亲相比,接下来的乔治五世就更逊色了。他品味单一,头脑简单,对文学更是厌烦透顶。(“那些写书的人都该拉出去枪毙。”这样的句子似乎不像是出自一代国王之口,不过恐怕也不是凭空捏造的。)除了讨厌文学之外,乔治对歌剧、话剧和绘画也是一窍不通。
他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偶尔弄懂些政治把戏之外,他脑子里基本上就是空空如也。他不会外语,整天就喜欢和王后待在家里;王后织毛衣,他就在一旁摆弄邮票,俩人的生活乏味至极。如果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人们一定会说:要是让他俩接管一家企业,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肯定是公司倒闭;或许,俩人走运,埋头苦干,也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恰恰是资质一般的乔治五世,非但没有把英国王室搞垮,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王权的统治,甚至对今天的英国政局仍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他的祖父阿尔伯特相提并论。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乔治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乔治为人处世的风格。在接过“最好的朋友和最亲爱的父亲”的遗产之后,他就终结了由先父开创的“爱德华朝代”,而且为此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气力。
“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随着爱德华七世的逝去也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所有追随爱德华七世的宫廷侍卫、友人,以及由拥戴他的一干人等发起组建的马尔伯勒俱乐部都曾经是议会党团的权力核心,在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整个英国上流社会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如今,也是树倒猢狲散,繁华逝去,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乔治夫妇在当威尔士王储的时候,并没有理解“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其中真正的含义。他们居住在约克庄园,那是一片不大的领地,属于他们自己。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如同地位不高的普通庄园主一样:仆人不多;日子过得平淡如水;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也无须操心其他生意上的琐事。
当然,对于王妃玛丽来说,约克庄园的生存空间的确有些狭小;但是,她从不敢违背乔治的意愿,只能默默忍耐。而乔治本人特别喜欢这种简朴的生活和乏味的居所,因为这里实在太小了,所以根本不可能举办大型社交活动。乔治也不喜欢各种喧闹的庆祝活动,他讨厌那些人在聚会中凑在一起说三道四,或是彼此开玩笑。
在此类社交活动中,人们总会开一些略微过火的玩笑,涉及他人的隐私,而乔治对此大为不齿。在他看来,他的父亲以及身边的那批“爱德华迷”几乎都成了专业级的猎户,因为他们整天都泡在围场上以打猎为乐。而且,爱德华时期的社会世风日下,离婚成了一种时髦。
甚至在许多乡间周末派对的活动中,出现了“换妻”游戏(道义上很难约束,而且都是秘密组织活动)。乔治和玛丽夫妇从未参加过这类活动。乔治在娶玛丽为妻的时候,就把婚姻当作一项责任;同样,玛丽对乔治也是忠贞不贰。从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或许,其他方面更能说明这一点:乔治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死心眼的家伙。在爱情问题上,他根本就不会耍什么诡计来欺骗妻子。
可以说,乔治在这些方面堪称表率。整整35年,他眼睁睁地看着风流倜傥的父亲与各式各样的情妇鬼混,从中他完全可以学到许多拈花惹草而又不被妻子发现的花招。但他从母亲阿丽克斯身上体会到了婚姻不忠带来的痛苦。他懂得,在纷乱复杂的男女关系中很难超脱世俗,并独善其身。尤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理应明白这些道理。在爱德华时代,乔治本人对此也只能是听之任之了。
不过,乔治自己当上国王之后,立即整肃宫廷生活,恢复了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首先,他“清理”掉了一批经常出入宫廷社交活动的贵宾名单;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道德败坏,就是政治上图谋不轨。此外,他把过去一些老规矩重新搬了出来(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复古作风,比如打字机仍然得以保留;戴眼镜也没有被再次禁止)。
另外,他还特别加强了进入白金汉宫的安全检查,将爱德华时期许多敞开的宫门重新关闭。甚至,在乔治眼里,白金汉宫显得过于奢华,长长的走廊、宽大的玻璃和金光灿灿的立柱似乎都有些多余。乔治恨不得把这所大宅拱手出让。他本人更愿意住在相对简朴的肯辛顿宫;然而按照规定,那里是英国内阁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不允许王室居住。
