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美日关系有怎样的理解？

折冲东北亚-以三国权谋透视中美日大三角战略互动(赵葆珉)

（成文于2006年左右，旧文一篇，聊博一笑）

[摘 要]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群雄竞起、人才辈出的时代，留下的兵略与权谋可垂范百代。今日的东北亚已进入中美日三国角逐时代，中日作为中美日大三角中较弱的两方，只有在战略协作中才能维持彼此国家的生存与独立。中国应该借鉴三国历史的经典智慧，大胆推动日本国家力量的成长，促成日本摆脱美国控制，在东北亚形成稳定的战略平衡。

[关键词] 三国；中美日大三角；日本力量的成长；战略稳定

人类生存有一些永恒不变的法则，它源于人性最隐秘的深处，这些法则主宰着国家关系。 它们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观，是无数帝国兴亡的注脚。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步的，它们的兴灭与延续只是在时空中错位而已。所有的时代都是当代。 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华夏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之中是唯一没有失去连续性、堪称与世长存的文明。近代西方的入侵，打断了我们的历史进程，造成了历史的断裂。我们被迫调整了思路，厌弃和排斥我们自己光辉的过去。失去道义制高点使我们在捍卫自己权力时软弱无力。要彻底恢复数个世纪以来因跌下世界权力颠峰而丧失的道德优越感，我们必须转向我们的历史，转向我们民族精神的深处，从五千年绵长的生存史中发掘智慧，寻求制胜之道，如此才能在今日白热化的全球经济与军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割据、兵争不断的时代。严酷的生存现实将人们的生存智慧压榨至极致，留下了可垂范百代的权谋与兵略。以三国历史为背景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流传久远，脍炙人口，不仅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绝唱，其军事、政治与谋略价值也无与伦比。但这部旷世奇作却有一大难以掩饰的缺陷：罗贯中始终没有能够明确说明三国鼎立的基础。天下分裂为三国(当时中国的版图), 曹魏的疆域占据十分之八，吴、蜀两国各取得十分之一。 曹魏占据中原，地域辽阔、国力强大，在三国中处于强势地位；西蜀与东吴凭借天险，建立割据政权。三国鼎立的基础是吴、蜀合纵，建立战略联盟，以维持权力平衡，抗衡曹魏。国家战略的选择，以国家权力为依托，是国家意志对内外形势的本能反映，具有必然性。 历史不断重演，不断重演历史的正是人类的本性。今日东北亚的中美日大三角关系与三国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也羽翼渐丰重新走向复兴，随着中国跨入大国的行列，东北亚进入新三国时代。东北亚是世界权力格局中唯一力量迅速成长的战略区，中美日大三角战略平衡是世界战略稳定的支柱。

三国权谋

东汉末年，吏治败坏，政治百弊丛生。公元189年，大军阀董卓窃取政权，引发关东群雄的讨伐战争，国家秩序由此走向崩溃。在群雄混战的血泊中诞生的魏、蜀、吴三国，争略攻伐，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戏剧。曹魏在三国之中最先立国。曹操在关东诸侯讨伐董卓不果而终之后，首先取得兖州，占据大河要地作为根据地，然后奉迎天子，建都许昌，夺取道义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逐渐统一北中国。曹魏政权虎踞华夏心脏地带，成为三国中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东吴由孙坚建立政权，传至孙权经过三代经营，拥有优越的地缘环境，民心归附；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取得荆襄八郡（今两湖地区），后又取得西川（四川）作为政权中枢。三国鼎立至此隐然形成。

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是三国力量消长的第一大枢纽。吴、蜀联军在此地打败南下的曹魏大军，巩固了吴、蜀政权，使三国鼎立成为可能。西蜀丞相诸葛亮在隆中就预见到统一局面将要分裂为三国，定下联吴抗曹的战略决策。“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赤壁大战，吴、蜀结成联盟，共同抵御曹魏大军，既是形势逼迫，也是兵家权略。赤壁大战之后，曹操战败的军队退回北方，刘备取得荆襄八郡的南部(现湖南)，因部属众多，难于安置，所以涉险去东吴，向孙权借取荆州北部。迫在眉睫的压力消除之后，关于吴、蜀联盟的前途，吴国政权内部展开了大讨论。周瑜认为，“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 他主张将刘备软困于东吴，以免刘备集团势力坐大。周瑜三十六岁死于疆场，临死前还上书孙权，认为“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鲁肃认为，曹军虽然败退，但曹操训练水军，念念不忘报赤壁大战之仇，吴、蜀相互攻击，只能让曹魏坐收渔人之利。曹强吴弱，刘备集团覆灭，东吴也不能单独存在。他主张借土地给刘备，使刘备政权与曹魏接壤，用刘备集团的力量牵制曹军，吴、蜀合纵，形成三国鼎立的格局。 孙权果断决策，割让土地，扶植蜀汉的力量。所谓“多己之党，益秦（敌）之敌。” 助长刘备集团的力量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的结果，留下后患，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吴大帝毅然决策，为后世外交决断确立了原则。后来西蜀灭亡，吴国也不能长久存在，证明孙权的战略决断是英明而富有远见的。

