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正：并不是做体育记者辛苦，而是被“无价值感”反复折磨

 

导读：近期体育圈接连传出新闻，反腐、涉赌、消极比赛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在中国社会引发巨大讨论。 除了事件本身，人们还在追问其背后的原因，乃至国内体育生态的变迁。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也在关注这些年体育媒体、体育记者、体育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事实上，早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有一些体育媒体人就在感慨体育报道的缺憾。 观察者网邀请体育评论员效正老师聊聊这些话题，效正老师发来了一篇私人观察笔记，既是对自己从业经历的感慨与唏嘘，也是从某个切片记录着中国体育媒体的变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效正】

体育在别处。

恰因为人们都是各自境遇的囚徒，我曾经渴望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体育记者，他们离开这个行业终结美梦。一半是关于回忆的豪迈，一半是关于现实的无奈，才在深夜流泪后又在凌晨赶路……

1、

出发去青岛前，体育部主任托我向马洪文老师问好。

“本来我应该亲自去的，都是捷报联盟的老朋友。”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但你也知道现在报社要求体育部搞经营办活动，我实在走不开；你去了之后不要咋咋呼呼，一切低调。”

我自然是满腹牢骚：虽然那时我刚当体育记者一年，但并不是职场新人，也出过国采访过国足世预赛，区区一场欧洲杯赞助商的活动，还需要这么小心谨慎？

那次活动，我对青岛的印象极好。海风、海鲜和海上的快艇，玉带一般的跨海大桥，几乎零压力的采访工作，与爽朗好客的马洪文老师捧杯，一饮而尽的鲜酿啤酒。

回到深圳后，我跟主任两次聊起马洪文老师。一次是及时带回来马老师的问候；另一次是两个月后马老师去世的消息。2016年7月23日，《青岛早报》体育部主任马洪文因突发心梗离世，年仅47岁。

通过后来的许多追忆文章，我才慢慢了解马老师以及他作为“大管家”支棱起来的捷报联盟，在中国平面媒体黄金时代的牛逼往事。

我想起那个夜晚，拖着疲惫的行李箱抵达酒店餐厅，就径直坐在了胖胖的马老师对面，邻座则是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腾讯体育总监许绍连老师。许老师正在给大家“讲课”，马老师托着下巴静静地听，还有好几位生面孔的年轻记者，以及与我年纪相仿的南方都市报光头记者——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因为报道深足有过一面之缘。

许老师几乎是在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只要坚持原创，半年，最多一年，一定能在体育媒体圈子里闯出名堂来。”

彼时，正是报纸这种传统媒体生死存亡的关隘，一到年底就有某某报纸关停并转的消息传出。越是市场化的报纸，越早感受到了行业的寒意。尽管许老师传授的经验都是正确的，但未必适合在座的所有年轻人。

而我特别羡慕光头记者，他所在的南方都市报并没有给体育部下达经营任务，往后好几年都还在坚持那种特别纯粹的体育报道，甚至是批评类的报道。而我只能在别的地方寻找优越感，比如我们体育部办的业余足球赛事，无论从经营收益还是影响力都远超南都——但我也很清楚，他们办赛的是另一帮人。

坚持原创对于某些年轻媒体人而言，其实是个伪命题。

体育记者 资料图

2、

光头记者后来在圈内颇有名气，是公认的才子。听说南都体育部也撤了，他去了北京，还干体育，但不再跑一线了。他过去的编辑，与我相熟，也转行去了出版社。

与此同时，腾讯体育大裁员，篮球运营组、足球运营组、综合体育项目运营组等六大业务组均被撤销，合计裁员人数达100人左右，裁员比例达1/3。

腾讯体育大裁员绝对是体育传媒行业的重大利空。要知道，体育内容曾经在腾讯集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着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东风，腾讯体育更是达到了市场影响力的巅峰。结果没能等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打，腾讯体育就迎来颇为决绝的“调整”——很多员工都是直接接到被裁通知，没有调岗机会，但公司也给出了至少N+1的赔偿方案。

