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

 明清之际，盛行已逾百年的阳明心学，开始显露出种种弊端，东林、蕺山等学派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对王学的修正

明清之际，盛行已逾百年的阳明心学，开始显露出种种弊端，东林、蕺山等学派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对王学的修正。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因其所居杨园村而学者称之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是明清之际的著名理学家，作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其“尊朱辟王”思想，主要通过其友人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而影响了被称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谥清献，浙江平湖人），他们的学术活动直接推动了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考察三人之间的交游与思想承继关系，以及“尊朱辟王”的理论与实践，将有助于梳理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运动的过程，从而更为具体地了解清初学术转型的情况。

一

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三人之间的交游

吕留良一直敬重张履祥的学术，从康熙三年（1664）到康熙八年（1669），吕留良多次聘请张履祥到他家处馆，都被辞却。张履祥在与友人书信中说：“吕氏之招，自甲辰冬已有此意，弟辞之。次年，韫斯又为我辞之。去冬，势若难已，又力辞之。今竟不别延师，虚其席以待，意亦勤矣，故不自揣量，欲一往以慰之，非有去静就喧之心也。”吕留良在信中说：“今读手札所教，正学渊源，漆灯如炬，又自喜瓦声叶响，上应黄钟，志趣益坚，已荷鞭策不小矣。昔声始谓目中于此事躬行实得，只老兄一人，于时已知向往。……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轩岐医治耳。”吕留良对张履祥的向往，始于其从事程朱之学的姐夫朱声始，力请于正学有“躬行实得”的张履祥到家中处馆，意在进一步医治“阳明之病”并深入钻研程朱之学。康熙八年，张履祥到语水吕留良家，一边教授吕留良的儿子吕无党、吕无贰，侄儿吕仁左等；一边与吕留良等相与论学。一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张履祥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吕家，可见二人友谊之深笃，论学之投合。张履祥一生的处馆生涯中，在吕家则是难得的比较愉快的几年，“方此梧桐露冷，丛桂芬舒，明月在庭，吟声达户，冠童相对，各无愁心，兴味殊不易得也。”一则吕家几位子弟如吕无党等颇为优秀；另一则吕家藏书丰沛，又有吕留良、王锡阐等“诗书师友，日相敦勉”，共同“尊朱辟王”，学术有成。

张履祥晚年一直处于贫病之中，经常依靠吕留良等友人的照顾。对吕留良而言，张履祥对他有三次规劝，目的都在于敦促其专心学术。首先劝其不再从事行医，张履祥认为吕留良家资充足，不须为治生奔走，从医就“儒者之事”多有妨碍。吕留良听从了张履祥的劝勉，第二年就谢却医药之事，“自别后，医药之事，凡外间见招者，一切谢却，已一年矣。……初亦未尝计及医品损益。但于斯有未能自信处，恐致误人，以此谢却耳。不意其已有合于良箴也。今岁屈致考夫兄在舍，求其指教”。其次，吕留良是清初评选时文的名家，张履祥与其交往之后，就劝其放弃评选八股时文。他见到吕留良评选之书，立即去信批评：“诚虑行年即若卫武，已去其半。中夜以兴，虽若横渠，犹将不及，堪为若此无益身心，有损志气之事，耗费精神，空驰日月乎？……何况制举文字益下数等，兄岂未之审思耶？”吕留良评选时文也有其意义：“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一方面吕留良借评选时文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程朱之学加以辨析。因为张履祥的规劝和别的因素，吕留良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就不再评选时文，“拙选止于癸丑，以后不复从事矣”。第三次规劝，康熙十二年吕留良滞留在南京久久不归，张履祥劝其不要广交游、昭声闻，去信说：“但游通都之会已阅三朔，南北人士往来繁庶，交游必日广，声闻必日昭，恐兄虽欲自晦亦不可得。”对此吕留良曾与友人说起：“都会杂沓，诚然无人，诚足坏人。张先生所虑，同流合污，身名俱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学者自问何如，正要此间试验得过。”吕留良也同意乱世之中不应经常出入都会；但儒者也可以利用都会的“杂沓”来检验自己的修为。不过，吕留良还是在年末回到了语水家中。

