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丨回不去的从前：美国就业“新常态”

 

作者：赵伟、曹金丘（赵伟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大疫3年，疫情对产业、就业生态等微观结构的破坏全面深入，或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影响经济。本文以美国就业为切入点，予以佐证，以供参考。

美国就业的3大“新常态”：人均产出较低，薪资粘性很强，供给缺口难补

“新常态”之一：就业人数虽然已超疫情前，但实际产出却未同步修复。截至10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已修复至1.53亿人，较疫前高点多出80余万人。疫情之后，美国就业人口的缺勤率出现明显提升。往年美国缺勤率的正常水平略低于2%，流感高峰期阶段性抬升至2.5-3%；疫后，美国缺勤率突破2.5%、高峰期甚至突破5%。因此就业人数“确实”增加，但人均产出却明显不及疫情前。

“新常态”之二：就业供需严重错位，薪资黏性远超以往。不同以往，疫后招工需求的释放极为快速，职位空缺数不足1年就修复至疫前水平以上、且持续超过1000万，但就业人数修复相对滞后。作为就业供需矛盾的直接表征，时薪同比维持在5%附近，比疫情前十年均值的2.4%高出一倍左右。休闲酒店等低薪行业的供需矛盾更为尖锐，薪资增速也高于中高薪行业，加剧薪资通胀的顽固性。

“新常态”之三：新冠“创伤”及移民锐减影响下，就业供给缺口难补。新冠疫情引发的死亡、后遗症等持续压制美国就业供给，造成的冲击估计超180万个。移民数量的锐减，进一步放大就业、尤其是中低端服务业就业的缺口。截至2021年，美国年度移民数量已经从120万以上回落到50万左右。即便美国已放宽移民条件，移民数量仍较疫前趋势水平相差约170万，短缺持续性或被低估。

就业“新常态”的3大影响：供给缺口刚性，“滞胀”加深，货币政策两难

影响一：劳动力供给持续偏低，有可能很久回不到历史趋势水平。以2022年为基准，美国2023年后每年的新冠确诊病例预计在1800万例左右，超额死亡病例约12万例。以此类推，15-64岁适龄人口超额死亡病例约3万例；出现“long covid”的15-64岁适龄人口约300万，其中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将接近40万。

影响二：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通胀中枢上移，即“滞胀”格局持续存在。1、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long covid”等掣肘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与人均实际产出，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在中枢长期下移；2、即便未来就业需求下滑，供给弹性受限，使得“贝弗里奇”曲线长期向右偏移，导致薪资增长更为刚性、推升通胀。

影响三：政策周期的历史规律被打破，导致货币政策框架更易陷入两难。双重使命下，美联储需要在经济与通胀之间不断权衡。以往加息周期多止步于制造业PMI下降约3个季度的窗口，眼下该指标已下滑近4个季度，但加息距离终点尚有距离。“滞胀”格局深化下，若美联储调整通胀目标水平，货币公信力将面临质疑；若美联储执意将通胀压回2%附近，或需要付出更“惨痛”的衰退代价。

风险提示：美联储核心通胀居高不下；美国就业修复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1、周度专题：美国就业市场“新常态”

1.1、就业“新常态”之一：就业人数虽多，人均效率不高，实际产出偏低

尽管PMI新订单等领先指标持续下滑近1年，但美国非农就业持续偏强，部分观点认为其中“藏有水分”。历史经验显示，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领先实际GDP同比及就业3个季度左右；新订单指数自高位持续回落约1年，近期已经累计3个月（近4个月以来）跌破50%的荣枯线。但是，美国9月非农新增就业26.3万人，仍好于预期的25.5万人；1月至9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均值达到42万人，远远高出了2017年至2019年的均值水平（约18万人）。经济放缓下就业持续偏强，被部分观点解读为数据“虚高”。