作为事后诸葛亮，有人说国内体育产业环境因为疫情而发生剧变，有人批评腾讯高层的急功近利，但所有人都不能否认一个时代背景——在各类自媒体平台大行其道的当下， 继续保留庞大的图文内容生产团队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一位体育圈人士颇为悲观地评论道：“腾讯体育的这个转身，带走的是一个推崇优质原创内容的时代”。

现在，许绍连老师依然活跃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而我也还在时代的浪潮中扑腾。

做了两年行政工作后，我还是选择了回到体育圈子——尽管我们体育部早已不复存在，主任去了总编室，其他记者、编辑也散落在天涯。东京奥运会、卡塔尔世界杯，甚至就在家门口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报社都没有派记者赶赴前方参与报道。这种“不在场”，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

2022年7月2日是国际体育记者日，已经“死”掉的体育部竟然张罗起一个饭局。为了这次聚会，8个人带着彼此的体重和心事，穿过台风“暹芭”来临前的斜风细雨，从城市各处匆匆赶来。如今二胎都已经一岁半的我，竟又成了年龄最小的那一个。

一如六年前，我满腹牢骚、但又谦虚谨慎地听了一整晚关于体育记者的故事。

3、

8个体育部故人，其中有三位前辈，我也是第一次见面。他们仨早已远离了体育媒体这个圈子，瘦高的华斌是电商新贵，更瘦更高的大勇是企业老板，皮肤白皙的孙姑娘是家庭主妇。

听他们说，鼎盛时期，光是体育部就有22个人，每天7到8个版面。网球、田径、游泳都有专项记者，国际足球记者则按英超、西甲、德甲分线口。从世界杯到田径世锦赛，从欧洲杯到F1，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世界级大赛，也留下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2002世界杯，国足第一场输给哥斯达黎加后，忘记是谁起了那个“惊世骇俗”的标题——《第一次，有点痛》；2005年的中国足球高端论坛，为了接待贵宾，一群只会穿球服运动服的小伙子穿上了借来的西装，样子滑稽且别扭；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家地方媒体竟然派出20多人的前线报道团，分散在京城的各个角落，每天推出32个版的特刊规模……

我是2011年进入报社的，2015年才转到体育部，所有这些好事都没赶上。我几乎是流着口水听大勇老师回忆往事：“那时候在报社上班，就感觉背靠着一棵大树坐着，只要每天写好稿子、编好版面就行了，特别单纯。还有很多可爱的同事，我们一起吃吃喝喝，一块玩耍。那是我人生中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忆。”

饭店外面，台风“暹芭”敲打着门窗，我们聊起了风雨飘摇的广州恒大。我这样的年轻人只能聊恒大俱乐部给的车马费和恒大足校的广告投放，华斌老师则绘声绘色地说起2013年至2015年在恒大集团的工作经历。他是恒大北京公司的创始员工，负责楼盘的策划定位、推广营销。“那时候恒大的足球很厉害，亚洲冠军，人气高啊！当时特别骄傲的就是穿恒大球衣去北京国安的主场看球，我们是内部员工，看球不要钱，还是专属看台。”

席间我仔细观察了华斌老师的鼻子，坚信他一定有异于常人的敏锐嗅觉，所以才能先后两次在报纸和地产的浪潮之巅，毅然决然全身而退。他是这样说的：“2008年报社派我去新加坡参加国际传媒培训，讲课的老师说‘纸媒不妙’，而且当时美国一些大报衰退明显。”北京奥运会的第二年，他选择了从报社离职，而且永远离开了体育记者岗位。

4、

2021年，前《新京报》体育记者张宾来深圳出差，得知我们这些从事体育报道多年的老记者们不再关注中超、CBA，而是转型城区报道或者政务公号运营，颇为惊讶。尽管他本人早已离开了传统媒体。