陆陇其在正式认识吕留良之前，曾辑《四书讲义续编》，就多取吕氏之说。康熙十一年（1672），陆陇其与吕留良会于嘉兴，“先生访吕石门于禾郡，彼此恨相见之晚。一时往复，皆关学术人心。详《卫滨日钞》中。”《卫滨日钞》一书，后改名为《松阳钞存》，主要就是记录吕留良论学。这次会面，吕无党为其父所作的《行略》也有提及：“于禾，遇当湖陆稼书先生，语移日，甚契。稼书商及出处，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君得无疑误是言与？”二人论学除“出处”之际略有不同，此外甚为默契。再看陆陇其自己的记录：“余于壬子五月，始会东庄于郡城旅舍，谆谆以学术人心为言。曰：‘今之人心，大坏至于此极，皆阳明之教之流毒也。’又曰：‘泾阳、景逸之学，大段无不是。然论心性，则虽甚辟阳明，而终不能脱阳明之藩篱。’……一时之言，皆有关系，予所深佩服者。”当时所谈主要内容就是“尊朱辟王”，吕留良还谈到了顾宪成与高攀龙的“辟王”还未脱离“阳明藩篱”等，这些都对陆陇其触动很大。

吕留良与陆陇其的这次会面，关系重大。据《陆陇其年谱》所载，直到四十岁前后，陆陇其尚在朱王学术间徘徊，此后三四年间，他结识吕留良并受吕氏的学术影响，方才成为朱学笃信者。这一点，陆陇其本人也不讳言。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当陆陇其在京中获悉吕留良去世的凶讯，曾撰文祭奠。祭文中说：“某不敏，四十以前，亦尝反覆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之语录，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陆陇其与吕无党的书信中也说：“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耳。闻讣痛悼，非为私悲，为斯道恸。”并且劝吕无党编辑吕留良的遗书出版，“宜辑其关系世道者汇为一书，如河津《读书录》，余干《居业录》之例”。后来吕无党刊刻了吕留良的《四书讲义》等书，“今刊行晚村《四书讲义》，是无党奉先生之教而裒集以垂世者。先生之不负良友在是，而有造后学亦在是矣”。之后，具有“尊朱辟王”思想的《四书讲义》一书刊行流传颇广。

二

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三人之间的思想承继

陈祖武先生认为，张履祥晚年“遂以恪守朱学深刻影响吕氏父子与浙西诸儒”，“吕留良之学，受张履样影响极深。清初浙西诸儒，以表彰朱学而足以同浙东王学大儒黄宗羲相颉颃者，当首推张履祥”。

对吕留良的后半生来说，张履祥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钱穆先生曾指出，吕留良人生的前期：“课儿读书于家园之梅花阁，与鄞县高旦中、余姚黄梨洲、晦木兄弟、同里吴自牧、孟举诸人以诗文相唱和。”后期则是：“归卧南阳村，与桐乡张考夫、盐官何商隐、吴江张佩葱诸人，共力发明宋学，以朱子为归。”吕留良人生的前后期虽不能说决然不同，但也相去甚远。在与黄宗羲等交游之时，其“尊朱辟王”趋向不很明显，对吕留良与黄宗羲交恶一事，大多学者认为主要就是因为在学术上的分歧，吕留良从偏向黄宗羲所笃信的王学立场，转向了程朱之学。张履祥后半生致力于辟王学、兴朱学，吕留良就是其最为重要的合作者。张履祥对吕留良评价颇高：“用晦兄高明之识，旷达之度，既足超越伦等，兼其晰理必精，嗜贤如渴，祥两载相依，殊觉瞠乎其后。”就个人天分来说，也许吕留良比张履祥更高，只是吕氏沉溺于诗文唱和、行医及时文评选等杂务，不能专一于程朱之学，故其理学的学术成就并不突出。就辟王学的坚决态度与理论深度来说，吕留良不如张履祥；但吕对于当时学术的影响却比张更大。

