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分析（一）

 

引言

冷战是人类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有如下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主要特点：这个时期人类快速进入以核战技术体系和信息技术体系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核战技术体系最基本的技术是氢弹和原子弹技术，但它还包含其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弹道导弹技术，卫星侦察预警技术，卫星导航技术，核武小型化技术，机动发射装置技术，军用核反应堆技术，潜艇制造技术，潜艇通讯技术，反潜技术，地堡建造技术，反导技术等等。 这些技术很多并不涉及核技术本身，有一部分与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信息技术相结合，还有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极大深化。 核战技术体系在冷战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诚然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民用的，但对冷战大局影响不大。比如说核技术可以用于开发核能，但直到冷战结束核能也只占人类消耗能源的一小部分。又如卫星导航技术在后冷战时期民用领域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在冷战时期民用领域发挥的作用。总之，核战技术体系的形成主要是一场广阔产业链支撑的深刻军事革命。

信息技术体系的核心是半导体物理和计算机数学。 这两者的发展都具有快速迭代的特征。 这两者也兼具军用和民用的重大意义。这些因素对于分析冷战进程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个主要特点：在冷战期间，世界主要军事政治大国在积极应对或者筹划应对世界大战以及国际革命大潮。

在准备世界大战方面，最主要的军事大国陷入长期的高烈度军备竞赛，与此同时军事冲突的规模始终被限制在至多是局部战争的程度，期间又有几次几乎走到大战爆发的边缘。这与前冷战阶段的总体战有根本差别。

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有多种类型。 最重要的是下面三类。第一类是各路共产党领导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革命。第二类是诉求主要为民族解放和国家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革命运动。 第三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敌人试图颠覆共产党领导的颜色革命。在很多场合，这三类革命有重叠之处。比如很多后发国家发生的是第一类和第二类混合的革命，而东欧剧变发生的则很大程度上是第二类和第三类混合的革命。 与前冷战时期相比这三类革命都不是新鲜事物，但他们的深度和广度极大扩展了。

可以说整个世界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卷进了备战与输出或抵制革命的竞争性大潮中。战争会不会爆发？革命会不会到来？谁会先到来？为了避免战争是不是要抑制革命？为了推进革命是不是可以冒战争风险甚至不惜战争？这些都是政治家面临的重大抉择。

当经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矛盾如此激烈之时能如此长时间保持不爆发大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普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未爆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核战技术体系的发展。

第三个主要特点：冷战中国际博弈的基本主体是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其他国家的作用和地位是次要的并且明显和这三国拉开差距。

这三个国家具有完全的政治独立性，有很强的国防能力，对外安全影响能力和革命输出能力并且下定决心在终极国防安全和政治安全上完全依赖自己（当然中国进入这个状态的时间要晚于美国和苏联），同时还愿意担负保卫盟友或者非结盟重要伙伴的责任。上面这些性质决定了这三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是处于不同的生态位的。 美国和苏联的实力最强而中国实力相对较弱，但竞争的态势却使中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且在决定力量天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这三国以根本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方式长期参与严重消耗国力的国际竞争， 逐渐都进入了极不健康的经济社会状态。在兜底责任极大自身规模很大内部情况又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三国都出现严重内斗也犯了很多可怕的内部错误。如何处理内斗？如何纠正甚至反复纠正内部错误？如何将国家带出极不健康的状态或者至少能够撑住？这些也是冷战竞争的重要方面。

与前冷战时期相比，基本博弈主体数量的减少使得对外政策在最宏观层面的判断难度实际上是大为下降了。以二战备战为例，即使我们只看欧洲，也至少存在着美苏英法德这五个重量级选手。也就是说，此时的安全决策混沌程度要高于冷战。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很多的聪明政治家犯下特大颠覆性外交错误的例子。而到了冷战期间这种情况就少得多。冷战期间的几位著名战略博弈高手在对外政策方面可以说没有犯过特大错误而犯较大错误的情况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可以认为没有犯过值得一提的外交错误）。 当然了，由于时间进程较长，也出现了若干庸人和少数蠢才，导致冷战斗争中有了很多不理智的选择。

冷战期间至少对于三大国而言，搞内政比搞外交要困难。事实上很多对外战略高手都在内政方面出现过严重失误。而冷战的终结方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内政甚于基于外交。

这一点是冷战阶段与前冷战阶段的又一个重大不同。在前冷战阶段，由于多次灭国战和更加混沌之国际局面的存在，即使是安全博弈中的主要玩家也可能面临着外交难度比内政执政难度更高或者至少同等困难。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美国以及苏联主要遗产继承者俄罗斯这三国依然是国际博弈的三个最重要主体。冷战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了经济领域地位大为上升以及在经济领域中俄的重要性较冷战时下降的情况。 但后冷战阶段终究还是又演化到了三大国在国际博弈方面与其他国家处于不同生态位的局面（虽然三大国在这个新局面中的实际作用与冷战时有所不同）。这就提示我们，冷战可以看作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进程的前半段。该进程是三大国在二战之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调整相互关系和自身在世界中地位并最终理顺关系的可能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 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完这个进程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这意味着之前流行的把冷战主要看成是美苏两霸竞争的观点越来越不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宣扬未来史学界很可能会采纳的立场： 即，将冷战视为中美苏三核心和其他一些重要参与者共同塑造的竞争比双核心的传统叙述模式具有更好的解释力，也更符合未来人类的主流政治正确。

