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城记忆》之：惊天动地：清水河大爆炸

 编者按：再过数日，便是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一次重大灾难事件28周年的纪念日。28年，整整一代人！据人口统计资料，1993年深圳的常住人口为335.97万人，2020年是1343.88万人。由于文本记忆的缺疏和淡化，这新增的1000多万人，大都不清楚被称为“8.5大爆炸“的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压根就不知道曾有过此事。那次事件作为一个惨痛教训，也有积极的意义。其引起深圳市乃至中央政府的重视与反思，催生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危险物品存放、管理以及危险垃圾掩埋的规章制度，也促使深圳市于第二年成立了位于红十字会医院（现第二人民医院）的第一家120急救医疗中心，并于第三年投入4000万元建立了达到国际标准的危险废物填埋场。

作为事件的媒体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在《鹏城记忆》中补入这一事件，帮助“新深圳人”了解这段历史，以温故知新，懂得深圳发展至今的种种不易。如有记忆错误，还望知者补苴罅漏，不吝批评。

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现场（赵青 摄）

背景: 危险品仓库管理混乱终酿恶果清水河虽然位于原深圳特区不到33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且隶属商业核心区罗湖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少与城市大多数居民的心理距离较为“偏远”。那时其相对于罗湖，就像西丽相对于南山。我第一次去清水河，是1993年3月12日，应邀去中贸发集团旗下位于这里的中北公司，参观当时中国最大的“复合式T型烤漆龙骨生产线”。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附近不远处就有规模很大的危险品仓库，更没想到之后不到5个月，危险品仓库就发生大爆炸，中北公司也被彻底摧毁。事后，这家公司也奇迹般地成为爆炸区最先恢复生产的企业。1992年和1993年，深圳有点祸不单行。继1992年股票风波之后，1993年又发生惊动全国的清水河大爆炸(因发生在8月5日，也称“8·5”大爆炸)。因为事发地区并非人口稠密区，那次爆炸未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官方的《中国特大事故警示录》称共有15人死亡，100多人重伤，3.9万平方米建筑物被毁，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但当时事件之凶险以及险些将深圳特区的大部分地区“抹平”的可能性后果，却是外界所难以想象的。死亡者中包括深圳市公安局的两位副局长和当地派出所一位副所长，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救援过程之无比惊险。第一次爆炸发生在8月5日下午1点多钟，当时我正在午休，被爆炸声惊醒，遂来到同在一个大院的深圳特区报办公楼。人们议论纷纷，判断究竟是地震还是爆炸， 但办公室并无电话铃响。我和几位同事决定到楼顶查看。深圳特区报的老办公楼共10 层，建于20世纪80年代，1993年时仍是附近的制高点，周围遮挡物不多。我们到达楼顶天台不久，又传来一声巨响，声音比之前听到的还要震撼。同时见到北部偏东方向冒出一股巨大的蘑菇状浓烟，我当时惊呆了，因为只儿时在中国成功试验原子弹的纪录片中看过类似的爆炸。我忙看表，时针指向14点28分(后来的官方记录是14点27分)。我赶紧回到办公室，并获悉要闻部、政文部、摄影部的多位记者已经前往现场。我是当日总编室的白班值班主任，召集各位编辑就位，不断了解前方消息， 随时处理记者发来的稿件。通过各种信息加上陆续赶回来发稿的记者的讲述，我们深感现场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得多。政文部记者胡野秋是自己主动前往采访的，结果屁股受伤，带伤回来发稿，然后才到报社医务室治疗。当时医务室的医生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妹妹任正泱，我们称她任大夫。当晚，野秋业务好，笔头快，写出的两篇稿件《大爆炸目击记》《爆炸现场访谈录》被分别安排在第一版和第二版。后来得知，电视台记者戴杰被炸倒，除了较大面积的烧伤，肩胛骨还粉碎性骨折; 深圳商报摄影记者赵青当场昏迷，其不仅多处受伤，腰伤更重，缝了18针，左脚跟还粉碎性骨折，至今留有残疾。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水桐就在赵青旁边不远处被炸牺牲。赵青的相机后来被从废墟中挖出， 里面的胶片记录了令人震撼的爆炸瞬间。这些照片为他获得了当年中国新闻奖和中国第十三届新闻摄影金牌奖。赵青现为深圳晚报编委，并于2019年12月获得深圳市第三届新闻英才奖。