张履祥的“尊朱辟王”思想，对陆陇其也有重大影响。早在陆陇其与吕留良嘉兴之会时，吕氏就说起张履祥。陆陇其记载：“张考夫亦极称《实录》讥阳明警敏机械之言，谓当时士大夫中固多有识者。考夫、东庄之论阳明比予更严。予初未见《实录》耳。所谓天资高者，有中行狂狷，善人实无处可以置阳明。”接着还引吕留良的话：“考夫虽师念台，而不尽从其学。考夫之于念台也，犹朱子之于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吕留良赞同张履祥所指出《明实录》中说王阳明“警敏机械”隐含讥讽，并且欣赏张氏虽然师从刘宗周却不因此沾染了王学。在陆陇其看来，张履祥与吕留良都是严于辟王的学者。通过吕留良，陆陇其接触到张履祥的“尊朱辟王”思想。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陆陇其偶然见到张履祥的《备忘录》一册，陆陇其认为“笃实正大，足救俗学之弊”，然后写信给吕无党说：“惠教行略，喜尊公先生正学不坠，得箕裘而益振，……更有望者，张考夫先生遗书，未有刊本。表章之责，非高明而谁哉？”并且，在年谱中夹有小注：“石门为考夫门人。”这里说吕留良是张履祥的门人，应该是年谱编撰者的失误，可以称门人的应该是吕留良之子吕无党，而吕留良则只是友人。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陆陇其比较了解张、吕两家的关系，并且期望吕家能够尽早刊刻张的遗著，从而更加有利于“尊朱辟王”思想的传播。两年后，陆陇其与吕无党见面，吕无党说起张履祥还有《家训》一书，还说：“考夫为人，以谦让为主，于老生多推以为胜己，于后生多方鼓舞。”这是对陆陇其关心张履祥遗书的回应，陆氏很有可能因此而读到张的《家训》而对其有更深的认识。

吕留良对陆陇其的影响更为重要，使其后半生致力于“尊朱辟王”运动。从《祭吕晚村先生文》之中，可以看出陆陇其对吕留良及其辟王主张推崇备至，他说：“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榛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自嘉、隆以来，阳儒阴释之学起，中于人心，形于政事，流于风俗。百病杂兴，莫可救药。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于贲、育。”陆陇其对吕留良的“尊朱辟王”思想作了高度评价，并且指出其对于当时学术界的意义。而且，陆陇其后来对于吕留良多有维护：“赴吴志伊、万季野、贞一、姜西溟、冯鲁公、陈葵献、张汉瞻公酌。贞一极言石门之失，先生曰：‘此皆石门前半段事。’又言石门之攻阳明也，即所以攻梨洲。先生谓此言尤过。”这里提到的贞一即万言，万斯年之子、万斯同之侄，与其父、叔同受教于黄宗羲，因为吕留良与黄宗羲后来交恶，所以万言对吕氏多有攻击之词，而陆陇其则对其多加维护。吕留良对陆陇其的影响，主要就是坚定了其“尊朱辟王”的信心。陆陇其早年曾写过《告子阳明辨》，其中对王阳明多有称赞。这在论学中遭到了吕留良批评：“余于辛丑、壬寅间，有告子阳明之辨。……大抵阳明天资高，故但守其心亦能应事。……东庄见而评之曰：‘百余年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酿成生民之祸，真范宁所谓罪深于桀、纣者。虽前辈讲学先生亦尝心疑之，然皆包罗和会，而不敢直指其为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祸益烈。’读此为之惊叹，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终不得而磨灭，亦世运阳生之一机也。”陆陇其的《告子阳明辨》还说阳明的“天资高”，虽然也批评阳明之学“终固守其心”。而吕留良则直指阳明之学“罪深于桀、纣”，这些观点使陆陇其“为之惊叹”，吕氏类似的主张在《松阳钞存》中被记载颇多。

就吕留良对陆陇其在学术上的影响，钱穆先生认为：“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而且就“蹈袭”还有小注：“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松阳讲义》是陆陇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重要观点大多就来自吕留良。陆陇其在《王学质疑》序中说：“近年惟吾浙吕君石门，大声疾呼，毅然以辟阳明为己任。”还在《后序》中说：“先生与吕公不讲而合，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终晦也矣。”由此可见，陆陇其的辟王学几乎都以吕留良为标准。

三

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的“尊朱辟王”理论与实践

程朱、陆王之争贯穿宋、元、明、清四朝。南宋有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与太极无极之辩。明代有程敏政《道一编》、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与罗钦顺《困知记》、陈建《学蔀通辨》之间的书面辩驳。到清初则情况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以黄宗羲、孙奇逢、毛奇龄、汤斌为代表的“朱王调和”派，与张履祥、吕留良、张烈、陆陇其为代表的“尊朱辟王”派，两派之间的论辩日愈激烈。