部分观点认为，机构调查的统计方式，使得数据“失真”。美国就业报告分为机构调查和家庭调查。其中，机构调查包括非农企业、非营利团体以及政府部门工资册的工作人员，家庭调查包括农业就业、非农就业（含自雇人士、家务劳动者等）。机构调查的就业数据中，同时从事多份兼职工作的个人会被多次统计，即“只认岗位不认人”。家庭调查的就业人数中，同时从事多份兼职工作的个人不会被多次统计，即“只认人不认岗位”。部分观点以此为由，认为非农就业数据中重复统计了“身兼多职者”，高估了就业市场的景气度。

农业就业占比相对小、自雇人士变化不大、“身兼多职者”占比较低，均指向非农就业数据“含金量”较高。农业就业占比不足2%、且波动较小，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家庭调查的非农就业人数与机构调查的非农就业人数，走势基本一致，稳定保持着大约400万的“差距”。换言之，自雇人士、家务劳动者等变化幅度一直相对有限，机构调查的非农就业就能很好地反映“就业全貌”。疫情期间的“身兼多职者” 的占比依然不足5%，仍较疫前正常水平低出0.2个百分点，指向2022年非农数据“含金量”比以往更高。

就业市场的真正问题在于，就业人数虽然“多”，但实际“产出”却不足。疫情之后，美国就业人口的缺勤率（缺勤天数占一段时期内可工作天数的比重）出现明显提升。往年美国缺勤率的正常水平略低于2%，流感高峰期阶段性抬升至2.5%-3%；疫情之后，美国缺勤率直接突破2.5%，新冠高峰期甚至可以突破5%。因此就业人数“确实”增加，但人均工作时长持续下滑、产出明显不及疫情前，甚至导致总产出见顶回落。

1.2、就业“新常态”之二：就业供需严重错位，薪资黏性远超以往

本轮就业市场供需错位，需求见顶后，就业供给的修复依然相对滞后。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职位空缺数，可衡量企业的招工需求。考虑到劳动力市场需求快于供给变化，职位空缺数走势一般会弱领先于非农就业人数，历史走势也大致如此。不同以往，疫后招工需求的释放极为快速，职位空缺数不足1年就修复至疫前水平以上、且持续超过1000万，但就业人数修复相对滞后。

供需周期严重错位的背后，美国薪资增速的黏性也远强于以往。作为就业供需矛盾的直接表征，美国9月时薪同比依然维持5%附近，比疫情前十年的均值2.4%高出一倍有余。美国就业市场“供不应求”下，本轮薪资增速维持高位的时间也长于以往。以史为鉴，薪资增速持续高企、越发刚性，导致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以往，容易从成本端进一步支持核心通胀的粘性。

低薪行业的供需矛盾更为尖锐，薪资增速也高于中高薪行业，加剧薪资通胀的顽固性。截至9月，美国休闲酒店等低端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仍未修复至疫情前水平，且招工需求依然高企。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率与12个月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低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大幅强化，工资增速也明显更快。数据显示，低收入（0-25%）居民的时薪同比增速达到7.3%，涨速明显高于中高、高收入居民。考虑到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剧通胀的顽固性。

1.3、就业“新常态”之三：新冠“创伤”及移民锐减下，就业供给缺口难补

低薪行业的就业供需矛盾背后，与移民数量较疫情前锐减有关。截至2021年，美国年度移民数量已经从120万以上回落到50万左右，其中来自墨西哥等主要经济体的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与美国国内居民不同的是，外来移民从事教育保健、休闲酒店、建筑业等中低端行业的占比总计接近3/4，是不可忽视的劳动力来源。尤其是建筑业，移民就业占比超过3成。

