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古 代“公 车 族”

 

中 国 古 代“公 车 族”

一

在中国,自从发明制造了“车”,就有人乘“公车”而驱“官马”。车 马喧 喧,络 绎不绝;正所谓:前车虽覆,后车勇继。一部华夏演变史,绝少有“后车之鉴”的理性!

坐“公车”者光荣。甚至能为坐“公车”的老爷执鞭而 御,也 沾 不 少 光 彩。尽 人皆知的是齐相晏婴的车夫,驱车过市,其“意气洋洋”之态,过于主人。记 在《论 语》里、又总被圣人 的 弟 子 讳 而 不述 的,是“大 成 至 圣 先 师”孔 老 夫 子 也 想 做 个 “公 车司机。”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执鞭”有多解。“看门”也罢,“开路”也罢,“赶车”也罢,皆供官家驱策为奴也。

当不上“奴”,才“从吾所好”,去当“圣人”,可见人心俯仰,勉强不得。

可以这么推而论之:只要人类还在造“车”,必有一部分“车”升格为“公 车”;有 “公车”则必有坐“公车”之人;于是“公车”万年,“公车族”亦万年。

“车”的发明,中国文化典籍记载错杂。

《管子》记:“奚 仲 之 为车 器 也,方 园 曲 直 皆 中 规 矩。”《吕 氏 春 秋》记:“奚 仲 作车。”《山海经》记:“吉光始以木为车。”《说文》记:“车,夏后氏奚仲所造。”《汉书》记: “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释名》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作车以 行 陆,作 舟 以 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后人多数承认的造车者,是奚仲与黄帝。因为奚仲是黄帝的后代,故追到老根儿,还是黄帝。车,发明制造出来了,谁坐呢?

墨子很天真,他认为“圣王作为舟车”,乃“便民之事”,“是以 民 乐 而 利 之”。以车代步,君子息足,小人息肩,当然大大遗惠于社会人生;但造 车与 有 车,赶 车与 乘车,毕竟是两种命运。

造车者挥汗如雨,乘车者清风徐来。

造车是“劳动一族”,乘车是“享受一族”。

“公车族”无疑是“享受一族”中的最尊贵者。

中国历史上最显 赫 的“公 车 族”是 历 朝 历 代 的 皇 族,其 代 表 人 物 为 封 建 帝 王。

以周天子为例,已有“五辂”之制。“五辂”,为帝王所乘之五种 专车:玉 辂、金 辂、象辂、革辂与木辂。“五辂”的区分,最早是因用材不同,后来 演 变 为 用 途之 异。对 于 “五辂”,《周礼》之《春官宗伯》中记之甚详。

秦统一中国,始皇帝的专车为“金根车”。此车之命名,不唯指以“金”为饰。这是始皇帝有意践越“周礼”的“创造”。商代,帝王专车名“大路(辂)”,又名“桑根”,以其有桑木金黄之色而称之。秦人加之“金饰”,改名“金根”。

秦皇的“金根车”一动,后面那10辆“副车”(五彩安车、五彩立车各 五)紧 随之行,长长车阵,何其壮观! 金根车六马为驭,安 车、立 车 皆 四马为驭。其 实,秦 始 皇巡行天下时,除“金根车”外,“大驾”属 车(又 称 副 车、贰 车 或 左 车)81乘,“法 驾”属车36乘。张良得力士于博浪沙以铁锥刺杀秦始皇,“误中”者,即其“属车”(副车),由此可证,“属车”愈多,安全系数愈大!

汉初,因战乱影响,车毁马逸,“将相或乘牛车”,但皇帝乘车的规格一丝儿也不能降低。汉高祖乘金根车,上饰黄屋左纛,属车之制 仍 依 秦 例,安 车、立 车 各 五;而在实际上,却是属车36乘。汉武帝天汉五年(公元前97年)定舆服之制,天子车辂更趋完备。郊祀所 乘,亦 谓“大驾”,备 车 千 乘,骑万 匹,威 仪 之 盛,又 远 在 秦 始 皇之上。

两汉以降,历魏、晋、隋、唐,延及宋、元、明、清,皇帝乘车基本遵循“五辂”之制,大同小异,气派不减。受摆谱儿的帝王,或郊祀,或巡 幸,总 是 命 百 辟 悉 至,群 司 毕从,“副车”之外,再加“副车”,浩荡之阵,何止千车万骑?