消防队员冒着危险现场救火（赵青 摄）

第二次致命大爆炸前的瞬间（赵青 摄）

从废墟中挖出的赵青的相机（赵青 提供）

1992年5月24日，位于深南中路的深圳特区报社大楼正在庆祝创刊10周年（刘廷芳 摄）

2019年12月11日，赵青（右4）荣获第三届深圳新闻英才奖（辜晓进 摄）‍‍‍‍‍‍‍‍‍‍

为保持稿件处理的连贯性和防止人手不够，我自动延伸到夜班。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的稿件都已送来，我和夜班值班主任陈寅正商量如何安排版面时，传来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指示: 事件报道只用新华社稿件，报社自己的采访内容只能发组织抢险‍的消息，两位副局长牺牲的事暂不提，也不能报伤亡情况，总之要低调处理。这个意见令我们(包括留在总编室的记者)难以理解‍。报社领导打电话请示，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时新华社的稿件来了，记得‍只有300多字，连个照片都没有，但已提到部分伤亡情况。报社忙向上面请示，新华社都报道伤亡数据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发?得到的回复是新华社稿照发，我们自己不提伤亡情况。当时我和夜班值班主任陈寅以及刘琦伟、叶欣荣、申玉彪等夜班编辑都很着急，不断请示值班副总编丘盘连和报社主要领导。大约晚上10点，总编辑王荣山把丘盘连和陈锡添两位副总编以及陈寅和我等几位叫到他在四楼的办公室，商量如何处置。王总一声不吭，冷静而耐心听我们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作为深圳市委机关报和深圳最大报纸的深圳特区报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只简单报道而不提伤亡情况，不仅难向读者和市民交代，也会因党报瞒报而令市委处于被动。而且即使我们不报，外地和香港媒体也会报，到时会让外界产生深圳封锁消息、压制报道的负面印象，从而给深圳的形象带来二次伤害。当时大家的情绪都较为激动，我清楚地记得陈锡添突然提高了嗓门，说“就是丢乌纱帽也要报道”，还做了个甩帽子的手势。这时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副省长张高丽、深圳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众孚和副书记林祖基等省市主要‍领导都已在现场指挥灭火抢险‍‍。王总沉吟片刻，果断地说:“这样吧，争论也没用，老丘在家值班，你(指陈锡添)和我立刻去现场请示省市领导，以他们的决定作为我们的最后决定。”那时王总的专车挂有武警军牌，是为方便紧急采访而通行一些禁区的，这次派上了大用场。到达位于清水河附近的武警医院临时布置的抢险总指挥部后，两位老总首先找到市领导。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厉有为在国外访问，在现场的深圳最高领导就是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众孚，但他拒绝做指示，让按宣传部意见办。老总们随即请示也在现场的省委副书记黄华华。黄华华听完汇报和了解到深圳特区报的意见后明确指示，对大爆炸要如实报道，同意深圳特区报报道伤亡情况和两位副局长牺牲等情况。对此，丘盘连在2017年出版的‍《金风集——1981年至2006年深圳特区报办报纪事‍‍‍‍》中一篇‍当晚值班笔记中描述说：“当晚12点左右，总编辑王荣山和副总编辑陈锡添等一行人，从清水河大爆炸抢险现场匆匆忙忙赶回来。刚一进总编室，王总就高声说：‘拿到尚方宝剑了’。”记得大家当时都很兴奋，遂将头版和二版几乎全部用来规划关于大爆炸的报道，版面气势逼人，图文并茂。那时得到的消息是死5人（包括2位副局长），伤100多人（最终死15人，伤500多人）。报社领导及时向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和解释，也得到同意。那时王总已经确定调离深圳特区报，去初创的深圳有线电视台担任台长，当晚是站最后一班岗。他的敬业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态度，我们都很敬佩。在此之前若干天，王总曾找我谈话，动员我和他一起去有线电视台，说‍帮他“抓新闻”。我很感激王总对我青眼有加，但最终还是因对电视领域较为生疏而婉拒了，多年后曾对自己这个决定有所后悔。从后来的新闻发展看，“触电”和视频是传播的大趋势。那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半直至大多数版面发排签压，连续紧张工作了19个小时才回去休息。社长区汇文和总编辑王荣山都一直盯到最后，仔细审读修改所有关于大爆炸的稿件。我回到家，妻醒，问我清水河情况。我说很危 险，燃烧区距离过氧化氢罐只有30米，如果火势拦不住，过双氧水罐爆炸将引起附近的油库和油罐车全部爆炸，据说相当于两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大半个深圳特区将被夷为平地。听说已有知情者向梧桐山东侧和蛇口方向撤离。我说完呼呼大睡，妻子却吓得再也睡不着。所幸因为风向转变和最后措施得力，这30米未再失守。8月7日和8日深圳连下两场大雨，雨样检测结果显示，仅砷等少部分指标高于平时，但未超过国家标准。市委、市政府这才做出不疏散居民的决定。这次大爆炸也引起深圳市乃至中央的反思，催生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危险物品存放、管理以及危险垃圾掩埋的规章制度，也促使深圳市于第二年成立了位于红十字会医院的120急救医疗中心。1995年3月，深圳市又投入4000万元建立了达到国际标准的危险废物填埋场。至于清水河巨大的油气库，深圳市政府虽于1994年发文要求异地搬迁，但由于选址争议等复杂因素，直至2015年8月底才彻底停止运营，其存储产能搬迁至位于龙岗回龙埔和宝安石岩的两座储配站。事发一年后，有编辑约我写一篇周年追记，我便写了8000字的通讯。已通过编辑审核打出小样，但最终未能发出。那段时间因为忙于国内第一份合资日报《深港经济时报》的筹办，日记也写得断断续续，记不得具体原因了，但这份小样我还一直保留着。事实上，因种种原因，“大爆炸”发生一年来，深圳媒体从未有过关于事件的全面深度报道。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也是对那次事件较为完整的记录。因此，这篇小样仍有史料价值，特分享如下。

