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公开表示：“大陆离不开富士康，他们是怕我们的，如果我们离开，他们的GDP会少一两个百分点，富士康给大陆赏饭吃”。

可疫情期间，富士康却成了吴下阿蒙，它在郑州经开区的工厂，不止出现了大批员工离职，就连保安人员也因为工资太低而选择离开。

在郑州工厂的一则招聘信息中，出现了以前的富士康绝不可能出现的一条规定：新员工若是工作90天，且到岗天数不不少于55天，公司将会奖励7500元奖金。

这是当iPhone13即将发布，需要大量加工，而富士康招不到人时做出的妥协之举，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也不得不为之前向印度转移业务的错误行为选择买单，想要转头重回大陆发展。

而郭台铭的老对手王传福创办的比亚迪，在此期间不仅接下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品牌的代工订单，一举成为中国代工厂新巨头，并且比亚迪注重自主研发，在汽车领域和电池领域的发展势头也锐不可当。

郭台铭落得如此尴尬的地步，再回望当初的狂妄之言，不禁令人唏嘘……

郭台铭是如何发家的？富士康风头正盛之时为何频频发生“跳楼事件”？郭台铭为何放弃大陆市场转向印度，结果怎么样？

发家之路

1982年对郭台铭来说是一个新的起步，他把公司鸿海塑料更名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把目光投向海外事业，力图把鸿海打造成一个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

在1982年之前，郭台铭拿着富二代老婆从岳父手里借过来的70万元，靠着制造黑白电视机的旋钮已经有所小成，三年盈利200万元，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年代，郭台铭已经算得上是成功人士了。

郭台铭是一个商业奇才，在管理好公司的同时发现了新的商机，对资本的渴望让他不满于简单地制造旋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他毫不犹豫地进军电脑领域。

刚起步的阶段，郭台铭有一次为了拿到一家美国公司的订单，在一家极为简陋的旅馆里住了5天，每天只吃2个汉堡。连续5天的焦虑等待，客户才怜悯地分给他5分钟见面时间。

费尽心力争取过来的订单，有时又会因为机器设备不够先进，制造出来的成品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郭台铭一面大骂员工工作能力不行，一面又会带着人亲自登门向客户赔罪，他毫不在意自己董事长的架子。

但是即使郭台铭放下面子，美国的本土企业对鸿海的实力仍抱有怀疑态度，真正给的订单并不多。郭台铭从前当兵遗留下来的不撞破南墙不回头的勇气，让他绝不会放过美国市场那一块大蛋糕。

1985年，为了更加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郭台铭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取了一个洋气的英文名“FOXCONN”，这就是富士康。

为了富士康，郭台铭的付出远不止于此，他是工作狂魔，是富士康内卷第一人。据统计，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公司上班的人，也是每天最晚走的那一个人；有时候即使是出去谈业务，晚上从外地飞回来，他也要先赶回公司加班才会回家，往往回到家里已经是深更半夜，睡不了多久又该去公司了。

在公司创办后的十几年间，郭台铭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下来要超过15个小时，他这样不要命似的付出，收到的反馈也是显而易见的。

富士康涉及的业务从电脑主板、电视游戏机再到连接器，都以“量大”、“低价”优势迅速打开市场，并以此后年均20%的比例稳定增长。

富士康在稳定发展中创下了年收入破10亿元的突破，让有野心、敢拼搏的郭台铭的野心也变得更大。趁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他把眼光瞄向了深圳特区。

郭台铭与他的“代工帝国”

若说1982年是郭台铭从人生低谷、创业失败走向成功的开始，那1988年则是郭台铭以及他的富士康走向巅峰的开始。

1988年，郭台铭带着资金，只身一人来到深圳，他大笔一挥买下了一片500亩的山头。没过多久，这片山头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富士康厂房。

富士康给出了比一个中学校长月工资还高的200元月薪的招聘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勤劳、不怕吃苦且又急需挣钱的农民看中富士康给出的的高工资而选择进入富士康。