说到“五辂”的驾驭,今人往往以今方古,简单视之。玉辂,多为五辂之首,当然是六马金饰,豪华非凡,“世之良工,莫能为之”。其余辂车,在形制,雕饰上,一丝儿也不准马虎。这些历史的数据,都记载于正史的“舆服志”里,足供后人检点。如果询问五辂之车,要几人驾驭,相信今日读者多猜不中。让我以宋朝为例,罗列一二。

宋朝之玉辂,因直接仿唐朝显庆年间之制,故名“显庆辂”,于五辂中用工最精。

“显庆辂”一动,便需“驾士六十四人”。金辂的驾士,亦同此数。象辂、木辂、革辂驾士稍减,亦各40人。皇帝的五辆专车,竟要驾士248人 之 众。到 了 偏 安 江 南 的 南宋小朝廷,乘车的昏热,又过乃祖。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重 建 五辂,玉 辂一车,竟要驾士232人。另四辂,各154人。五辂一动,单是前呼后拥的驾士便多达848人。一个没落王朝的衰朽,总要在它过分的享受、过度的消 耗、过 细 的 烦 琐 上 表 现出来吗?

“五辂”为主车,主车之外 的“副 车”,亦 名 目 繁 多。 据 《新 唐 书·车 服 志》,“副车”有:耕根车、安车、四望车、指南车、记里鼓 车、白 鹭 车、鸾 旗 车、辟 恶 车、皮 轩 车、羊车等十 种。各 朝 代 互 有 发 明 增 益,载于 正 史 的 天 子 “副 车”还 有:戎 车、猎 车、游车、画轮车、鼓吹车、象车、黄钺车、豹尾车、建华车等。

车阵,构成一种“势”,这是皇家威势。每一动作,无 不 向 万 姓 小 民 显 示 君 临 天

下的淫威。

沐浴皇恩,皇太后、皇后、皇太 子、皇 子、公 主、妃 嫔 等,也都 配 备 专车 种 种。以

皇后为例,制近皇帝。在周朝,皇后五辂为: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在汉朝,皇后乘鸳辂,或金根车。在晋朝,皇后乘金根车,或紫罽车、或画轮车、或云母安车,或金博山 车。南朝之宋、齐、梁、陈多因之。与皇帝五辂的差别,是皇 后 之车驭马多为三匹或四匹。北朝政权,皇后乘车多遵魏、晋 之 制。如 后魏,皇 后 乘金 根车、云母车、安车,驾四马;如 后 周,皇 后 专车 竟 达12种 之 数(重 翟、厌 翟、翟 辂、翠辂、雕辂、篆辂、苍辂、青辂、朱辂、黄辂、白 辂、玄 辂)。唐 朝,皇 后 之车 有 六,受 册 从祀乘重翟,亲桑乘厌翟,归宁乘翟车,临幸乘安车,拜陵乘四望车,常行则乘金根车。

由此推之,在皇族体系上的每一个血亲成员,都有乘坐专车的权利。为了维持这群男男女女的进进出出,到底要耗费天下百姓多少贡米赋银呢? 今 天 的 研 究 者还没有考出确数。

说到“公车”,我们不能忽略以“兵车”形式存在的“公车”。周 朝 时,邦 畿 千 里,兵车“万乘”,这是天子的军事实力。阡陌百里,兵车“千乘”,这是诸侯的军事实力。

一车四马,车马相配,都是民脂民膏!

统治者的聪明,是善于“化私为公”。百姓 之车、之马、之 人,召 之 即 来,供 我 驱策;挥之即去,不付毫厘,这就完成了一个白手搿鱼的所有制变幻。当然,在绝对的保障体系里,皇家公车族的用车是将造车、养马、警卫、仪礼诸程序自然整合的。以政治统治术还很幼稚的周朝为例,皇族用车由隶属于“春官宗伯”的“巾车”执掌 公车之政令,由“车仆”掌兵车之部署,由“典路”掌王与后五辂之行止;由隶属于“夏官司马”的“马质”掌马价及供应,由“舆司马”掌兵车,由“司右”、“虎贲”、“旅贲”等掌王、后专车之警卫,由“隶仆”掌车辆清扫,由“戎右”乘戎辂、木辂,“齐右”乘玉辂、金辂,“道右”乘象辂以任警卫;由“大驭”驭玉辂,由“戎仆”驭戎辂,由“齐仆”驭金 辂,由“道仆”驭象辂,由“田仆”驭木辂,由“驭夫”驭贰车、使车、从车;由“校人”掌马匹及政令,而“校人”之下属“趣马”掌养马,“巫 马”掌 治 马 疾,“牧 师”掌 放 牧 马匹,“庾人”掌驯马,“圉师”、“圉人”则专司养马(每乘,有马四,一人养之);造车事宜由“冬官”下属之“轮人”(为轮)、“舆人”(为车架)、“辀人”(为车辕)分工合作而为之……

方之时语,可谓“系统工程”!

