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再次抉择 —— 于国企深改之际再读小说《抉择》有感

 作者：成成原载《群言》 2016年2期       身在国企，2015年不断收到关于国企深改的政策文件；机缘巧合，整理书架，翻看著名作家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回想起当年观看电影《生死抉择》（由《抉择》改编）的情景，心生感慨。时光如水，或许已经冲淡了每一张面容，而那些面容后面的故事，在时代迅速的变迁中，或如烟般飘然而过，或如铅般沉淀心中。下岗、再就业、股份制、深改，每个过程都血肉丰满，满载悲欢；正义、公正、发展，每个字眼都分量千钧，型塑未来。过程与结果中除了我们看到的表象，尚有价值观的内化和路径依赖。“这其间的悲欢离合，波诡云谲，令人在冷静沉默中回想起来，抚今追昔，实不胜其感慨系之。”这是出版家邹韬奋在《抗战以来•开场白》中的话，也是我重读《抉择》后的心情。我亦想起了《财经》杂志原主编胡舒立讲过的那段话：我们不仅要看到时代的列车奔跑的速度，也要看到列车上的人们的悲欢和感受，还要瞭望列车前行的方向。国企改革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特色故事，它道出了大国盛世背后的欢笑与悲歌。当新一轮国企改革重启，回首旧事，或尚有缺憾可警醒，面向未来，也仍有路径可甄别。我们面临再次抉择。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不走回头路的回头看20多年前暴风骤雨般的国企改制，从砸破“三铁”到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对于不同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有人描述为：“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       在小说《抉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做中阳的大型纺织企业已经穷途末路。因为是国企，国家年年给贷款，贷得越多，亏得越多，一边是原厂面临停产破产（现所谓“僵尸企业”），另一边是寄生于原厂或由原厂派生的小公司红火一片，这些几乎全是厂里领导干部的子女、亲信兴办的实体，而坚守原厂的则是他们的父辈。这是市场的无情，还是制度的漏洞？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女工无钱看病，要到毫无劳保条件的私企（或曰分厂）去干活或者叫卖命，因为在严密监管的厂区跟外人说了几句话，就被踢倒在地——这是电影《生死抉择》的画面。要不是李高成这位市长也被人家的“保卫”或“监工”踢出来，谁会知道那些凋敝的厂子内还轰鸣着这样的血汗工厂？谁会揭开这样的“双轨”黑幕？小说里，坐在台上大讲奉献的国企老总私底下拼命捞钱，他的思想是：“要还是社会主义我就照做我的官，要成了资本主义我就去当资本家。”作者在书中怒斥道，这显然已经是政治变节！而团团伙伙、圈子山头尽是权贵结盟，甚至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护照，还不止一两本！在15年前或者更早，作家描摹出这样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人物因为“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着仍心酸流泪、愤怒握拳，并扼腕叹惜——15年后的今天，在反腐的声浪中，我们才听到“丧失政治原则和党性”、“背叛组织”、“裸官”这样对应的判词——从心底生发的文字有动人的力量，并总是复活的。读着这样力透纸背的文字，作者和读者一样，滴着血泪，凝着同心，为了那些为改革付出最多的人们，他们的坚韧顽强致敬！而那些卖身卖心、不择手段攫取金钱的人，曾是多么嚣张邪恶！这些人不仅瓦解了国家资产，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涣散了民众团结的意志，颠覆了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和普遍价值观，成为我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梗阻。       在当今“碎碎念”的文字和“无厘头”的影视面前，在所谓阳春白雪和杯水风暴的写作潮流中，《抉择》这样的宏大叙事显得太深邃、太阳刚了。但是，个人的小波折从来都被时代的大变革所裹挟。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大”事件下，作者通过人物的独白道出反思之“深”：“我们指定了企业家、总经理，我们又提出了简政放权，使他们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权力阶层，成了一个处在管理与约束、政治与权力的真空，却又掌握着国家生死命脉的贵族阶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他们只需要一个签字、一个图章、一个电话，就可以直接把数以万计、百万计、千万计的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资本!……这种东西，正肆无忌惮地干扰着我们的改革，搅乱着市场的公平竞争，动摇着我们的权力基础。”       在这期间，笔者“怀旧”地看了一部叫做《钢的琴》的低成本影片，据说那是一部娱乐片。一遍遍再听刘欢的《从头再来》，据说这是一首励志歌。我只想记下一笔良心账，从这里长出正气和正念来：       ——“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中央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所谓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20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这是财经记者吴晓波说过的两段话。       ——多少国企被贱卖，转眼之间造就了百万个巨富，今天上市的企业和潜在的上市企业有多少家曾经是国企的家底转换而来；今天千千万万个资产千万甚至过亿的成功企业家，第一桶金都和国企改革改制有万缕千丝的关系。与此同时，6000多万企业职工下岗，改变了当家作主的地位，面对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却只能在背后骂娘。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吴晓波《中国历代变革得失》       是的，都过去了。在笔者工作的大楼两侧，黄金地段上，新矗立的大楼早已替换了原来的国营大厂，大楼的主人或者股东无疑是时代的成功者；在另一侧的马路上，三三两两有摆摊钉鞋、缝纫、卖红薯的老人，钉鞋的老人一副沧桑的模样，他的摊子前面写着很见功底的几个字：原某某厂下岗职工，手艺好，价格低。       门里门外，两个天地。谁在门里赢者通吃？谁在门外黯然神伤？那个门到底是什么？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还写道：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的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不走回头路，但要回头看！依法治国框架下的改革重启