就在我们那次台风聚会的几天后，张宾在自己的公众号“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中贴出一篇文章《一个体育记者转行后的自白：我为什么劝同行赶快转行？》。他在文章中告诉日趋凋零的体育记者，以及体育新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们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当下除了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少数央媒，还有部分地方党报、电视台还保留着少量专职报道竞技体育的记者外，社会面基本算是“清零”了。

张宾认为，体育媒体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传递信息。在互联网尚未发达的那个年代，体育媒体所提供的主要内容是赛事报道、赛后采访，以及人物故事等。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直播平台以及移动资讯App的繁荣，核心赛事信息的传递几乎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移动资讯APP在瞬间完成，运动员的赛后采访、新闻发布会则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呈现。

技术的日新月异解构了体育内容生态，这是体育媒体的困境。体育记者的尴尬则是无力再扮演“中间商赚差价”的角色，一是怕引发负面舆情，运动员不敢接受采访；二是流量时代，运动员自己就是媒体发布器。

体育记者何去何从？张宾认为“名记走向个人IP化”是一条道路，白国华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今年清明节后，白国华老师以一篇《足球大败局：一支球队10年砸170亿，这钱怎么花的？》，再次“鞭策”垂死挣扎的广州恒大（广州队）：“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恒大12年在俱乐部身上的开销超过了137亿。此外，恒大在足校方面也是丝毫没有吝啬，各种宣传中都声称，9年来为足校的花费达到了30亿，这两项总额相加接近170亿。”

5、

当体育记者之前，我就经常读白老师的文章。后来有一次在成都参加活动，见到了“真人”，愉快地加了微信。与其说是体育记者，他的模样扮相其实更像一个“文人”。

复旦新闻系毕业的白国华，2002年进入《足球报》工作，后来成为恒大跟队记者。2019年因为中超夏季转会窗口对转会新闻接连地准确爆料，爆红于网络。一时间“抽烟只抽软中华，记者只信白国华”在球迷间广泛流传。

对此，白老师很无奈——《张玉宁父亲卖上海八套房子》的深度报道就是自己写的，但并没有人因此注意到他。“媒体行业的环境并不好。 内容本身缺乏变现能力，加之自媒体的冲击，可能很辛苦做一篇报道不如自媒体一篇的流量挣得多。全世界的媒体行业都处在寒冬，人们阅读方式在发生着改变，这对于传统媒体记者，自然也是一种冲击。”

2020年，白老师离开供职18年的《足球报》，成为了一名“自媒体人”。他很坦然：人到中年，离开报社，要么为名，要么为利，这里已经无需赘言了。

作为微信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我知道白老师这两年也历经了许多困难，其中就包括经济方面的压力。

作为一名现场采访过俄罗斯世界杯的记者，白老师无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现场采访后，不禁感叹道：“一切似乎又回到不能身临其境的平静，看着各支球队盛装登场，看着芸芸众生喜怒哀乐，而自己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的那些世界杯回忆。”

2022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三名参与赛事报道的记者意外身亡。图片来自路透社

卡塔尔世界杯，我也依然没能抵达现场，但却为这届世界杯同时打了四份工——1、给报社写稿；2、给知乎写稿；3、给某企业写稿；4、给某博彩APP写稿。期间听说有三名参与世界杯赛事报道的记者在卡塔尔意外身亡，分别是英国独立电视台体育频道技术总监罗杰·皮尔斯，美国知名足球文字记者格兰特·瓦尔和卡塔尔体育频道摄影记者哈立德。我确信自己在某个深夜一边看球一边码字的时候，偷偷抹了眼泪。

并不是因为辛苦，而是被那种“无价值感”反复折磨。

这种感觉，又一次在深夜里，在码这篇“私人版的体育记者消亡史”的时候，不请自来。中超准入乱象、足坛反腐，以及张继科的丑闻，仿佛都在眼前，仿佛都在笔下，却又离自己那么遥远。专业的调查、专业的分析和写作，真的不被这个行业所需要，真的不被读者（网友）所需要？

点开秦云老师的《八千足记今安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散》，文末，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名字——马洪文（青岛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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