1993年8月9日，清水河大爆炸后，直升机运送重伤员去广州南方医院救治（刘廷芳 摄）

1994年8月5日的报道小样（辜晓进 摄）

故事——见刊稿一:清水河大爆炸──深圳“8·5”重大事故周年追记本报记者 辜晓进1993年7月21日，当我把一篇题为《火魔，仍在威胁着我们》的通讯编发刊于《深圳特区报》二版头条位置时，并没有料到“火魔”会来得这样突然、凶猛!15天后的下午1点25分(一说1点26分)，一声有着强大穿透力的巨响使正在午休的人们感到了某种不寻常。虽然此刻街上一切照常，尚未听到警车声，也没见哪里有骚动，我还是立刻冲出办公室，奔上报社10楼顶层的天台上看究竟。不多时，一个更为剧烈、更震撼人心的响声传来，人们这才惊慌了。这个事后被证明具有更大杀伤力的第二次爆炸，发生在下午2点27分。此刻的报社北面，一柱巨大的蘑菇云正直冲蓝天。这是我自1968年从银幕上看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以来所见到的最令人震惊的爆炸场面。作为总编室白班值班主任，我迅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记者已经出动。

关于火灾的新闻稿件不断送到我和编辑们的案头。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窗外不时传来

时传来救护车或救火车的警笛声。种种迹象表明，深圳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8月5日，用火写的日子，特区危急阳光大酒楼，后来被评为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8月5日下午第二次大爆炸声传来时，在这高档饭店用午餐的客人还未散尽，楼上一间屋子的玻璃已被震得粉碎，服务员和客人都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深圳的建筑群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国贸大厦、华联大厦、国投大厦、金融中心等也发生了让人心悸的振动。振源来自同一个方向:清水河。在深圳特区正北面离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较为密集的仓储区， 一条并不洁净的小河从布吉镇穿过这里流向市区，地图上将这块区域标注为“清水河”。爆炸发生后(包括两次大爆炸和多次小爆炸)，这里已成一片火海──马路两边的大树被烈火点燃后成了一支支“火炬”。附近3座小山上的树木野草被爆炸散发的火球点燃，正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熊熊燃烧。近百家仓储公司在这里堆放的物品正在被烈火一点点吞噬，其中，黑龙江粮油17号仓库内价值几千万元的物资几乎被烧光，另一家木材厂的2000多立方米进口木材也很快化为灰烬。由爆炸掀起的一块约2立方米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块飞出1000米，把一座新办公楼顶砸了一个大窟窿。紧挨着这办公楼，笔者5个月前曾去采访过的中北建材制品有限公司建成仅一个月的新型厂房、流水线和仓库已变成一片废墟。而在升起蘑菇云的爆炸中心，整座库房被夷为平地; 旁边路口一座4层楼房的所有窗户宛如一个个机枪口，正往外吐着红红的火舌，滚滚黑烟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阵阵沉闷的小爆炸声仍不断传来; 一堵残壁上，几个红色大字依稀可见: 清水河安贸危险物品储运公司仓库。正是这家公司的4号仓库引起的爆炸。那里面有大量连公司经理都说不清楚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化学物，它们燃烧产生的气体被证实对人体有害。该仓库附近100米的地方，有存有240吨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的6个储罐。再往远处约300米的地方，有隶属深圳市燃气公司的8个巨大的液化石油气罐，储量超过1000吨。爆炸发生时，这里还有等待卸载的18节(一说28节)液化气槽罐车和17节煤车。在爆炸点300米半径范围内，还有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据测算，这些液化气的爆炸威力比一颗广岛原子弹还大，一旦引爆，深圳特区除蛇口和沙头角的部分地区，都将成为废墟。有目击者说，第二次大爆炸曾掀起8个大火球，其中一个火球越过了这颗“原子弹”飞到对面一个山坡上，山上立刻燃起一片大火。后来我在现场果然看到这山坡一片焦黑。这个火球及后来爆炸蹦出的火红钢片如果落在液化气罐区，后果不堪设想。火球躲过去了，但地面上的大火却疯狂地向这危险地带蔓延着。到5日晚上12点以前，烧了约10个小时的大火依然在肆虐。我那时从白班自动延伸至夜班，一直焦急地关注前方救火工作的进展。以“深圳速度”建起来的特区新城，会不会又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毁于一旦?次日凌晨近5点，当连续工作了约19个小时的我回家将这险情告诉从睡梦中醒来的妻子时，她吓得再未入眠。据说，当夜已有极少数知情者疏散到了梧桐山东侧和蛇口。血染鹏城，3位警官倒在了救火最前线