国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于产权不清晰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或者叫做所有权虚置。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众人的爹没人疼。重启的国企深改，显然要看看今天的国企是什么家底。2013年，有44家央企入选世界500强的强盛之梦；但是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就轻松超过民企500强的利润总和；总理呼吁降低宽带资费，有关企业却有阳奉阴违之嫌，降费且不清零，但流量却容易“跑丢”；政企分开没有进展，至今国企高管依然保留行政级别，一边自我分配高额的垄断利润，一边无级变速般升官；稳定国计民生的国企屡屡成为“地王”，引发众怒；坐大的垄断集团不断提高自己的薪酬到了令人赧颜的地步，他们吸纳的就业、投入的技改研发以及创新却也寥寥；他们傲娇地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但是好像早已忘记了在中国的老理儿中，长子是承担责任最多、支撑家业的那个，而他们连占有的土地都不交税，且占据垄断资源！相比于市场，他们更熟悉的是官场，要政策、拿补贴早已成为其惯性！因此，难以切割的政商关系成为腐败的温床！      据统计，2000—2014年795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例中，大约95%的贪腐官员涉及接受商人贿赂。官员的权与商人的钱、物质或美女之间的交换，几乎是所有贪污腐败的“标配”。官商勾结的腐败模式将政企关系逼入险境。在中国这种“有管制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制约干预经济的权力？如何厘清政企的合理边界？官商怎能各安其道、各走各路？这是在法治思维下再次思考的关键。不然，就会面临典型的囚徒困境：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不良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      故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民众看到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自然担心会不会发生第二次官商勾结贱卖国有资产？习近平总书记洞若观火，一句“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成败关键。      专家建言，只有找准国企改革的痛点，国企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就目前而言，国企改革的痛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央企在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2）央企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遍地开花，与民争利。（3）国企高管的官员化，是政企不分的根源。（4）董事会的虚置。尽管不少国企都组建了董事会，但董事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国资委和组织部都直接越过董事会干预国企。（5）国企的“三重一大”硬性规定，那么“高大上”对一般中小型企业是够不上的，于是就出现了“占山为王”的“能人腐败”。      在公正透明的天平上，在法治公平的竞争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淡马锡模式，国企改革重启对于稳定和发展的意义难以估量！法治思维、民主建设对国企深改的价值，不可忽视。

国企再定位——再次抉择2015年11月末，中央听取关于巡视5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有关情况的专题报告，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破解寻租护租、利益集团化问题。简单讲就是：“国企改革一要听党的，二要破寻租。”      那么现阶段对于国企改革的认识论是什么呢？不妨辑录一二：      首先，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缺陷，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制度。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首先是提供公共产品。保持一定量的国有企业，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如国防、公共安全、法制、环保等。而电网、煤气、供水、教育、医疗等基础产业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特征，并且规模经济特征明显，被称为“准公共产品”。这些保留首先是为了保障重大基础性产业正常运行，其次是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微观抓手。建立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干预国民经济、弥补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超越其他市场主体，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调节市场、维护经济平稳发展，为国民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      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通过对41个当代后发展国家100多年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的施政能力。”换言之，对于一个健康持续的经济环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均衡点很重要。