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又夺取西川作为政权中枢。孙刘两家为荆州的归属发生内讧。公元215年，东吴军队逼近荆州，刘备从成都率军驰援，导致国内防卫力量空虚。曹操乘机夺取西川的门户汉中。吴蜀联盟内部自相攻伐，为曹操统一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运。刘晔主张乘刘备远征在外攻取西川，“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 司马懿也主张乘胜消灭蜀汉政权，“刘备以诈力虏刘章，蜀人未附，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 曹操的犹豫断送了成就一统华夏的机会，使吴、蜀两国逃过一劫。刘备得知曹操攻取汉中之后，立即与东吴达成妥协，分割荆州，率兵返回西川。

公元219年，刘备攻取汉中；同时关羽北伐，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几乎从许昌迁都。蜀汉势力的扩张，引起东吴猜忌，导致东吴毁弃同盟，乘虚攻取荆州，擒斩关羽。由此酿成猇亭之战。公元222年的吴、蜀猇亭大战是三国兴衰的又一枢纽。刘备为关羽复仇，率军讨伐东吴。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以避免两面受敌的困境。刘晔主张进攻东吴，一举消灭吴、蜀两国。“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他同时剖析三国鼎立的战略基础，“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日矣。吴亡则蜀孤……蜀固不能久存。” 曹丕的犹豫再次葬送了统一的大好机会。

刘备死后，诸葛亮重新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诸葛亮六出歧山，姜维九伐中原全赖与吴国的同盟稳定战略侧翼，牵制中原。作为三国中较弱的两方，吴、蜀通过战略合纵保持了战略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生存与独立。两国命运相连，唇亡齿寒，合则两利, 斗则俱危。

中美日大三角的形成

东北亚战略区拥有最古老原生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最深在的人文力量，是传统的大国温床。分割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的东中国海是东亚文明的断裂带，由于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二战后美国势力深入亚洲，传统的东亚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中日对抗格局，东北亚的主体性长期被异己力量所压制。冷战后的今天，东北亚已成长为全球权力中枢之一，呈现出中国与美日同盟对峙的态势。但美日之间不可调和的战略冲突使美日同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以及日本向普通国家迈进，东北亚加速向中美日三足鼎立的格局演化。

美日同盟是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存在的基石。二战后美国控制日本，构筑了以驻日美军基地为中心的安全体系作为控制东北亚的工具。冷战时期的美日同盟使美国“处于西北太平洋大国关系的中心，可以左右逢源”。 进入新世纪的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正在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安全体系，它需要美日同盟以保证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前沿部署。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在现实情况下能够在亚洲实现它的目的，就不能没有它的传统盟国——日本的紧密战略合作。” 美国学者们同时断言，“很难想象没有一个严密和全面的美日联盟作为我们亚洲政策的核心，美国将如何在21世纪保持其领导地位。”

作为美日同盟霸主的美国从同盟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美日同盟是美国军事征服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的产物，缺乏共同的战略基础，是由美国军事强权与日本的委曲求全造就的。美日同盟的本质是美国为了其国家利益将日本强行纳入其战略轨道的不平等同盟，同盟最首要维护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美日同盟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便利工具。在历时60年的存在中，同盟不仅要遏制俄罗斯与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也要对付日本随着国力恢复日益增强的独立倾向。美日同盟通过“对（日本）重新武装设置限制，使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原先不安定的结合转为稳定。” 只有这样美日同盟才能真正成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驯顺工具。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日本是被排除在双边安全对话之外的。即使日本恢复了经济实力，美日军事合作也没能引起美国的兴趣。”