第一次大爆炸后不久，公安、消防、医护人员和武警战士就赶到了现场，抢

救工作立刻展开。在爆炸声不断、有毒气体蔓延、火势燎人的现场，抢救者以大

无畏的献身精神，与火魔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三位公安干部的身躯便倒在这和平

时期的硝烟中。 8月5日中午，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正赶往贝岭居宾馆开会，途中猛听到爆炸声，他顿生不祥之感，赶紧让司机掉转车头直奔出事地点。随着车轮的飞转，他似乎已意识到哪里发生了灾难，不禁双眉紧锁、脸色沉重，嘴里咕哝着: “糟糕透顶，糟糕透顶......”一下车，王九明就和其他几位局长冲向爆炸中心。作为分管消防的副局长，他深知这里的危险，却不顾人们的劝阻，坚持在最接近火点处部署救火方案。2 点27分，天崩地裂第二声巨响，不幸发生了。当人们从硝烟中找回王九明时，这位64岁的老警官再也未能站立起来。在这巨响中倒下的另一位副局长名叫杨水桐。这位刑侦处长出身的领导干部能文善武，既分管大案要案，又写得一手飘逸、洒脱的毛笔字，在局里因业务能力强而口碑甚好。听到第一次爆炸声，他立刻登车，不到10分钟就带3辆消防车到达现场。他把现场危急情况告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并下达了全体干警紧急待命的命令，然后让消防队员按其指定的路线进入现场救火。不一会儿，现场突然频频冒出白色浓烟，杨水桐发觉不妙，忙呼喊大家后退，自己却仍站在那里指挥。大爆炸响了，他的司机不顾一切冲进火场，凭一条带有公安标志的皮带和一双皮鞋认出杨副局长并抱起他大哭着奔向医护人员。100分钟后，市红十字会医院（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宣告杨水桐同志不治，享年56岁。在后来播放的现场录像中，笔者被一段镜头感动。在这段镜头里，一位壮实的青年男子正挥舞着胳膊向几位身穿制服的人呼喊着什么，一边来回走动，目光炯炯，活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他就是离火场最近的派出所──笋田派出所副所长曾志德。第一次爆炸响后10分钟，他就带领全所20多名干警、300多名保安人员跑步赶到现场，并立刻帮助抢救伤员和疏散附近慌乱的群众。他和战友们频频出入火场，全然不顾周围环境的凶险。当最剧烈的一次爆炸发生后，他腰间呼号为28981的BB机便再也得不到主人的回应。与曾志德厮守近10年的妻子和刚上小学的儿子，对曾志德的外出不归已习以为常，但从这天起，他们31岁的亲人真正永别他们而去了。深圳市公安局长梁达均也迅速抵达现场指挥救援，一度被爆炸气浪掀翻，幸无大碍。在这次不幸事件中倒下的，还有一位青年女工，名叫陈小华，34岁。作为安贸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她负责离库区大门最近的7、8号仓库。当笔者看到她身穿连衣裙、安详地躺在救护车旁时，《深圳特区报》记者刘绩辉已经采访到如下情景：8月5日中午1点15分，正在8号仓库值班的陈小华惊闻4号仓库着火，急奔过去，只见事发地点硝烟弥漫、气味刺鼻，800袋过硫酸铵和其他化学物品被浓烟包围着。她预感事情不妙，立刻与在场职工用灭火栓奋力灭火。当火势无法控制时，有人开始撤离，她却一边继续灭火一边督促别人赶紧离开。直到大火逼得她再也不能靠近，她才向外跑。此刻周围已看不到人影，她仍边跑边喊：“着火了！快离开！”然而，她终于未能跑出库区大门。爆炸发生的当天，15条生命被残酷吞噬，更有300多人受伤留医。子夜决战，3000子弟兵舍命换来胜利5日晚，有消息称: 香港当局应深圳方面请求，将出动4架飞机协助灭火。事实是，身着制服的香港消防处长确曾飞临火场观察。但这架直升机降落在国贸大厦顶端后，处长却表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从香港电视看到，他在随后返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深圳大火十分严重，估计要焚烧两日以上才有可能被扑灭。当晚10点40分，清水河爆炸现场。散布着刺鼻气味的烈火仍熊熊燃烧，并一步步逼近仓储区旁未来得及拖走的6个装满易燃液体——过氧化氢的大铁罐。经过白天烈日的暴晒和9个多小时烟火的熏烤，这些铁罐已经滚烫。它们一旦因温度继续升高而爆炸，必然引爆附近的1000多吨液化气储罐，后果不堪设想。然而，火魔在吞噬了数千立方米木柴和煤炭后，正朝这里蔓延，任何常规救火措施都无法阻拦。此刻，设在附近武警医院院内的救灾总指挥部里空气几乎凝固。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副省长张高丽和深圳市委副书记王众孚、林祖基正在焦虑地做最后抉择。他们已顾不得现场其他地方的大火和微小的爆炸，屋内人关注的焦点在于，不惜一切代价赶紧切断通往过氧化氢和液化气的火路!