寻找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合理边界，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寻找一个均衡点，制衡关键，所有制的混合、资产的流动、职业经理层的活跃就指日可待，创新与效率随之而来。这个顶层设计是基于现实，却超越任何他国模式的融合体。      其次，国企内部治理机制亟需改革，重点在于破解寻租护租、内部利益集团化问题。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个人化、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利益内卷等寻租护租现象严重干扰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也将在具体的进程中不断释放扭曲改革的力量。正是由于国有企业使命存在矛盾，才引起这些年国有企业行为出现偏差。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中过量的国有资本不断制造新的过剩产能，形成对非公资本的挤出；另一方面，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改善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领域中，国有资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明确将国有企业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依照这个逻辑，一个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呼之欲出：首先，要严格约束国企的投资范围和领域，坚持对国企进行战略性调整。国企发展的多年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次，国企必须告别“红顶商人”的特殊地位，取消任何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套上行政级别就是最大的反市场行为。再次，垄断性行业简单地靠加强管理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必须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      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当一国的制度被利益集团绑架或操控的时候，利益集团不仅导致制度的利益化，而且使非生产性（寻租）、再分配（僵化）及制度的实施（软化）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和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还将影响政治体制。”      这是宏观的层面。      更细的肌理还应有：国企管理层应分清高管和职业经理层，高管应全面限薪。过去十年，垄断央企的职工年薪是社会平均水平的3.3倍以上。以后央企高管应该比同行业民企同等职位薪酬低一个合适的数额，这个差额是合理的风险溢价。职业经理层的薪酬，参照人社部对薪酬改革的解释，应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与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随绩效考核由市场决定。      “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保缺口，只有这样才有条件把社保费率降下来。”这是财政部有关领导2015年3月做出的表示。其理由是：（1）“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也就是说留给其他纳税人，这样不仅会造成不公平的情况，同时还会带来公共财政的不可持续和国家治理的危机。”（2）“曾有两个渠道造成了巨量的国有资产，一是1997年以前，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这实际上使得企业的成本计算与现在不同，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考虑到那时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的现状，国企扩大了资本积累，也就是扩大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另外一个渠道则是预算因素，1997年以前，国家预算大量投资于国有企业。”（3）“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就是针对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划拨的款项相当于补缴养老金，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就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应该说，这个倡议符合历史事实，这将弥补社会公平，为企业后续发展减负，是一项能为且“一定要为”的好事！      如果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那么它就必须首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提供优质、稳定的公共服务，兜底社会保障，体现计划与调控的长处，抑制市场经济的冲动性的动荡和风险，在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那些在国企服务的人们，没有机会暴富大贵，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在保障上进一步，在争利上退一步，在权力及金钱方面收敛、平和一些。      35年的改革开放释放了社会活力，获得了经济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将带来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化。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对于国企，关于公平及效率的兼顾，关于人民福祉，都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在每一个关键环节和细微关节，也都面临再次“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