郭台铭记得，富士康的第一代工人大多是农民，他们挣钱的欲望非常强烈，格外爱加班，每个人都想拿到超出8小时工作时间外1.5倍的加班工资，更想得到周末2倍的加班工资。

在这种员工渴望挣钱的氛围中，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高效的工作效率让原有的工厂规模渐渐不能满足富士康的发展需要。

仅仅5年后，郭台铭可以毫无压力地指着靠近深圳市区的龙华一带，对随同一块过来看地的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占地1500亩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就此诞生，富士康的全球代工厂规模初具规模。

随后富士康与BIM、英特尔进行合作，再接再厉拿下了苹果近乎垄断的代工权，并紧跟苹果的步伐成为代工巨头。2001年，鸿海集团实现1442亿新台币的营收，一举成为台湾1000家大民营企业的龙头。

到了2002年，鸿海集团的营收实现了翻一番，达到了3450亿新台币，郭台铭构建了涵盖了手机、显示器、PC系统，主机板、主机箱、LED、路由器等多个领域，串联了完整的高科技产业链的“代工帝国”。

拥有几十亿个人财富的郭台铭，在私下里却是一个低调的大老板，他从来不开豪车、不穿名牌，连办公室的办公桌都是由几张桌子拼凑而成，桌子上放着的小闹钟更是用了十几年。

在生活、工作中勤俭，在回馈社会方面他却很慷慨。郭台铭在台湾成立了慈善机构永龄基金会，一直持续向医疗、教育、科技行业共投资可达近千亿。

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郭台铭向地震灾区捐赠了7000万元人民币，而在陕西老家对基础公益性事业的支出也有2亿元。同一年，郭台铭与第二任妻子订婚，他特意宣布将会捐赠出九成的财产用来做公益事业。

慈善事业让郭台铭获得了很大一批人的好感，同时也给他的代工帝国带来更大的利益。2009年前后，深圳龙华区大约有40万人，而富士康在龙华科技园的员工就高达30万人，订单高峰期，运载货物的货车能一天内进出达到2000次，这些数据推动了郭台铭斩获台湾富豪榜第一名，福布斯全球巨富排行榜第136名的高位。

光明之下的郭台铭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他名下的富士康也在蒸蒸日上，一切看似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在看不见的地方，富士康里面阴暗、压抑的负面情绪让人感受到心慌与绝望……

惊世“13连跳”

2010年5月11日，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一名一线作业员工祝晨明从宿舍楼的9楼一跃而下，24岁的大好生命就此消散；3天之后，龙华园区一名梁姓员工从宿舍楼跳楼自杀，在此之前他曾有过自残的行为；5月21日、25、26日均有龙华区员工自杀事件发生，这次跳楼自杀事件一直持续了13例。

起初，富士康把员工的自杀行为归结到个人情绪方面，郭台铭曾认为自2007年以后，富士康的工人群体由原来“肯吃苦”的农民工人变为会伸手向父母要东西的年轻人，他们想出去玩，会经常抱怨加班太累。

当前几例自杀事件发生后，郭台铭遭受到了漫天的指责，他不得不借助之前很少用到的电视每天向死者家属道歉，向全体人民道歉。这个时候，他的所有歉意只是对死者的同情，他并没有发现员工自杀的根本原因。

深信风水命理的郭台铭所做的应对之策竟然是请来五台山的高僧在龙华园区连续地做法事，用来破除自杀魔咒。他为了严禁员工再次自杀，要求所有员工签下“生死状”，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极端方式伤害自己。

这样治标不治本的令行禁止不止无法缓和员工的情绪，还会激化他们的本就紧张的情绪，当“第12跳”的悲剧产生时，郭台铭才终于反思他的个人管理方法和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是否合理。

在工作中，郭台铭是一个霸道的独裁者，富士康更像是他的私有企业，每个员工上岗前都要接受服从命令的训练。

郭台铭对高管所下达的命令，不论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的高管必须在15分钟内给到回复；而在国外出差的项目负责人也必须在8小时内给出回应。郭台铭向项目负责人提出问题，而这个人一旦回答不上来，就只能乖乖站在会议桌前罚站，聆听老总骂人的训诫。