在此之前，省消防总队副队长陈建辉提议: 用水泥强行铺出隔离带。这是一

位富有经验的专家想出的异乎寻常的办法。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大量水泥

灰迅速掺水堆积在熊熊大火前，只有于最危险的火焰中实施人海战术。这个决心

不好下啊。

在场的专家神色严峻、悄无声息，表明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场传来的消息像

是在催命: 大火与过氧化氢罐和液化气的距离继续在缩短! 十万火急。在一刹那间，4位领导人同时做出决定: 用水泥攻!此令一下，早已整装待发的3000名武警官兵分成7个梯队共赴火海。凌晨零点30分，各地抢运的水泥纷纷到位。随着省边防局副局长苏少军大校一声命令，800多蒙着口罩、揣着毛巾的血肉身躯沿着铲车新铲出的道路，开始了边挥撒水泥边喷水的剧烈运动。200吨水泥，从200米外源源不断地流向隔离带，全靠这支橄榄色的队伍!也许是因为紧张的现场容不得记者们插足，人们终于没有看到这持续约3小时的与死神争夺时间的罕见水泥战。人们只从电视或报纸上目睹了子弟兵撤下后躺在路边酣然入睡的镜头。在深圳和珠海、东莞、惠州等邻近市县赶来的消防队员的紧密配合下，火魔 于凌晨5点多终于被遏制住，6个过氧化氢储罐在6支高压水龙头的不停冲击下温度开始下降。有人丈量了此刻火灰与过氧化氢储罐的最近距离: 整整30米! 事后有气象专家称，当晚老天爷也还算帮忙，风没有往过氧化氢储罐方向吹。

8月5日傍晚位于武警医院的抢险总指挥部，市公安局长梁达均（中间穿黑衣者）正边吃盒饭边向市委副书记王众孚、市委副书记林祖基等领导报告险情（刘廷芳 摄）

想起淮海战役中百万支前大军8月7日晚，我从记者发回的报道中挑选并签发了一组别具特色的稿件集纳于第二版，定题为《灾害无情人有情——各界群众自发救灾散记》。在连续两天处理“正面战场”的新闻之后，这组报道同样让我感慨万千。6日凌晨，水泥大战正酣。第一梯队武警官兵猛地发现队伍里“混进”一位身着白色上衣、口含白毛巾的普通老百姓。只见他闷头抬水泥，足足干了40分钟，中间几次欲昏倒，直到第二梯队上来才离阵休息待命。后来有人认出，他就是近两年在深圳大名鼎鼎的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广东省拥军优属模范傅天省。早在5日下午，这位患重感冒在家休息的个体工商户就不顾一切拦了辆摩托车奔至火灾现场，帮助公安人员疏散附近居民，接着又直接参加灭火行动，坚持到7 日上午才回家。“的士”司机这次也有出色表现。5日中午第一次爆炸声音未落，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已经驶进出事现场。开车人从浓烟中隐约看见两名满身血迹的男子倒在地上，立即招呼身边惊魂未定的民工把伤员抬上车，急奔市红十字会医院。这位司机名叫曹雄东，服务于深圳中南小汽车出租公司。紧跟其后还有另两名司机，都把自己的小车当成了救护车。当三人通过对讲机向公司报告发生大爆炸以及自己正在协助抢救伤员时，公司总经理李少凡直奔总值班室，命令在附近营运的车辆火速赶赴清水河参加救援行动。30辆“的士”接近出事地点时，第二次大爆炸发生了，现场已被封锁。这支特别救护队便在外围工作，10多个小时内运送伤员20多人。现场附近居民中还流传着一个个体医生的故事。爆炸发生时，这位医生立即把诊所内的云南白药、消炎散悉数拿出供伤者使用，并免费为伤员包扎伤口，直到疏散令下达才随群众离开。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说不幸事件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了特区人的精神风貌，那么通往灾难现场的一股股物资流则使人想起淮海战役中的百万支前大军: 指挥部电告盐加水灭火效果好，现场急需20吨盐，于是盐业公司、食品公司、水产公司、糖烟酒公司、粮食公司以及罗湖、宝安两个区联手行动，很快把48吨盐送到清水河; 爆炸发生后的几天里，数不清的单位和个人免费把盒饭、饮料、八宝粥等食品成车运往现场和各大医院; 医院血浆告缺，附近的海陆空三军指战员350人献出7万毫升鲜 血; 无数单位和个人捐出数千万元送给受灾者，其中包括一位捐款1000元而坚持不留姓名的退休干部......在大灾面前，社会充满了友爱与温馨。