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沾合剂是美国享有的强大力量优势、日本的软弱无力以及两极对峙的僵硬格局使日本别无选择。但冷战的最后二十年，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日本的独立意识与大国意识已经抬头，美日之间的战略分歧开始显现。20世纪70年代受美国“越顶外交”的冲击，日本痛感实行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力图改变完全依赖美国的状况。 美国越战失败后实施战略收缩，在对苏争霸中丧失战略主动权以及日本经济的不断成长使美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日本开始冲破建立在美国军事占领上的对美依附关系。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公开提出走向政治大国的口号，试图走出同盟的阴影。继1978年大平正芳提出日本应“担负起全球主义的责任”，1981年铃木强调“发挥与日本的力量和地位相称的作用”，1983年中曾根康弘要求 “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1988年竹下登强调日本 “对亚洲与世界的未来负有重大责任”，1989年海部重申“在国际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日本……必须明确表明今后的道路”。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地位通过1976年的《基础防卫力量设想》与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一直在提升。 日本重新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公开质疑同盟的战略目的。1988年元旦的《产经新闻》载文称“世界将由某一个国家取代美国而负起引导世界经济的责任”。 保持美日同盟而取消驻日美军基地的主张在80年代的日本得到学界和媒体的强烈支持。实际上这是一个“架空同盟的计划”。 这种主张企图用迂回手段摆脱美日同盟、曲线达成大国的自立。美日同盟正是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中步入后冷战时代的。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根基已经被抽空。在日本盛行几十年的多边主义成为日本拓展外交空间、广泛参与地区与全球事务的幌子。1991年日本外相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多边外交原则，这种原则在55年体制崩溃后第一任首相细川护熙的谈话中得到确认，成为日本寻求大国自主的先声。 细川护熙坚持认为地区安全威胁的消失和日本财政负担的日益增长早晚会迫使人们对目前的美国驻军问题进行重新评估。 其他如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冈崎久彦、西原正志等主张日本承担“与其经济力量相应的军事责任”，并号召与美国在军事安全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寻求与美国在同盟中对等的军事地位。 美国亚太战略跨越冷战呈现出的连贯性，以及美国为控制日本使其处于软弱无力的依附状态，使得美日同盟呈现出永久同盟的表象。但冷战后美日两国的共同敌人消失，加速溶合的全球一体化使敌人的概念模糊，美日两国同盟的维系力量随之失去；日本日渐壮大的防卫力量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也逐渐淡化；亚洲的崛起以及日本经济日益溶入亚洲为日本外交摆脱对美一边倒的依赖造就了强有力的客观基础。冷战以来的美日同盟不具备实质性的共同利益，同盟勉强得以维持所靠的只是两国数十年战略同步的惯性, 以及日本由于长期依赖美国而导致的国家意志无能(包括日本在防卫上不能自立和依美寻求发展的韬光养晦)。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多边主义在亚洲已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它确实是美日关系之中和它在地区安全作用上一种变化的信号。”

美日同盟在冷战后的强化难掩美日两国深层的战略冲突。美国利用美日同盟的加强压制日本国家力量的成长，以免日本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脱离美国的控制。美日之间同床异梦、猜忌颇深。2000年之后，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美国增强驻日美军，日本作为美军在亚太区域作战核心前沿基地的地位再次凸显。美国《***科学箴言报》2005年3月21日发表文章指出，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布什政府已决心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和军事联盟，正努力将日本放到其亚洲战略的中心。 但美国企图实现 “一超独霸”的野心与日本日益形成的独立的国家利益大相径庭。美国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以对付中国，但却不能彻底放弃对日本的控制。“美国并不希望日本获得一个军事大国的属性，比如说拥有核能力和远程投放能力。” 日本借助美日同盟摆脱美国控制、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终极目标与美国控制日本以实施其全球战略的图谋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美国学者也注意到必须为美日同盟赋予新的向心力和存在意义，“除非两个首都的精英们对此能找到答案（调和美日战略冲突），否则这个联盟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 日本民族主义对战后至今60年美军驻扎日本极为反感，不少日本政治家认为，日本不摆脱美国占领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 日本《现代周刊》2005年11月5日一期发表题为《衰落的美国将向日本提出“三大难题”》的文章，说美国始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该文并引用石泽靖治教授的话警告说：“在内政和外交等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布什政权未必是希望日本繁荣的和蔼可亲的盟国。对此，我们应予以警惕。”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大国意识和在本地区发挥独立作用的意愿在增强。日本利用美日同盟的加强，正在将冷战时期在美国的卵翼下积累的经济力量逐渐转化为切实的政治、军事实力，突破和平宪法，提升自身军事地位。美日高官在2005年10月29日结束的国防和外交“2＋2”会谈后出台《美国日本同盟：为了未来的改革与调整》，双方同意加强军事合作，把美日同盟定位为“地区稳定之锚”。 同时削减驻日美军数量，赋予日本更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责任。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则推出新宪法草案，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明文把“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日本首相小泉公开扬言要制定《永久派兵法》。 寻求大国地位的日本把美国当垫脚的石头。在驻日美军的基地调整问题上，美国被迫作出妥协，不再要求在冲绳重建机场。大野功统说，日本愿意突破领土防御局限，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中发挥更多作用。 “2＋2”会谈结束后，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协议清楚表明“日本希望在全球安全行动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渴望”。有美国媒体指出，日本是在利用美日军事合作，借机为自己寻求所谓“突破”。