第零章 冷战酝酿阶段（1945至1948年）

这一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二战欧洲战事的结束。之后立刻面临着如何分割战后利益和管理战后欧洲的问题。

苏联有充分理由对自己打下来的东欧进行深度控制并政治同化。第一，被希特勒闪击的记忆实在太可怕太痛苦，苏联获取广阔安全缓冲地带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第二，苏联的意识形态本身推动将东欧国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三，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把辛苦打下来的大片地盘交出去（比如苏军撤走）会难以向国内交待。这个过程虽然令西方不满，但美国接受了现实。相应地，在美英盟军控制的区域， 苏联也较为平静地接受了美英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尤其是原先已经有相当影响力的共产党活动在这些地方被压了下去。

比较麻烦的是如何处理一些力量边缘地带的重要国家，最突出的是土耳其和希腊。普遍认为杜鲁门坚决介入希腊和土耳其事务是美国对苏联开始转向遏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轮斗争中，苏联选择了忍让。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实力对比。

在美苏把欧洲的很大一部分管起来之后，接下来的焦点就是德国问题。 理论上把德国变为中立非武装缓冲地带可以是双赢方案。事实上在冷战期间也时有政治家提出此类构想。从实践角度看，芬兰的芬兰化和美苏在1948-1949撤出朝鲜半岛的行为也表明了两边对于建立中间缓冲地带是有可能达成一致的。然而，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德国甚至是否要建设一个统一德国的问题，美苏始终无法达成妥协。最终这方面矛盾激化，引发了作为下一阶段起始标志事件的第一次柏林危机。

在经济方面，美国对西欧进行了积极援助，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并且在1944年开始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些重大经济措施对于维护欧洲稳定和推动欧洲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深刻吸取了一战与二战之间一系列经济灾难教训之后的重大改革。 苏联则针锋相对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在此计划基础上又建立了经互会组织。苏联在二战中经济受到的打击远远超出美国，二战后不仅自身面临着艰巨复苏任务还需要带动同样饱受战火摧残的东欧和东德地区，其难度是大大超出美国的。这也是苏联对外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东亚方向，虽然苏联在中国东北给日军以决定性沉重打击是日本投降的重要原因，但美国拒绝苏联进入日本主岛（苏联仅仅获得了南千岛群岛），采取了吃独食的方式处理战后日本问题。很大程度上由于华盛顿将太多精力集中于欧洲，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得了很大权力，其弊端将在未来朝鲜战争中显现。在其治下日本进行了深刻政治社会改革，军国主义的制度基础被摧毁，但天皇被保留，对法西斯分子的清算没有达到德国的程度。

既然苏联被排除在日本之外，那苏军力量深入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按照38度线分为亲苏和亲美地区的朝鲜半岛的地缘重要性便大大提升。 由于历史上介入程度太低，美国在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事务方面对中苏的敏感性严重缺乏认知。很多行为欠缺深思熟虑，懵懂而又莽撞。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没有制止高度亲美的蒋介石政权把军队开进东北并大幅度朝北推进，更严重的则是数年后未能遏制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并过度刺激中国。

从1946年开始，中国的解放战争（国共内战）爆发。美苏两家都有一定程度的介入，但由于中国规模太大，投射力量困难，美苏主要精力在欧洲，美苏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够等等因素，美苏双方的介入程度都不算很深。 到了1947年底1948年初的时候，内战的局面也并不明朗。 在此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绝非世界上的主要棋手。

这段时间军事技术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在日本使用的原子弹之破坏威力震惊了全世界。在外交场面上苏联保持淡定姿态，但在国内则加紧研究自己的核武器。 美国虽然独享核武器，但其总体破坏力并不足以确保在假想中的对苏战争中取得胜利。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被制造出来，其发展有强烈的军方背景。此时的计算机使用电子管，体积大能耗高运行慢，主要用途在于科学研究和帮助军方做计算。