张履祥的“尊朱辟王”，主要表现在对王学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其中既有为学之辨，又有学理之辨。张履祥认为王阳明的治学存在着“欺己诳人”并以“私意”“排黜程朱”等弊病。他说：“年之晚与不晚，论之定与不定，考之年谱自见。即此，姚江欺己诳人之罪，虽有仪、秦之辨，不能为之解矣。”王阳明著《朱子晚年定论》以己意选编朱子文章，造成朱子晚年倾向心学的假象，这确实有“诳人”之嫌。张履祥还指出：“复《古本》，是姚江一种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说耳。”在他看来，王阳明通过恢复《古本大学》，就是为了排斥程朱之学。再从学理上看，张履祥认为：“姚江‘良知’之学，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则’一语而已。夫人性本善，以为天则不具于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气禀之拘，有习染之迁，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今以未尝学问之人，而谓吾心即是天则可乎？”张履祥指出，因为气禀、习染、物欲等影响，人心与天则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良知之学盲目相信“吾心自有天则”，就是弊端之根本。他还说：“近世学者，祖尚其说，以为捷径，稍及格物穷理，则谓之支离烦碎。夫恶支离则好直捷，厌烦碎则乐径省，是以礼教陵夷，邪淫日炽，而天下之祸不可胜言。”王学不讲“格物穷理”而“好直捷”、“乐径省”，导致了礼教崩溃、人欲横流，最后就是立身之败、家国之亡。

与张履祥相同，吕留良也将明亡归罪于学术不明，在“辟王”之后更为突出了“尊朱”。吕留良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一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吕留良认为自从元代的吴澄、许衡之后，就没有纯粹尊信朱子的学者，为了拯救生民，必须先正学术，要正学术就必须“尊朱”而“辟王”。关于攻击王学，吕留良曾有解释：“某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其尤著者耳。……盖某之辟王说也，正以其畔朱子。”为了尊朱，凡是不合于朱学的如禅学、王学都要力辟。而王学之所以危害，在吕留良看来也是因为其放弃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他指出：“如陆、王之自以为立大体、致良知矣，而所为、所诲，皆猖狂傲悍，日骛于功利、权诈是也。凡诸谬害，皆从不穷理而空致知来。”不通过外在的“格物穷理”，盲从于内在良知，就会造成“功利”、“权诈”等谬害，最后导致“陆沉”的家国之痛。

吕留良与张履祥交往之后，二人共同从事“尊朱辟王”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吕留良敦请张履祥评《传习录》；张履祥协助吕留良刊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等理学先儒著述，并且共同选编《朱子近思录》等书。

经吕留良的再三敦促，张履祥才开始评《传习录》，他在信中曾说：“窃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笔舌争者。抑中间诐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盖有辨之不胜辨者，故亦未之举笔。”最初张履祥不愿动笔，是因为当时士人长期陷溺于王学，即使以程朱之正学来重新评点《传习录》，做一番笔舌之争也恐怕难有成效，更何况其中弊病“辨不胜辨”。吕留良回信说：“然今日有学识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见而折衷之，将来日更泯没，又何所依傍哉？事关学术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谋大，妄希表见者比。”张履祥接此信后就开始评《传习录》。可惜此书后来遗失，仅在《杨园先生年谱》中辑录其《总评》和《评晚年定论》二篇。根据《杨园先生全集》附录《未列年谱书目》，有《王学辨》一卷在当时也曾流行。对于张履祥评《传习录》，桐城派学者方东树认为：“自朱子而后，学术之差，启于阳明。而先生闲邪之功，其最切者，莫如辨阳明之失。惜所评《传习录》不见，然就其总评及集中所论，皆坚确明著，已足订阳明之歧误矣。”可见张履祥评点《传习录》，对于“尊朱辟王”意义重大。