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便利工具，而日本在台海与美国有不同的利益。2005年2月，美日举行“2+2”部长级安全磋商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将台海纳入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台海是二战后中美对抗的前沿，为美日双方利益提供了一个临时契合的平台。美国提出与日本自卫队共同使用冲绳的美军基地，要求日本向美军开放临近中国台湾附近的下地岛基地；同时日本也开始逐步调整兵力部署，防卫重心开始向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西南地区转移。 但日本不会卷入台海战争，地缘政治依据如下：随着大陆机动性更高的列车机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加速成军服役(含JL—2弹道导弹)，中美之间已达成了最低限度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平衡， 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承诺成为一纸空文； 日本介入台海战争，日本本土也会成为战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战后日本都会衰落，不但其重振大国地位的雄心成为镜花水月，也会重演二战后对美国的依赖而不能自拔，中日之间没有不可消弭的利害冲突，日本不会冒国家民族破灭的命运为美国火中取栗；美国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存在，如果中国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对美国的利用价值，日本逃不脱鸟尽弓藏的下场；如果日本执意介入台海，日本本土可能会遭受先制打击，台军作壁上观，这是日本代台湾受兵，日本必不会出此下策。台独势力的衰微，台海危机消弭于无形，使美日失去共同战略目标，失去粘合力。美日同盟寻求共同敌人，企图起死回生的努力遭遇挫折。新美日同盟胎死腹中。美日两国不能联兵介入台海，则美日同盟即是一个战略空壳。

美日作为两个大国，其长期地缘战略利益难以兼容。任何联盟都是以双方利益的契合点为支撑，它是特定战略环境下的产物。这些共同利益是联盟的结合部，也是联盟的软肋所在。面对变换不定的战略环境，以及新的战略因素的介入，作为国际体系中两个独立的行为体, 联盟双方很难保持僵化的捆绑态势。面对中国的崛起，美日相互利用, 都想坐收渔人之利。从美国来说，它一直猜忌中国经济和军力崛起会削弱它在东北亚与全球的独霸地位；而日本则因历史积怨对中国崛起后的战略动向心存疑忌，处于战略观望时期。中国威胁论对日本来说，既可以为发展军力制造方便借口，又可迎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调整，借中美对抗的格局渔利，在中美之间趁势坐大。因此日本为中美对抗推波助澜。国家是理性行为体， 是经济动物，它按照“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行事，如果这种原则被扭曲，那么调整就会来临，这种调整可能滞后，但是不可避免。“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国家关系冷暖和国家联盟兴废的内在驱动力。日本在经济上日益溶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在安全上借重美国保护，这种战略上分裂的现实，从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看，需要一种左右逢源的战略灵活性，这就预示着日本对美一边倒的同盟蕴藏着解体的危机，调整必将到来。自2005年以来，美日同盟屡屡显现裂痕。如日本在“争常”上遭受美国事实上的打压以及在基地调整上双方的龃龉。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介于中、美、俄三大核强国之间，是西太平洋地缘政治力量的会聚中枢。它是东亚大陆的海上军事屏障，俄罗斯海空力量南下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也是海洋力量踏上亚洲大陆的跳板。列岛北控朝鲜、津轻、宗谷三大海峡，是中国进出日本海沿岸地区的要道，琉球群岛南扼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西南北通衢，号为“西太平洋脊梁”，宫古水道和大隅海峡是中国海上力量和商船进入大洋的咽喉水道，攸关中国经济的兴衰和国家的生存。日本列岛，四战之地，兵家必争。航空时代的到来，依然不能减弱日本列岛作为东西方攻防前沿的地位。日本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力量，其工业和技术实力使日本力量的消涨，以及其在东西方权力角逐中的向背牵动全球格局。随着20世纪海洋时代的来临，中国摆脱了数个世纪的孤立和停滞状态，史无前例地开始由大陆国家向海洋经济转型，正在最终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海外贸易随之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在全球拥有了市场和投资利益，这加剧了国家对海外的依赖和战略上的脆弱。日本列岛作为亚洲大陆海上门户和军事生命线的战略地位凸显。