对美苏这一阶段的实力评估是这样的。在军事方面，如果在最关键的欧洲方向爆发战争，双方都不敢说有很大获胜把握。在东亚大陆，美苏都缺乏大规模投射力量的意愿。意识形态方面， 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这里有很多因素：苏联本身的伟大成就，一战二战和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的沉重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利用共产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需求，战后初期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经济极度困难导致的阶级矛盾，苏联执政的一些黑暗面被外界了解尚不充分，等等。另一方面，东欧地区始终存在着民族主义和苏联控制的矛盾，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很大程度上是苏军的力量强加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由于依托了二战期间强有力的反法西斯本土力量，在政治独立性方面是很高的。这也使南斯拉夫与苏联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这是未来苏联与政治独立性较高的其他社会主义政权出现大矛盾的一次预演。 东欧存在的本土民族主义与带有外来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矛盾是西方对苏联阵营施加巨大反向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攻势的主要抓手。 经济方面美国实力远超苏联，虽然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尚需时间，但即使部分发挥也已经给苏联很大压力。

总体上讲，这段时间美苏之间的斗争相当克制和冷静。美苏双方都展现了对对方斗争意志的合理认知。很多矛盾基本上都在两边计算实力对比之后快速而又比较理智地得到解决。 虽然总体上向关系恶化的方向移动了，但程度还谈不上非常激烈。毕竟还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也没有出现极为严重的战争边缘事件。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下断言说美国和苏联将建立两个阵营进行激烈对抗为时略早。

这段时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并且出现印巴分治的局面。这是英国殖民体系瓦解的重要标志。英国采取了主动顺应潮流变化并有意无意埋下重大地区冲突种子的退出殖民方式。相比之下法国则顽固得多，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仍不愿意放手，未来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英法殖民势力的严重衰退制造出广阔的权力和影响力真空，美苏和某些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国家势必强力介入。

第一章 冷战第一阶段（1948至1950年）

1948年爆发的延续时间近一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柏林危机中的美苏都展示了强大的斗争意志，尤其是美国在缺乏地利的情况下以超级空运的方式将自己的强大国力展现给了全世界。危机之后东西德各自成立，德国分裂成为现实。不久后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北约成立。柏林危机之后，美苏激烈对抗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次斗争展现了苏联与美国的一些斗争特点尤其是弱点，它们往后被不止一次重复。苏联在主动挑起事端时对是否占有世界舆论场上的政治大义相对不太重视， 有时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当然，具体到柏林危机这件事，美国的表现实在是过于超预期，也难怪斯大林有失算。美国愿意在自己的战略突出部投入巨量资源，而且有一种在正面对决中庇护弱者战胜强大敌人的英雄情结。 这种特点很容易让美国在控制对外发力费效比以及平衡战略大局方面上出现重大失误。

自此以后，德国尤其是西柏林成为美苏对抗的长期焦点， 屡次出大事，对美苏的精力牵扯很大。比如说在柏林危机期间，中国大地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苏美两国领导人思考德国问题的时间要明显超过他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时间。

1949年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技术。

这个时间段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仅如此，在胜利之后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美国的整个东亚格局设计被打乱，苏联则得到了强大的支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出现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强大组织和动员力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从柏林到北京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亚欧大陆上最强的压倒性陆权板块。 在苏联武力强大而中国武力增长潜力极大的情况下，这个陆权板块不仅很难被外界攻入而且有向周边地区大力输出革命和投射军事力量的可能。相比之下西方的核心地带相当分散，为海洋所分割。美国不得不兼顾亚欧大陆的东西两侧，军事调度的压力尤为巨大。

柏林危机加上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两件事可以视为冷战开端标志。

中国内战虽然分出胜负但没有彻底终结。 战败的一方逃往台湾并得到美国海空军的强力庇护。至此，困扰中美关系多年的台湾问题形成。与此同时，除了柏林美国又多了一个战略突出部。

基于当时的信息，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理评估应该是这样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和广阔的国土决定了中国在东方必然具有重大影响力。中国革命的历程是先有党后有党创立并绝对控制的军队，然后建立军事化政权并不断复制，最后夺下全国政权。因此具有军事化程度很高而且党对军队的控制力非常强的特点。 中国革命兼有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特征，这种双重的正义性使其具有极高的政治道义号召力，合法性甚至要超出苏联。 再加上在异常艰苦的经济环境下长期斗争的经验，可以预计在未来可能的斗争中，中国具有长时间苦难行军并保持政治稳定的巨大潜力。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协调难度大，人口负担重农业压力非常大， 经济发展前景颇不明朗。中国周边地缘关系十分复杂，又是新生的革命政权，由于被动或主动原因卷入周边冲突或者革命输出的可能性很高。中国的军事力量对抗军事强国的正规战能力十分可疑。 新中国的政权主要是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夺下来的， 因此独立自主的基石非常牢靠，这一点比铁托的南斯拉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苏联，中国与苏联有漫长边境，中国没有核武器，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外国助力，中国已经全面倒向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能保证相对于莫斯科的政治独立性是不好确定的。

这个时段还有一件大事：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并击败阿拉伯人。 这件事在当时并不显得很重要，毕竟中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世界大势只有很次要的作用。但冷战后来的历史表明，以色列的建立导致了一系列中东战争，而在此过程中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