意义更大的是张、吕二人刊刻程朱遗书与选编《朱子近思录》。晚明以来，士人只读陆王之书，程朱之书竟然难以寻觅。张履祥对此现象深表忧虑：“百余年来，承阳明气习，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于是他力劝吕留良刊刻程朱遗书，“先生馆语水数年，劝友人、门人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语类》及诸先儒书数十种，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见诸书之全者，先生力也”。吕留良所刻《朱子遗书》有：《近思录》、《延平答问》、《杂学辨》、《中庸辑略》、《论孟或问》、《伊洛渊源录》、《谢上蔡语录》等。其中他们最为重视的是《近思录》，吕留良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求朱子之学必于《近思录》始。……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刊刻先儒遗书之外，张履祥还提出选编《朱子近思录》一书，“某欲取朱子《文集》、《语类》两书，选定编辑，录其最切要精粹者，为《朱子近思录》一编”。可惜张履祥只完成部分选目就去世了，吕留良继续补辑《朱子近思录》，后由吕无党刊刻成《四书朱子语类摘钞》。除选编《朱子近思录》之外，张履祥还打算选编明代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著述为《四子近思录》，可惜只完成薛瑄《读书录》、胡居仁《居业录》二书的选编。

再看陆陇其的“尊朱辟王”，与张履祥、吕留良相比，道统意识更为强烈，辟王态度也更为坚决。他说：“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就道统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下之盛衰，自道统之明晦始。君子之欲维持世教者，亦必辨道统始。”在陆陇其看来，只有明辨道统，尊程朱而黜阳明，才能国家强盛：“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明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明辨道统，必须明辨立教之弊与末学之弊，他说：“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通过源与流的分辨，“朱王是非”更加明显。再进一步，他认为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的学术都不够纯正，“泾阳、景逸亦未能脱逃姚江之藩篱。谓其尊朱子则可，谓其为朱子之正脉则未也”。至于黄宗羲、孙奇逢，他就更为不满，“近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钟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他还指出：“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宽姚江，其罪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陆陇其对混淆“朱王是非”或主张“朱王调和”都严加排斥，认为唯一正途就是“宗朱”：“愚尝谓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学者庶乎知所从矣。”只有接续孔子道统的朱学是正学，正本清源就必须“尊朱辟王”。

与常年隐居乡里的遗民学者张履祥、吕留良不同，跻身于清廷的陆陇其在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陆陇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有了将“尊朱辟王”思想在士林之中扩展的机会。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有撰写、修订、刊行辟王之书，以及进行学术论辨。

陆陇其撰有《学术辨》、《松阳讲义》等大量批判王学的著作，在当时影响颇广。他还修订陈建的《学蔀通辨》，并与张烈的《王学质疑》一起刊行。对于陈建《学蔀通辨》，张履祥与吕留良也颇为欣赏，认为这是“救时之书也，亦放龙蛇、驱虎豹之意”。陆陇其也说：“陆、王之学，不必多辨，已有《学蔀通辨》在也。”他将《学蔀通辨》重新校订并加以刊刻，“是书有明东莞陈清澜氏所作，以崇正斥异端者也。先生重加较订”。陆陇其还常在与友人论学中介绍、赠送此书，如在给范彪西的信中就说：“嘉靖中广东陈清澜先生有《学蔀通辨》一书，备言其弊，不识先生曾见之否？近有舍亲刊其书，谨以呈览。又有大兴张武承著《王学质疑》一编，言阳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仆新为刊之，今并附呈。”《王学质疑》一书的作者张烈，曾就《明史》是否设《道学传》、王阳明应该归在何传等问题，与毛奇龄有一场著名的论辩。张烈的思想与陆陇其较为接近，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他曾向陆陇其请教：“先生庚戌同年友，深以阳明之学为非。谓在嘉、隆之际，其弊犹未见，而辟之也难；在今日其弊已著，而辟之也易。因出《王学质疑》、《史学质疑》等书请正。先生俱许可，并为《王学质疑》作序授梓，以嘉惠后学。”《王学质疑》一书对王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与陆陇其《学术辨》同属清初辟王学的代表作。陆陇其在序中说：“张武承先生示余《王学质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盖自罗整庵、陈清澜而后，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通过陆陇其，多种辟王之书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清初“尊朱辟王”运动中，陆陇其与汤斌的学术争论，跟张烈、毛奇龄之争同样重要。汤斌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尚书，是康熙朝理学名臣，主张“朱王调和”。他说：“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流弊。……夫学者于积重难返之际，深忧大惧，不得已补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赖以存。学者先识孔孟之真，身体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见焉，未尝不殊途同归。”汤斌赞同刘宗周“朱王调和”的思想，认为王学可以补朱学末流之弊，为学的关键只在于身体力行。汤斌与陆陇其不但有当面的学术论辩，又有书信往来。据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汤公潜庵来会。”“汤言：‘今学者好排击先儒，不知应如此否？’先生云：‘大抵为姚江而发。’酉按：汤公……其所谓今学者，意盖在石门，且借以讽先生也。先生以未深交，弗与骤辨。”他们就吕留良的辟王学，交换了意见。这年十一月，陆陇其与汤斌有书信论辩，“先生重汤公人品，第惜其学术犹偏，因致书以正之。并赠旧所作《学术辨》，意在卫道，兼哀汤公故也”，“汤公复书，似亦知阳明学术之非，不复为之回护矣。谓学贵实践，不在多言，亦是吃紧为人处”。汤斌对陆陇其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可：“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之正宗。……若夫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矣。近来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于圣道矣。”他也认同程、朱是儒学的正宗，晚明以来排王也有功于儒学。但是，对以排王自居“随声附和者”则表示不满：“巨公倡之于上，随声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板，肆口讥弹，……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在汤斌看来，学术之坏就在于那些滥竽充数的人。至于如何“尊朱辟王”，他说：“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尊朱辟王”不要效仿王阳明“两口角骂”，而要“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过多的论辩并无意义。陆陇其虽然没有真正说服汤斌，但是汤斌也不再对“尊朱辟王”多加批驳，后来他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与朱学一面。晚清学者唐鉴将汤斌列入“翼道学案”，认为他“不主阳明”。