然而,乔治五世的努力并不能立即奏效,他的一己之力无法让喧嚣已久的社交生活平息下来;上流社会的人们依旧热衷无休止的欢庆活动。乔治五世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人们希望他做什么,因此也就顺应民意,举办一些社交活动。他也会出席这些场合,因为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不过,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组织舞会,用社交生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此类活动中,乔治最喜欢打猎,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全英国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通常,在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郊区,他一天可以打下上千只野鸡。这些野鸡都是专为皇家狩猎而饲养的;有些反对派人士曾经强烈谴责国王的狩猎活动,特别为那些受伤的动物鸣不平。除了在自家庄园附近狩猎之外,乔治还喜欢去邻居家或是风景优美却属于其他贵族庄园主的领地打猎。除了打猎,乔治从不参加伦敦城里举办的贵族派对,也没有像父亲一样组建什么亲友团之类的“粉丝俱乐部”。
乔治五世的御用文人传记作家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20世纪50年代的书稿中记载了国王在白金汉宫的生活,把他的日常起居比作是舰艇船长一样的单调:每天早上起床后看一下温度计,然后阅读几个小时的文件;接下来就是和玛丽王后共进早餐;早餐后,国王与宫廷内的重要官员座谈商讨国家大事;然后是散步,穿过御花园(步子很快,完全是例行公事,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午餐(与玛丽王后共进);午餐后小憩15分钟。下午的活动会有些新花样:出宫参加政务活动或是在办公室处理公文。如果有时间,下午会安排一小时陪孩子们玩耍。晚上通常是安排一次接见。然后就是和玛丽王后共进晚餐。每晚23点10分,值勤的侍卫官会为寝宫内外熄灯;在国王上床之前,他照例还是要看一眼温度计。
传记作家皮尔斯·布雷顿(Piers Brendon)和菲利普·怀特黑德(Phillip Whitehead)把这位新国王的生活作风称作“巴尔莫拉风尚”。这让人不由回想起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公爵的时代。那时,女王夫妇把普通人家和王公贵族的家庭生活融为一体,在巴尔莫拉城堡里自娱自乐;他们还经常去乡间游玩,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乔治显然是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意志,并以自己的方式续写了这段传奇,与此同时,他还以自己的言行打造了近代英国王权体制得以延续的两大支柱之一:作风正派。
另外一大支柱就是英国王室特有的排场,以及在外事活动中代表国家的荣耀。在这一点上,乔治完全秉承了爱德华时代的作风。在仪式庆典活动中,乔治从来都不会推脱,而且竭尽全力地履行作为国王所应尽的义务。随后,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主持议会开幕,这也是爱德华时期英国扩充军事实力之后最盛大的一次政治活动,无疑是乔治执政元年伊始的大事件。
他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的活动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折磨。”然而,在公众面前,乔治头戴王冠的形象完全代表了大英帝国的威严(这顶“帝国王冠”重量超过了一公斤!),而且体现了他作为国王的责任感。与之相比,他的父亲爱德华就嫌王冠太沉重,总是戴一顶元首帽来出席盛典。
英国的加冕典礼仪式有着1100年的历史,在乔治的父亲爱德华时期已经进行了一些创新。1911年6月,乔治亲身体会了这样一次庆典。“他表现得沉着冷静,略带威严,以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形象在公众面前亮相。”
自由党国务大臣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对新国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对于整个仪式中始终处在焦点位置的乔治五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在整个庆典过程中,他必须头戴重达2.2公斤的王冠,这也是为了这次典礼而特意打造的“圣爱德华王冠”。典礼过后第二天,国王和王后都感到头疼不已,可想而知他俩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如此,乔治对于典礼仪式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他非常明白当时的处境,在民主思潮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想要巩固王室的影响力,维护王室的尊严,并让君主制政权延续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展示大英帝国的荣耀和光环。他甚至渴望经常抛头露面。
早在1910年底,乔治就自发提议,出访印度;名义上是想亲自慰问当地的臣民,实际上他希望借此来确立自己印度国王的地位。对此,英国国内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内阁不希望国王长时间外出访问;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也坚决反对在印度教为主的地区举行基督教的加冕仪式(包括所谓“天佑我王”的宗教理念)。
后来,乔治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在出访印度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在典礼上,乔治当着众人的面,亲自给自己戴上象征王权的桂冠(他特意派人定做打造),以示大英帝国的皇恩浩荡。乔治以这样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王者地位,从形式上避免了加冕仪式引发的不快。