8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骅等在深圳听取深圳市委领导的汇报（刘廷芳 摄）新闻记者，特区人的骄傲与以往几次重大事件不同的是，这回深圳的新闻媒介得到了群众由衷的拥戴。报纸、广播、电视以大量的版面和节目时间对灾难作了充分的报道，其中，记者们的表现更让人刮目相看。5日中午，第一次爆炸刚响，素具新闻敏感的深圳特区报记者胡野秋顾不得回报社要车，骑上单车就朝声响处飞奔。当他丢失了单车、屁股上带着伤、满身尘土回到报社写《大爆炸目击记》时，他的同事赵连勤还在现场。这位有多年军队经历的老摄影记者凭着经验东躲西藏，拼命接近大火，汽车被震坏了，自己却安然无恙。他拍出的震撼人心的照片当晚被排在报纸头版头条，于次日便传往全国各地。就在第二次爆炸前一秒钟，深圳商报摄影记者赵青按下了手中的快门。接着， 他被掀翻在地，左脚踝关节粉碎性骨折，留下终身残疾。金融早报记者张雅克也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于5日下午2点整，站在离爆炸中心仅几十米远的地方，拍摄到王久明、杨水桐两位副局长手持移动电话指挥救灾的珍贵镜头，成为当地报界的独家新闻。然而，要论给人印象之深刻与鲜明，电视台应数第一。爆炸发生时，正在附近采访和原计划去龙岗镇的深圳电视台记者杜图、孟远(女)、戴杰等分别掉转车头冲向出事地点。人们后来从电视画面上清楚地看到第二次大爆炸时他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戴杰和助手扛着摄像机拍完正逼近大火指挥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水桐等人后没走几步，第二次大爆炸便把六号仓库掀上了天。待戴杰从烟尘里爬起来，一个踉跄几乎站立不住。医生给他下的结论是: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脑震荡。在往后几天，记者们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战斗在第一线。在清水河，在各大医 院，在所有救灾工作的紧张场合， 人们都能看到脸色憔悴的新闻记者。8月 6日，深圳红绿灯报一位女记者脚踏摩托车、胸挂照相机、肩挎公文包，穿梭于硝烟未散的火灾现场，给目睹者以深刻印象。笔者粗略统计，仅深圳特区报记者 8月5日至8月9日发回的稿件，就达180多条，总字数在20万字以上。编辑们的精神同样令人尊敬。仍以深圳最大报纸深圳特区报为例。该报当年由每日8版扩大为12版后，编制没有增加，负责要闻版和本地新闻版编辑工作的总编室人力更为紧张。“8·5”事件发生后，总编室同志既要参与对前线记者的指挥和稿件组织，又要处理数倍于平时的突发稿件，同时还要接听几乎永不停息的电话(电话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救灾单位、读者、国内新闻机构和外国通讯社)。于是，几位主任白天黑夜连续作战，白班编辑们也主动来加夜班，大家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更为可贵的是，在超负荷工作的同时，编辑们对质量的要求甚至超过平时。他们精心编辑每篇来稿，创造性地设计每天的版面。我自己当时对8月6日晚二版的压题照片不满意，曾亲自跑到摄影部，从大量胶卷中仔细挑选了“最佳”照片作了突出处理，获得很好的效果。