四

结语

明代中后期以来王学风行，《明史·儒林传》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到了明末王学之弊日愈明显。为了挽救学术，东林学派开始向朱学回归，从外部出发对王学加以批判；蕺山学派的刘宗周则是从内部出发对王学加以修正，两者其实都是“朱王调和”。

张履祥虽然师从刘宗周，却由王学而返朱学，并且开始以强硬的态度力辟王学，成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对于张履祥的学术，乾隆时期学者陈梓说：“障姚江之澜，直穷其窟；启当湖之学，道得其传。呜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后之一人已。”对这样高度的评价，唐鉴基本赞同，将张履祥列为“传道学案”第二人。不过张履祥隐居乡里“声誉不出闾巷”，其著作也只有《备忘录》等少量有所传抄、刊行，所以他的“尊朱辟王”思想传播的范围不广。吕留良在张履祥的影响和帮助下选辑、刊行二程、朱子等先儒著作，并以“尊朱辟王”思想评选时文，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隐居深山的王夫之也曾提及吕留良：“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之后的戴名世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余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可见其“尊朱辟王”确实影响较大，在张履祥开风气之后，进一步扭转了学风。

最后，“尊朱辟王”思潮由深受吕留良、张履祥影响的陆陇其发扬光大。陆陇其与王学名臣汤斌的论辩，撰写《学术辨》并修订、刊行《学蔀通辨》、《王学质疑》等辟王学著作，使得“尊朱辟王”运动逐步扩展至庙堂之上。他能成为理学名臣、清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本朝学者，主要就他的学术影响。康熙帝对他评价很高，曾感叹：“本朝如这样人，不可多得了。”乾隆三年御赐碑文，也肯定其“尊朱辟王”之功：“研清圣学，作洙泗之干城；辞辟异端，守程朱之嫡派。”晚清学者唐鉴将陆陇其列为“传道学案”之首，他说：“蒙是编，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傅会于程朱。”正因为陆陇其的“传道”之功，以及之后的熊赐履、张伯行等人继续“尊朱辟王”，程朱之学在康熙朝确立为学术正统。而王学则渐趋式微，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就极少收入清初的王学著作。

梁启超曾概括清初学术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清初的“尊朱辟王”思潮，张履祥发其端，吕留良将其拓展，而到了陆陇其等学者则达到了高潮，最终王学式微而朱学重新成为学术正统。在整个“尊朱辟王”运动中，这三位学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游、思想承继与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清初“尊朱辟王”思潮发展的一条主线。把握这一主线，我们就对清初“尊朱辟王”思潮有了更为具体、明晰的认识。

作者 | 张天杰、肖永明

来源丨《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