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欧洲的诞生，滥觞于一战结束后咆哮的二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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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枯拉朽的艺术运动

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艺术运动之一，滥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咆哮的二十年代”。

一群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青年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道德产生怀疑。

其中，法国作家、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在1924年“揭竿而起”，发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艺术运动。

他认为理性思维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自然世界在人类科技的铁蹄下战栗，不再令人憧憬和敬畏，因此试图利用超现实思维将人类从理性思维的桎梏里挣脱。

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奠定了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早在1919年，超现实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尝试循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性本能与梦的解析的学理进行实验，

而最初带有游戏性质的偶发性实验，也找到了内在心灵探索的新路径。

从“相信梦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观活动”的表述中可见，塑造人类的纯粹心理是超现实主义者的观取方式，

而从“相信现实”“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表述中亦知，“现实”依旧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政治极端主义肆虐的年代，也迎来了超现实主义的全盛期。世界格局动荡不安，经济衰败，法西斯主义抬头，新的恐怖和暴行接续涌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逃离现实的需求和对美的呼唤尤为迫切，而被超现实主义者奉为圭臬的“自由”“疯狂”“幻觉”“谵妄”则成为了文学、绘画、雕塑、摄影、电影等艺术领域纷纷青睐的对象。

也是在这期间，超现实主义者纷纷加入政党并参加日常活动，在《第二个超现实主义宣言》（1930）中，

布勒东又扩充了心理现实的维度，新的心理现实融合了可视的形象和外部世界，并竭力克服艺术与生活的脱离。

他指出我们确实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富于想象力的活动应该对现实产生具体的影响。

因此，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次反叛传统文化的艺术运动、一场狂热的精神革命，更是对现实另一重境界的超越和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现实主义中心移往纽约，战后又重新回到巴黎。1966年，运动旗手安德烈·布勒东去世。

1969年10月，宣告存在半个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结束。

即便如此，超现实主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并未随着运动的结束而消亡，在今日仍旧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被现实逼视的超现实主义电影

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的主要倾向，其后又成为美国实验电影和地下电影的重要一翼，

超现实主义自诞生来所裹挟的反叛性、革命性，使得其不得不在主流商业片的夹缝中生存。

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影片是法国女导演谢尔曼·杜拉克的《贝壳与僧侣》，这部电影的上映拉开了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序幕。

杜拉克运用一些超常的创作方法，如软焦距、晃动镜头、叠印等，突显牧师性压抑下狂乱变态的心理，其所追求的最高美学境界是把艺术创作视为一种偶然的启示或悲剧式的预言，

她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展开创作，认为人只有在非理性状态下才能显出真我，口号是“梦幻的世界——这是‘崇高’的电影领域”。

但即便如此，这部电影因渎神和反宗教崇拜的倾向而被禁止公映，超现实主义在电影艺术层面的反叛性逾越了主流价值观的认可，超现实主义在官方话语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而将超现实主义运用到极致的则是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他自导自演的短片《一条安达鲁狗》成为了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富有象征意义的梦魇被搬上了银幕——割开眼睛的剃刀、划过月亮的乌云、爬满手心的蚂蚁，全片浸透着对真实欲望的凝视和教会对人性的压抑。

荒诞的故事本身虽没有任何逻辑，但可供解读的信息量却是丰富的，这些非理性反逻辑的蒙太奇使得电影内涵产生了巨大的延伸，这种超现实主义精神也让本片具有跨时代的先锋意义。

1930年，布努埃尔又创作出另一部超现实主义巅峰作品《黄金时代》，这部杰作描述了法国战后复苏时期城市全面扩张的资本时代，

同样充满天马行空的隐喻：一群蝎子与老鼠打斗，是对专制政府暴力欲望的嘲弄；坍塌的高楼大厦，毫不掩饰对时代崩塌的诅咒；僧侣变为骷髅，是对宗教伪善和深层暴力的直接表露。

布努埃尔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和对资产阶级的讽噱，使得他同时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

无独有偶，《黄金时代》的上映也同样面临着官方话语的审视，触动了统治阶级的神经，进而上演了一场政治风暴。

右翼分子对布努埃尔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和袭击，右翼报纸发表文章号召读者攻击影院，新闻媒体大规模争论，赞扬与辱骂旗帜鲜明、截然对立。

影片上映一周，就被巴黎警察局下令禁放50年，直到1980年才在纽约再次发行。超现实主义电影自带的革命性质，让它在给观众带来高峰体验的同时，也被迫走入了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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