郭台铭有一句灵魂拷问，他经常问高管们：“你们的尿黄不黄？”，不黄就代表不够努力，又会迎来一顿狂风怒骂。

郭台铭虽然对高管们很严厉，但在工资上却从不吝啬，富士康每年的年终奖一定是全台湾最高的，一些优秀的员工和技术骨干还可以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奖金或者富士康的股票，这也是很多高层愿意留在富士康的原因。

但是，郭台铭所推崇的“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的理念中，却唯独没有那些勤勤恳恳的一线打工人，那些创造富士康巨大财富的一线打工人，他或许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

在富士康的一线工人，每天都会有新的工作指标，当一个人完成了今天的指标，第二天他会得到一个更高要求的新指标，如果他再次完成了，第三天又会有一个新指标；若是没有完成，除了责骂外还必须加班完成。富士康一次次挑战人的效率底线，人变得不再是人而是冰冷的机器了。

记者曾采访过的富士康员工李卓悟表示，他每个月的加班时间都超过100个小时，最高的时候加班140个小时，有时候身体不舒服，领导也不会批假。他曾见过一个女孩被机器划伤一个3cm的口子，鲜血直流，但是当女孩提出去医务室时，领导却以不能延迟发货时间为由拒绝了女孩的请求，后来女孩伤口感染留下了一道丑陋的伤疤。

在富士康，普通员工的地位低下，有时会出现员工被安保人员殴打的事情。他们仅拥有900元的底薪，更多的工资要靠加班获得，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了色彩，重复性的工作让他们失去了创造力，只能像一个无情的工具，重复、重复、再重复……

斥资10亿，工厂转向印度

13条鲜活生命的黯然离世，富士康阴暗面被曝光，面对死者家属的指责、媒体的施压，郭台铭妥协了，富士康开设了心理热线和发泄室用来调节员工的心理问题；最重要的是，普通员工的底薪从刚开始的900元涨到最后的2000元，这对拥有45万员工的富士康来说，每个月新增的人力成本增加5亿元人民币，每年新增50亿元，相当于消掉掉了的利润。

人力成本的快速增加，郭台铭做出了把富士康厂房迁往郑州的决定，而这也直接导致员工从45万人锐减至10万人，只保留了代工苹果相关产品的业务以及周边的事业订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的上涨，富士康为了获得持续性经营不得不面临一次次改革，而改革的背后就是人力成本的增加，公司获得的利润在减少。

苹果在中国撤掉了8条生产线，考虑在印度实现量产，而与苹果是捆绑关系的富士康也选择紧跟着金主的步伐，把代工厂转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与越南。

印度官方向郭台铭承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他一口气向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狂砸10亿建立工厂。

但是等工厂真正投入运营时，郭台铭就后悔了。印度人整体文化水平低，前期培训时间比在中国的员工多近乎一倍的时间。等员工培训结束，正式开始工作，他们的工作效率也远远达不到中国工人的标准，并且他们工作散漫，不仅不愿意加班外，还经常出现不合理的罢工和不同姓氏之间因相同工资而发生的纠纷。

员工的效率问题尚且可以忍受，印度当地的基础设施差，供应链及物流链往往跟不上工厂的需要，一些原材料不能及时送达，而成品又无法按时交付，加上当初印度官方承诺的一些进出口政策并没有实现，仅税费、物流费就极大的增加了成本。

富士康面临的局面远不止于此，疫情期间，印度爆发大规模疫情，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也被病毒席卷。2021年5月12日，工人被感染人数超过1000人，富士康宣布停工。

苹果公司在富士康的交货量提不上去，转而把大量的订单交给了富士康的对头立讯精密。

接二连三的挫折让富士康损失惨重，郭台铭想掉头转向国内市场，中国人民可不会答应。

当初，华为被美国针对，富士康放弃华为的订单转而追随苹果，这种在大陆捞钱还看不上国产品牌的企业，典型地忘本。

如今富士康在国内的业务大多被比亚迪、立讯精密等企业瓜分，郭台铭想要回头分一杯羹绝不是易事。若他还不及时端正态度，认为是富士康给中国百姓赏饭吃，而不是抱着敬畏之心，富士康未来的路只怕更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