乔治的印度之旅也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跨越两大洲的国事访问。1911年11月,国王乔治和王后玛丽乘船离开了英国,随行人员包括宫廷侍女、私人秘书、政界和军界的要员,以及一些必要的随从。
733人组成的出访团搭乘英国皇家远洋邮轮“梅迪纳”(Medina)号,从英国始发,途经埃及,穿过英法联合开凿的苏伊士运河,最终抵达印度孟买。随后,一行人到达最终目的地——德里。为了欢迎乔治的到来,印度特意将德里定为新的首都。
12月12日,乔治夫妇出席了在当地为这次访问而专门搭建的露天剧场举办的“德里都巴尔”(Delhi Durbar)庆典,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根据英国宫廷书记员约翰·福特斯库(John Fortescue)记录这次都巴尔盛会的资料,不仅可以看出其中的巨额花费,而且整个活动的安排也是千篇一律的献媚造势。所有的活动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王室一行抵达临时搭建的行宫,出席几十个印度当地贵族举办的欢迎会。
然后的安排依次是:代表团步行来到中央大厅,正式发表两份公告,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行礼致敬,奏国歌,仪式结束。
在场的几千民众围拢在中央大厅周围,聚精会神地观看这场盛典;然而,据当事人反映说,由于场地太大,人们根本听不清具体的公告内容,只看见身着国王服饰的乔治站在台上说了些什么,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人们蜂拥到中央大厅的讲台前,甚至许多印度统治阶层的官员都扑倒在刚才国王和王后站立过的地方,疯狂地亲吻地面,以示崇敬。此时,国王和王后一行早已回到了驻地。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时间。
英王此行的目的何在?巩固殖民地王权。“印度人后来表示,对庆典仪式非常感兴趣。这种奢华的活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工具,消除了东方封建统治下民众与英国现在国家体制之间的隔阂。”历史学家斯蒂芬·巴特摩尔(Stephen Bottomore)在为电影《德里都巴尔》写的评论里写道。英国人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方式不是直接插手,而是通过印度当地的贵族度公爵巩固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国王也确立了自己作为印度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英王印度之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欧洲,人们怀着惊喜和羡慕的心情,通过影像和照片资料看到了这场“都巴尔大会”的盛况。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看啊!英国国力是多么强大,世界各地的臣民是多么拥戴至高无上的英国国王!
特别是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消息令他们钦羡不已。为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德国人从1908年就开始扩军备战,组建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然而,英国人似乎不为所动,并用这种方式告诫对手,两国国力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这恐怕才是英国内阁首相希望达到的效果。
此外,英国人还盘算着,通过这次活动的宣传来显示英国海内外政权的稳固,打消竞争对手妄图通过瓦解殖民地附属国的手段,来动摇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1913年在柏林合照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与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二世。不过,这次印度之行的消息也在全球各地引起了一阵骚动。因为在当时,贫民阶层的生活(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上流社会却充分享受着工业革命的成果,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此时,正值革命前的动荡时期;六年之后,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十月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纷纷走上前台,开始了革命征程。对于英国王室来说,民主始终是有些危险的。这直接威胁着王权的统治。
在如此的社会形势下,“德里都巴尔”大会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进而加深人们对于王权体系的忠诚度。手持权杖、头戴王冠的国王在各地巡访,也是在为保守主义思潮摇旗呐喊。
乔治五世对人民是是充满敬畏的,他深知人民需要的道德完美无缺,懂得为国家民族谋福利的偶像,因而他想方设法的把自己包装成英国人强大而繁荣的象征,不去与自己的国民争夺权力,反而主动像他个人厌恶的左翼人士,例如社会党人麦克唐纳让出权力,让他们去组建联合政府以便解决一战后英国的经济危机。
他懂得怎么见风使舵包装自己,这是他作为英国的君主和对人民充满藐视的亲戚,例如那个在血色星期日残酷镇压国民请愿不愿意做丝毫妥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相比的高明之处,也是英国王室生存至今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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