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里的偷盗欺诈

 

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

2001年2月13日，由朱镕基总理直接点名的原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在此之前，已有两位香港证监会人士来到内地，一位是1998年10月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的原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另一位是任上交所副理事长的原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吴伟骢。

史美伦在香港素有“稽查铁娘子”之称，而且握有实权，下手的是中国证券市场最禁忌最敏感的阴暗部位，所以直至她2004年9月13日离任时，仍被人议论纷纷。

香港证监会在当地也被人讥评，说它监管不严，而不是内地市场人士所认为的监管过苛。不过，史美伦是当初难得的一位知道证监会主要职责是什么的人，我们在这儿只举一个例子。

中国建国后有一句传统格言叫“全国一盘棋”，说的是要从大局出发，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因为当初所有的人、财、物都是国家的，国家有权抽调。但改革开放以后，有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并不完全属大股东所有，大股东从上市公司抽调钱财，就是从中小股东的腰包里掏钱，这叫偷盗。但在内地，这已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中小投资者抗议几声，证监会呵斥几句，涉嫌的上市公司也没什么反应。

史美伦副主席上任后，2001年8月向一家当时很有名的企业三九集团发难，才让证券市场的所有人明白，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是件极恶劣的事情。

三九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深圳上市公司三九医药73.39%的股份，是中国国企控制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的典型。三九医药2000年3月9日上市，截至2001年5月31日，其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6%，相当于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的1.5倍。

按理说，其董事长赵新先犯了如此重罪，下狱不可避免，但当时三九集团只承诺归还挪用资金，可是25亿元中至少有13亿元是不清不楚、难以评估的实物资产，到2005年年底仍未清还完毕。

最终，赵新先还是下了大狱，史美伦毕竟给他重击，让他伤了元气。赵新先在2005年11月20日被深圳警方拘留，成为新闻焦点。

赵新先过去的人生很是辉煌，曾是“全国劳动模范”、“军队优秀企业家” 和“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这些都是响当当的称呼。赵新先创立的三九集团曾是军队企业，后成为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的“央企”。经过19年的经营，拥有逾200亿元总资产、400余家子公司和3家上市公司，涉足药业、农业、房地产、食品、汽车和旅游等“八大产业”，是国内最大的中药制造商，连续多年跻身中国500强企业。

“三九医药”挪用资金危机爆发后的2003年，三九集团便陷入了更大的债务危机，仅深圳本地的债务就高达107亿元，如果涉及全国范围，可能达180亿到200亿元，多达21家债权银行开始追讨债务并纷纷对其起诉。

2004年5月16日，赵新先被迫退休。一年半后，赵新先被查出涉嫌在一家由三九集团投资的名为三九健康城项目中个人自肥。

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是中国股市最为普遍的偷盗欺诈现象，但也因“法不责众”，极少有人因此而承担责任。个别的例子是2004年7月，山西太原上市公司天龙的第一大股东金正数码董事长万平因涉嫌挪用2,700万元天龙资金给金正公司使用而被捕。

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一旦到了海外市场，那就是悲剧。2004年11月30日，香港廉署出动近百名调查人员，将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创维集团主席黄宏生拘捕，罪名至少有两条：一是行贿会计师伪造上市记录；二是贪污公司款项。后者的情节是，黄宏生和一名执行董事涉嫌行贿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容许两人以顾问费或服务佣金的名义，挪用创维数码4,800余万港元。

案发前，创维集团处在最稳定和快速发展时期，不少基金和机构很看好它的前景，股价一路上升。有人也许要问，黄宏生身家几十亿，何以要“贪污”公司的几千万资金呢？

其实，中国内地很多企业的资金链十分紧张，资产庞大，现金短缺，黄宏生挪用的数千万元是为了投入房地产，利用杠杆效应，滚动完成数亿的投资。

另外，内地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乃至高管利用上市公司担保贷款或挪用资金都是为了炒股、炒房地产或开自己的公司，待项目赚了钱，再将款项还回来，一般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只有投资失败，无法填补资金窟窿时，才会东窗事发。而黄宏生是活生生地被香港廉署逮住，这在内地是难以被查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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