即便美国已放松移民制度，但由于防疫政策差异等，移民供给短缺的持续性仍可能被低估。相较特朗普政府时期，拜登政府治下的移民制度已大幅放松，例如为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防疫政策存在明显差异，使得移民流程的复杂程度远超疫前。根据加州大学的最新测算，移民劳动力年龄人口较疫情前的趋势累计低出约170万人。再考虑到移民劳动力参与率比本土居民更高、约为3/4，移民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约为130万人。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累计死亡病例数约100万，其中处于劳动力年龄的占比约1/4。尽管病毒整体朝着“致死率更低、传染性更高”的方向变异，但过程并非线性。叠加疫苗保护效力的自然衰减，疫情阶段性反复仍是常态，例如近期新增确诊、死亡病例双双反弹。截至10月15日，美国累计确诊、死亡病例（有详细年龄、性别、种族数据的）分别约9000、90万例，处于劳动力年龄的数量分别约为6000万、23万例。

处于劳动力年龄的病例中，大约1600万出现了“long covid”后遗症，至少180万退出就业市场。即便致死率很低，但许多新冠确诊病例出现了“long covid”（新冠长尾效应）引发的后遗症，严重时可能致残、被迫退出就业市场。布鲁金斯的研究表明，超过6000万（有详细数据）的病例处于劳动力人口，其中大约1600万出现后遗症；约1200万患者病前出现在就业市场中，其中因残退出就业市场的约180-400万人。除了生理创伤外，疫情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样也不可忽视，或成为劳动力供给修复的另一制约。

1.4、就业“新常态”的影响：供给缺口刚性，“滞胀”加深，货币政策两难

影响一：劳动力供给持续偏低，有可能很久回不到历史趋势水平。以2022年为基准，美国2023年后每年的新冠确诊病例预计在1800万例左右，超额死亡病例在12万例左右。以此类推，15-64岁适龄人口每年的新冠确诊病例或在1200万例左右（占总死亡病例约70%），超额死亡病例约3万（占总死亡病例约25%）；“long covid”人口约300万，其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约36万。因此，新冠每年造成额外约40万的劳动力“减员”，而移民劳动力缺口同样难补。

影响二：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通胀中枢上移，即“滞胀”格局持续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long covid”等掣肘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与人均实际产出，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在中枢长期下移；即便未来就业需求下滑，供给弹性受限，使得“贝弗里奇”曲线长期向右偏移，导致薪资增长更为刚性、推升通胀。

影响三：政策周期的历史规律被打破，给货币政策框架陷入两难。双重使命下，美联储需要在经济（就业）与通胀之间不断权衡。以往加息周期多止步于制造业PMI下降约3个季度的窗口，眼下该指标已持续下滑近4个季度，但通胀依然远超2%、加息距离终点“尚有距离”。“滞胀”格局深化下，若美联储调整通胀目标水平，货币公信力将面临质疑；若美联储执意将通胀压回2%附近，可能需要付出更“惨痛”的衰退代价。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 美国就业的“新常态”之一：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已修复至1.53亿人，较疫前高点多出80余万人。但受到缺勤率抬升等因素的影响，人均产出效率下滑，总产出却明显不及疫情前。

2） 美国就业的“新常态”之二：就业供需严重错位，薪资黏性远超以往。休闲酒店等低薪行业的供需矛盾更为尖锐，薪资增速也高于中高薪行业，加剧薪资通胀的顽固性。

3）美国就业的“新常态”之三：新冠疫情引发的死亡、后遗症等持续压制美国就业供给，造成的冲击估计超200万个。移民数量仍较疫前趋势水平相差约170万，短缺持续性或被低估。

4）就业“新常态”的三大影响：1、劳动力供给持续偏低，有可能很久回不到历史趋势水平；2、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通胀中枢上移，即“滞胀”格局持续存在；3、政策周期的历史规律被打破，导致货币政策框架更易陷入两难。

风险提示：

1、美国核心通胀居高不下: 美国供应链瓶颈持续时长超预期，叠加劳动力成本增速高企，共同推升美国核心通胀。

2、美国就业修复不及预期: 若美国通胀压力高企的同时，就业修复不及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将会因为“类滞胀”格局而陷入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