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旷达｜彭程｜文学

 

苏东坡的旷达

作者：彭程

苏轼晚年被贬惠州时，开始的一段时间寓居嘉佑寺，每天爬近旁的一座小山，到山顶的松风亭上歇息，游目四方。有一天，他刚刚走到半山腰，便感到十分疲惫，脚力不逮，很想倚着路旁 的树木休息一会儿。抬头远眺，亭子犹在很远处，仿佛浮在层层 叠叠的树梢之上。他不禁有些发愁：何时才能登上山顶？但后来 转念一想，何必一定要爬到山顶上去呢，“此处有什么歇不得处？”

一念既生，即刻感到周身轻松。他进一步议论道：

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记游松风亭》

不妨这样说：这一则笔记浓缩了一个秘密。它可谓是读解苏东坡的一把钥匙，能够了解他何以面对接连不断的困厄和屈辱，永远是那样的乐观旷达，神采奕奕。

纵观东坡一生，几起几落，从巅峰到谷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谓是世罕其匹。先是因为反对新法，后是因为开罪于小人，一再遭到贬谪，浪迹四海，一生中，以戴罪之身谪居穷乡僻壤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庙堂官衙中的时间。更为不堪的是，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受到的迫害却愈发变本加厉，他的贬所一次比一次遥远、偏僻和荒凉：从长江边上的萧条小镇，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再到极其荒蛮的海南岛。对此坎坷困顿，东坡曾经这般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换成别人，遭逢这样的境遇，早就该愁肠百结、痛不欲生了，至少也会是自怨自艾、长吁短叹。但东坡独不然。虽然命运赐予他的是一杯杯苦酒，他仍然平静坦然，随遇而安，永远是那样明朗乐观，努力要从苦涩中品咂出一缕甘甜。 “诗言志”，诗为心声。这样的一种精神情怀，印证于他的大量诗词、信函、日记等文字中。

在黄州时，与友人出行突遇骤雨，这当然是败兴之事，同行者纷纷抱怨叫苦不迭，四处躲避，他却安然处之，沐雨而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的宠辱进退都不足挂虑，何况天气阴晴晦明的变幻呢？被贬惠州时，因经济窘迫买不起羊肉吃，便用很少的 一点儿钱，买下无人要的羊脊骨，回家放在锅里煮熟，再趁热漉出，浸一点米酒，撒一点细盐，微微烤焦，可以剔出一星半点的肉来。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意甚喜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须知这不是无缘品尝荤腥的穷人，而是曾经侍奉于皇帝左右、曾经在美食之都杭州做过太守，享受过数 不清的珍馐美馔的高官苏东坡呵。不久，他就适应且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称道 “风土食物不恶，吏民待甚相厚”，甚至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令常人闻之色变的险恶军州，在他的随缘委命精神的投射之下，变成了一方人间乐土。

这些洋溢乐观情怀的诗文传到首都汴京，让把他视为眼中钉的政敌章淳气急败坏，“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一道朝廷诰命，又把他放逐到更僻远、更荒蛮的海南儋州。海南孤悬海外，当时是完全不曾开发的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比黄州、惠州恶劣得多。

“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可谓艰苦之至，对人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置身这等险恶之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未来――“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新居不但不能和黄州时的相比，连惠州的也不可比，地势低洼潮 湿，居处狭隘，房屋前后蛙声一片，野鸟筑巢于窗前，烟雨迷茫时分，恍如野人的洞穴。但东坡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他的乐天知命的精神人格，在迟暮之年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 冰蚕火鼠，皆可以生。”自昏昧之处发现美的光亮，为困厄中的精神力量呐喊，在他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不，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和在惠州一样，未过多久，他又爱上了这里的自然之美和朴实人情，甚至写诗说：“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真的是“反客为主”，把蛮貊之邦当作故乡，反而把富庶繁华、山温水软的四川家乡当成了寄居之所，这需要怎样的胸襟气度！有他的豪迈精神的映照，炼狱又一次转换成为了天堂。

对这样的人，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无论如何颠踬，总是一路歌声。真正是苦难压不垮、困顿奈我何。设想一下，这一回章淳会怎样反应？无疑会是愈发的恼怒，但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权势熏天，可以轻易地驱使一代文豪拖着老病之躯，颠沛流徙，一直走到天涯海角，但这地理上的尽头，也是他的邪恶力量的边界 了。他只能将苏轼的躯体囚禁在某地，却无法从精神上束缚和控制苏轼。在那个无限的精神世界里，在看不见的较量中，失败的一方是他。

这一切背后的答案，即精神强健的秘密，可以从开头的那段笔记中找到，那就是：坦然面对命运，接受降临到人生中的一切。

对于秉持了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来说，对待生命的正确姿态是 “无待”。不应该为生命预设目标和状态，认为生命一定要如何如何，要达到何种目标，不能如何如何——这种念头的实质，是画地为牢、自设陷阱，限制和伤害的正是生命本身。应该彻底颠覆这种观念，摆脱这种自我拘囿，微笑着面对降临到生命中的一切，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既来之，则纳之，照单全收，泰然应对。

既然不将生命和外在的境遇捆绑在一起，就会获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他明白，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顺遂和坎坷，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是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顺境和逆境，他都坦然处之。灵魂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能够适应外在的环境，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役使。一切艰难困厄都无奈他，他无往而不适。他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深入推究下去，东坡这种达观、健旺、豁朗的精神世界背后，是哲学思想的凭依。那是一种从超越常人和世俗的角度打量事物的目光，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获取。其中，有佛老思想的影响，认为存在的一切世相皆为空幻，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不应执着，不必耿耿于怀。人生的烦恼，常常就起因于过分地关注与 执着外物。倘若认识到穷达、荣辱本质上都是虚幻，自然就会将之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苦难、坎坷其实也是幻像之一种，所以亦不必时时萦绕于心、戚戚不安。

但更主要的，还是庄子思想对他的深入而长久的浸润。苏轼自年轻时起，就对老庄哲学心醉神迷，有颇为深入的研习，充分吸纳其精髓，并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养料。可以说，庄子思想极为深入地参与了他的精神人格的构建。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知足常乐，满足于命运赐予的一切。庄子有“齐物”之说，泯灭一切分别和差异，认为荣辱、哀乐、穷通、顺逆等等，原本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区别。长期受着这种思想的濡染，东坡也让自己的生命达到了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状态，进入了庄子所谓的“安时而守顺，哀乐不能入也”的境界。比如，在惠州谪所，他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地的穷书生，“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退一步想天高地阔。这样自宽自解，内心的郁闷便被很有效地纾解了。如同他最喜爱的诗人陶渊明那样，苏轼真正做到了“委任运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知之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

精神血脉中生长和流淌着这样生机勃勃的健康因子，所以，在别人愁苦的地方，他开颜；在别人哭泣的时候，他歌唱。飘逸洒脱，旷达乐观。

这种做法似乎颇有几分阿Q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现实处境的情况下，抱持这样的态度，却能有效地排遣悲苦，培植乐观，使生之艰难变得可以忍受。千载以来，苏东坡博得人们极大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深刻感悟出并身体力行的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乐天知命的襟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不分时代，无论地域，对一切人生而言，缺憾都是普遍的、弥漫性的存在，是每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人生大命题。在这一点上，苏东坡无疑树立了一道令人仰望的标杆。

文章来源于国酒文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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