第二次大爆炸前，深圳电视台记者（中间女为孟远）紧急撤离（王军 摄）

教训与反思

清水河两声巨响使深圳人为之战栗。他们突然间发现，就在自己身边，就在

离稠密的住宅区不远的地方，居然隐匿着这样一颗巨大的不定时炸弹，或者说一大

堆火药桶! 事故发生后，关于爆炸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仓储区的4号仓库化学物品互相起反应而引起爆炸，因为深圳特区报一位通讯员是最先赶到现场的报道人员之一，曾听仓库工人说4号仓库内冒出浓烟并闪现火光时，该仓库里并没有人，工人们当时正集中在别的仓库里休息。还有人说是仓库外的一个易燃品发生泄漏，在烈日的烘烤下自燃，并烧到仓库里，引发爆炸......直到9月22日，由国家劳动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的国家专家调查组的结论才见诸报端: “调查认定，干杂仓库被违章改作化学危险品仓库及仓内化学危险品存放严重违章是造成‘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 干杂仓库4号仓内混存氧化剂与还原剂，发生接触，发热燃烧，是‘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于是，人们脑子里早已存在的疑团越来越重: 为什么有关方面会容忍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存储如此大量的危险化学品?为什么在仓库改变用途后有关部门不闻不问?据了解，发生爆炸的地方，原是中国对外贸易开发集团公司(简称“中贸发”)下属的储运公司的仓库，主要存放无危险的“干杂”物品。谁知到了1990 年9月，深圳市危险品服务公司与该公司联营，成立“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 (简称“安贸”)，并租用“中贸发”在这一仓储区的10栋仓库。从此，这10栋仓库中的“干杂”货摇身一变成为硝酸铵、甲苯、甲胺磷、火柴、过氧化氢、磺磷等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品种达45种之多。1991年2月，深圳市公安局消防处曾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通知书称: “储存爆炸危险物品的仓库应立即停止使用，储存的爆炸危险物品应在二月二十日前搬出，否则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但“安贸公司”请出“上面”的领导打了招呼，这“严肃查处”便再无下落，危险品照样在距离大液化石油气库仅300米的地方进进出出。按理，既已获得“专营”特权，在这样危险地带操作危险品就应格外小心，然而不。这里的管理十分混乱，化学品、危险品混存混放，从管理人员到搬运工、临时工，大多没有管理、保存、运输危险品的专门知识; 这里连化学危险品的灭火器材也没有; 最不能容忍的是，在发生爆炸后，管理仓库的人竟说不清仓库放的是什么物品，以致消防人员无法根据化学品的性质采取有针对性的灭火方式。这一切，已不能用偶然的失职来解释。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笔者: 经营和存储危险品，是一种高利润经济行为，仅仓储一项，其收入就3倍于存放普通物品，但这属于在政府主管部门监督下的专营项目。谁有机会获得这种“专营” 特权呢? 原来，深圳市危险品服务公司的主管部门就是市公安局，而政府委托审批、监督危险品经营的职能部门恰恰也是公安局，于是便“近水楼台先得月” 了。可以进一步推断，自己没有仓储能力的市危险品服务公司与“中贸发”联营的直接动机，就是对方有较大面积的仓库，否则该公司甚至可能去独家经营。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不顾，监督者也忍不住插上一手。这正是深圳近年经济活动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在总结事故教训时称此行为是“既打篮球又当裁判”。这次爆炸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爆炸发生后，消防车赶到现场时却发现无水可取，每次取水都不得不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耽误了最好的灭火火火时机。而在面积达876公顷，存放木柴、煤块、纺织品等杂货，使用已7年的大仓储区，居然没有一个消防栓，更无仓库专用的消防水塔，这更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大爆炸已经熄灭。16小时的大火，数亿元的财产，500人的鲜血，15条生命......这一切，已成为深圳人不堪回首的过去。人们在思考。国家专家调查组的结论很明确:事故的性质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公安局、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均负有责任。令思考者不解的是: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公开承担责任?

《深圳特区报》1993年8月6日的头版和第二版发展: “六评”半途而废 报纸冒险批评从以上版面可以看出，经说服争取，深圳特区报对“8·5”大爆炸的报道是充分的，用了最前面的几乎两个整版，且随后几天都是每天两至三个整版报道。这在之前以及此后很多年里中国地方报纸对本地重大事故的报道中都堪称典范。即便如此，在8月6日寸土寸金的头版还是塞进了一条不相干的新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就防洪排涝工作提出建议》。这就是当时的规矩:市委常委及四套班子一把手的活动，都要上一版，哪怕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这个规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管理的开明，如今早已被打破，常委的一般性工作通常不上一版，甚至常常连二版都上不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事故发生后不久，市委宣传部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决定组织人马撰写“六评”，即以6篇评论评述这次大爆炸事件，在深圳两大报纸《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联合刊登。这让人想起1992年2月20日，当时也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组织策划的“猴年新春八评”系列评论，开始在《深圳特区报》 头版头条位置连续刊登，直至3月6日才登完。当时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但不让媒体报道。市委宣传部在听取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王荣山等的建议后决定采用系列评论的方式，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讲话精神不点名地透露出去，结果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评论被各地媒体大量转载，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热潮的重要舆论推动力量。应该说，1992年的策划是相当有远见的，也获得了改革开放后深圳新闻史上罕见的成功，深圳特区报也因此一炮走红。但在“8·5”大爆炸后立即组织这“六评”，基调却有点不对。由于爆炸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还在调查之中，评论不可能围绕事故的责任和吸取的教训展开，定的基调是歌颂和弘扬救灾抢险中的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包括对两位牺牲的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褒奖(这在当地媒体上已有很大篇幅的宣传报道)。问题在于，虽然调查结论尚未出来，但此次事故原因的大致脉络已经清晰，即有关部门违规审批、错误选址、管理混乱所致。说白了，这是一场人祸，与洪水、地 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不可相提并论。以上述基调组织“六评”，可能会产生与“8·10”股灾当日错误报道相似的逆反效果。这是当时深圳特区报内部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私底下的议论。但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篇评论《烈火熔铸民族魂》还是于8月12日在两报头版刊出了，并配发逾2万字的长篇通讯《火祭清水河——献给8.5大爆炸中的死难者》，使得本已渐渐平息的事件报道再度急剧升温。第二天又发一篇评论，计划连续六天发完，但民间舆论并不看好。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更是发表评论加以批评：《莫把丧事当喜事办》。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六评”戛然而止，未再继续刊登。很多年后的2012年5月3日晚，我陪同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泓采访已退休多年的王荣山时，这位积极参与“猴年新春八评”的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一听(指组织‘六评’)就觉得诧异。事故原委尚不清楚，责任、教训还没搞明白，就忙着把坏事当好事写，不仅不妥，还会引起一些猜测。当时已经决定我调换工作了，于是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报社。”