今日中国的全球利益，集中在海洋战线上。日本在中国的海洋战略中居于中央枢纽的核心地位，日本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后的战略孤岛。 随着台湾问题的逐渐解决，中美对峙的战略锋线向北推移到日本列岛，日本的向背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悄然凸显。 从中美对峙的外交全局来讲，日本已超越台海成为更紧迫、也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它规定了未来数十年中国在本地区的所有对外政策和安全考虑的框架基础。中美两国力量的消长，主要取决于日本列岛这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向背。一个奉行独立外交与防卫的日本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与生存的必须。推动日本走向自立，已成为中国崛起和海上中国构建的关键，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结语

冷战后全球力量失衡，美国“一超独大”，导致其在全球滥用武力，国际社会倍感威胁。在东北亚，美国的霸权地位得到强化，对中日两国的战略压力加大，中日被迫同时韬光养晦，以避开美国的战略锋芒。中日作为中美日大三角中较弱的两方只有在战略协作中才能维持力量的均衡，确保国家的独立与生存，这是三国吴、蜀两国战略合纵经典智慧的现代版。“四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力量的均势已经成功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称霸世界……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都要付出战争的代价。” 传统的远交近攻战略在美国主宰下的世界中已经失效，以全球到达、远程投射力量为后盾的美国成为无所不在的存在，从而抑制了中日作为区域大国的潜在地缘政治冲突。从文化和地理上讲，日本是中国近海的一部分，属于传统的东亚文明圈。中日经济的加速融合再度凸显两国共同的文化血缘和地缘上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日关系的重建以及中日历史性和解将对东北亚乃至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可抗拒的权力现实主宰国家关系，适者生存是唯一的法则。中国是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新秀，是推动国际共同前进的新生的力量。但在强权林立的国际格局中，在中美战略对峙的态势下，中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不能墨守成规，被动挨打。唯有大无畏的智慧出奇制胜才有脱困的希望。二极对峙，敌国直面相对，狭路相逢，力雄者胜；三方博弈，却可以巧施计谋，合纵连横，借力打力。中美双方隔东海对峙，太容易擦枪走火，也不利于乘间用奇。日本作为第三力量的崛起，注定了冲击中美对峙格局。中国应该从赤壁大战后吴大帝孙权果断扶植蜀汉力量的大决断中汲取历史智慧，大胆推动日本国家力量的成长，鼓励日本在防卫上走向自立，为日本最终摆脱美国控制、走向完全独立扫除最后的障碍。自立是一个民族主体性与尊严的真正体现，主宰自己的命运，是民族国家在现今国际体系中所能取得的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说走向自立的日本与美国控制日本以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存在的矛盾是尖锐且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将随着中美日大三角战略互动的加深而日益显现。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必须首先冲破美国的控制。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成为军事政治强国，——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美国的亚太存在将失去立足点，美国的全球霸权将折去一足，东北亚将重现力量均衡。

“明治维新”之后中国屡遭日本侵略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使我们难以面对日本重新崛起的现实。但大国的兴衰无常与国际体系的嬗变决定了国家利益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进而决定了我们的敌友也总是暂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常被引用作为国家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确定敌友的原则：“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面对美国一超独大的危险格局，以及中国崛起直面美国的打压，我们只能超越历史的积怨，与寻求完全独立的日本结成联盟，相互扶助。助长日本的力量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的结果，留下后患，但面对美国的强势战略打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美日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以避免战略上顾此失彼。今天的中日命运相连，唇亡齿寒，日本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而实现自立，则中国不能打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在中美关系中抢得战略先机。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危。三国昭昭历史，可为殷鉴。日本的向背是中美力量消长的分水岭。无数三国英雄和智士用生命与心血凝成的智慧与教益可为我们今日东北亚的外交折冲提供明鉴。外交关乎国家兴衰存亡，不可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