二

中国古代“公车族”的另一个庞大组合是皇家官吏、及皇命册封的各级贵族。

身为官吏,身任官事,身坐官车,亦在情理之中。

有一则小故事,几 乎 已 尽 人 皆 知。战 国 “四 君 子”之 一 的 孟 尝 君 田 文,门 客 数千,皆礼遇之。冯 闻其贤,投门自荐。先居“传舍”,弹铗而歌“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复弹铗而歌“出无舆”,孟尝君又迁之“代舍”,出入有车矣。后来,这冯真也为孟尝君办了点事情。考孟尝君的“级别”,齐国之相,位在“伯”、“子”之间,他的门客,仅为一般士子,居然也享有专车。由此推论,当战国 末 期 人 才 需 求 十 分 紧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身价倍增,“科长”、“股长”一级,亦有乘车之优待。严格考之孟尝君之“车”,又不全是“公车”,顶多算“半公半私”。至于信陵君专车去接大梁夷门监者侯嬴、及屠者朱亥,那是分外的礼遇,不在享受“公车”的常限之内。

其实,官吏们乘“公车”,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等 级 限制,谁 也 不 准 逾 制。这 叫 “因职受车”。

官吏乘车的限制,可以上追到周朝。

周天子“以九仪之命正邦 国 之 位”,所 谓“命”,即 “命 数”、“品 级”也。“一 命 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命”(品级)定下来了,其国家、宫室、车舆、旗帜、衣服、礼仪等,皆以“命”为节。周朝“受(授)车”的“命数”定在第三级(从低向高);“三命受位”,便有资格享受公家提供的车马费了! “九命”之序列,只有一、二“命”不受车马,但“二命”还可“受服”,即享受免费提供的四季工作服。所以这“九命”的倾斜,无时不在鼓励 人 往 上爬。爬得愈高,由公家提供的“工资外”享受便愈全面而舒适。

关于历朝历代乘公车的官吏确数,我不想细加考求。下面,仅据《通典》摘引唐以前若干朝代的文武官总数(不包括内外诸司职掌之吏),让读者对“公车族”有 一背景印象。

朝代 文武官员数

周朝63675人

西汉130285人(包括斗食佐史)

东汉7567人

晋6836人

南朝宋6172人

南朝齐2063人

后魏7764人

北齐2322人

后周3989人

隋朝12576人

唐朝18805人

三

“公车”滚滚,碾过历史的坎坷。

送走一代代达官,迎来一茬茬贵人。

特殊的车辆,特权的群体,鱼贯成不断线的人间奇观。

我们无须抱着政治浪漫主义情怀去批评“公车现象”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的痼疾。车辆的形成和发展毕竟也凭借了技术的进步,它总凝聚着人 类 的 智 慧 用 于 解决行路问题上的可贵成果。这才使今天的人们能由一个原点走向天南海北。

“公车”和“公车族”的存在,自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古代的纳 税 人 大 约 不 懂 得从“公车族”的骄横当中反思自己权利的亏蚀。因为那时的“黔首”(百姓)是信守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命题的。

最恰当的古例是战国洛阳人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时,“兄 弟 嫂 妹 妻 妾,皆窃笑之”;一旦身佩六国相印,高车骏马而还,其“昆弟妻嫂,侧 目 不 敢 仰 视”。苏秦于是喟然而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 贱 则 轻 易 之,况 众 人 乎!”

这故事载于《史记》,为后世人重复引用。

“车”,在它载人载物、远行远止的“服务”属性外,又分明是人的“政 治 价 值”的体现。人借“车”而升值,与借“权位”而升值一样,都是“人往高处走”的变态形式。

不能让“公车族”永远美满的是,路有尽头,车有毁日。

另一个旧例也写 在 《史 记》里。商鞅,即 公 孙 鞅,敝 车 入 秦 时,一 平 头 百 姓 耳。

游说秦孝公成,变法亦顺,商鞅官居“大良造”,又封“商君”,终于坐上 豪 华 型 公 车。

车有了,人心也丧失了,商鞅“政治升值”之后坐车出行开始戒备森严:“(商鞅)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 戟者旁车而趋,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最后的终局,是商鞅死于“车裂”。车荣车损,集乎一身!

这个宿命的故事太极端化,并不能概括“公车族”的命运。但是,毕竟有人清醒了、警戒了。

王莽篡政前夕,曾派“公车”迎接彭城人龚胜入朝为官。京中使者带着“太子师友祭酒”的委任状、印玺、还有六个月的工资奖金。只要一 步 登 车,便 当 权 势 在 握。

出人意外的是,龚胜称病不行。使者再催,龚老夫子宁愿绝食14日而死,也不上王莽的“公车”。

历史上不乏登上 公 车、而 又 挂 冠 而 退 的 志 节 之 士。陶 渊 明、郑 板 桥 因 为 是 诗人、画家,被人提及也最多。

如果随着时代进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人生设 计 不 再 单 一 于“学 而优则仕”之途,不固执于往“官道”上挤,往“公车”上爬,就请多想点如何于 人 有 益,于世有益的另一途径罢!

(刊《东方文化》1998年第4期)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