2012年5月3日，已退休多年的深圳特区报社原总编辑王荣山与笔者谈起当时对组织“六评”的看法（辜晓进 摄）大爆炸过后一个多月的1993年9月10日(星期五)，编委兼总编室主任杜吉轩召集总编室几位副主任和两位评论员开会，传达报社编委会在头版开辟《反腐倡廉大家谈》评论专栏的决定，由总编室牵头负责，并要求尽快开始见报。老杜希望我们每人先各写一篇，以确保初期的稿源和质量，并问谁愿意写第一篇。见无人应承，他便要我开个头炮，并让我把“编者的话”也一起写了，我答应了。当时，我想到深圳这两年从股票事件到清水河爆炸，都暴露出较为严重的腐败迹象，打算拿它们说事，就怕太敏感了。我请示老杜，他很开明，表示同意，说第一篇就是要有点火力，但要掌握好分寸。12日晚，我把笔名为“古辛”的评论《两个八月事件说明了什么?》和 “编者的话”一起交给老杜。在评论中，我把“8·5”大爆炸等当时尚未在媒体上公开捅破的腐败原因直接点出来加以批评，其实是做好通不过的思想准备的。谁知老杜第二天（13日）下午下班前即把稿件给了我，上面只略作修改，说同意发，但还要请分管理论评论的副总编王初文审定。当晚王副总还没来，值班的陈锡添副总编看了后说，文中讲到“8·5”大爆炸的腐败原因，虽是事实，但市里还从未定性公布，我们讲在前面恐怕不妥，暂不同意发。他建议第二天再听听吴松营社长的意见。第二天是14日，我按计划飞北京开会。等我17日从北京回来，发现评论已于15日在头版以较高规格围框套红发表。对照原文，“棱角”又被磨掉一些，并删去了五分之一的篇幅。总编室的同事告诉我，文章反响很大，一炮打响。当晚深圳电视台罕见地在黄金新闻节目口播了评论的全文，深圳广播电台也在多个新闻节目时段播发了全文。他们还说，我用了笔名，以至一些新闻同行以为这篇文章大有来头，猜测可能是上面授意发表的，殊不知是我们自己策划和撰写的。后来听说某涉事部门派人暗地里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发现并非上面授意，是报社的“自选动作”，便到市委宣传部去提意见，要报社予以澄清。但报社后来并未接到要求“澄清”的指示，更未因此受到上面批评。 第二年，这篇短小的评论获得广东省好新闻评论类二等奖。

8月10日，清水河大爆炸现场开始清理（刘廷芳 摄）故事——见报稿二:两个“八月事件”说明了什么?古 辛(《深圳特区报》1993年9月15日第1版)

8月，把深圳人最不堪回首的两件大事穿在了一起。去年8月10日，发售新股抽签表出现的骚乱弄得全国沸沸扬扬。今年8月5日，两声巨响再次惊动了九州乡里。

　　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却隐含着同一个深层原因：部分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股票骚乱固然与决策失误以及极少数坏人趁机作恶有关，但其直接的导火线却是公职人员大面积的舞弊。百万群众吃尽辛苦希望从正常途径得到的东西，竟被某些发售者和执法者明目张胆地从后门取走了，他们气能顺吗？清水河大爆炸的表面原因是仓库危险品混放和管理混乱，深层次的原因却和一个“利”字有关。危险品的保管存储利润丰厚，使一些监管者忍不住要去插手经营，以至什么城市布局的基本常识、危险品管理的基本规定、消防安全的基本要求，都可以通过权力和人情轻轻地扔到一边。可谓利欲熏心，拜金主义猖獗。

问题在于，应该怎样对待已经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

人一生过失难免，一个城市、一个政府亦如此。有过必改，才是智者所为。笔者以为，“8·10”股票风波和“8·5”爆炸事故，都是令人痛心的典型事例。我们应当很好利用这两个事例，开展严肃、深入的反腐败教育。对某些部门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一定要坚决追查到底，严肃处理。要真正做到小平同志所说的“两手都要硬”，从思想上、组织上、体制上筑起反腐败的钢铁长城。

两个8月事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总让利用职权捞一把的人成为赢家，深圳改革开放和多年建设的成果终将毁于一旦！

《深圳特区报》1993年9月15日第1版（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