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个行业，曾与每个人都有关

 一

其实前几天就已经全面解封，我们可以回老家和长沙且都不需要隔离了，但想着回去也没有迫切的事，就打算在湖北这边还呆一阵子，反正在哪都是一家四口过最简单的日子，钟鱼的外公和舅舅都已去了广东，外公还在酒店隔离，舅舅也刚上班。

住在这里也有这里的便利和好处，但主要还是想继续写一写我日记式的回忆录，怕换了环境就没有想写的心境了，我觉得趁这次疫情期间把自己的过去捋一捋、也还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既然机缘巧合起了个头，就争取多写一点吧。

想做的时候不做，说不定以后就再也不会做了，我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时兴起看心情的，兴致一过就很难再提起兴趣了。

说是日记，其实也和回忆录的性质差不多了。

我一直没法、也没打算按时间顺序或其他特定顺序梳理，只能是按我想写的顺序，今天想到要写哪一段了，就先写哪一段，还没想到的，应该以后也总会想到吧，实在想不到的，自然就是些不太值得记的事了。

还有些内容和方向虽然想起来要写一写，但还没合适的心绪和感觉来写，暂且放一放吧，等以后有恰当的或更好的时机再说，但也不排除，再说，就永远成了再说。

今天还是继续写一写与工作经历有关的往事吧。

我曾在《融资这种事，哪有什么经验之谈》这篇日记的开头，讲了自己于2003年七八月份如何进了一家叫酷搜网的公司，今天的回顾就接着那里开始。

从入职酷搜网的第一天起，我开始接触并进入一个叫SP的行业，这个行业我前后做了三年半，多少算是经历并见证了这个行业的风起云涌，也看到了一些赚大钱的机会，但终究还是没有把握住。

无论如何，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段经历都是不得不提的。

二

所谓SP，也就是移动增值服务商，移动增值业务通俗点讲，就是为手机用户提供的各种内容服务，包括像天气预报、股票行情这样的短信包月服务，和图片、铃声这样的彩信内容下载业务，还有各种各样的语音点播收听，以及邮箱、阅读、音乐等形形色色的手机上网服务。

从2000年开始，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计划，联通和电信也跟随其后，将增值服务向第三方开放，由此吸引了一大批包括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在内的全国性SP公司，各省也有本地SP公司如雨后春笋，都来争抢这块诱人的财富蛋糕，逐渐掀起了SP发展的高潮。

那时候还是2G/3G时代，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也还没有真正到来。

后来，全中国的手机用户就几乎都成了短信诈骗、乱扣费、黄色信息和垃圾信息泛滥的受害者，尤其是手机话费里各种不清不楚的乱扣费，让人怨声载道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投诉运营商也未必都能得到解决，而只能忍气吞声。

更多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发觉，自己每个月都在为从未享受过的服务支出多余的手机费。

这些乱扣费、暗收费、强制收费、忽悠扣费的钱去了哪里呢？都被移动运营商和SP公司分掉了。

当然，这些良莠不齐的大量SP公司中也有好的、还有良知的，在不计其数的SP产品和业务内容中，也不乏用户真正需要和愿意为之买单的，但疯狂暴利的掘金效应和各种见不得光的违规操作，让整个行业迅速沦为了灰色产业。

掌握了SP生杀大权和利益来源的移动运营商，最终也曝出了令人震惊的贪腐窝案，不过基本上都是多年后才东窗事发，感觉像姗姗来迟的秋后算账。

我刚百度了一些媒体报道并节选了一部分，可以说整个中国移动从上到下都出了问题，各个省份都有人被查，不管这些人的贪腐还与其他多少方面有关，与当年SP相关的权力寻租和贪污受贿都是难以撇清的。

而湖南后来出事的很多人，我当年都很熟悉，甚至不止打过交道，你懂的，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职位和级别不够高，未见诸报道而已。

看了这些，才更能理解SP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也才能为我自己从事过这个行业做一些开脱，因为这的确是一个不坦荡不健康的行业，我也曾为它的不道德而困惑、纠结和感到过自责不安。

「自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落马开始，中国移动集团层面又有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数据部原副总经理马力，数据部原部长叶兵，集团原副总经理鲁向东，原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原安徽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以及湖北移动副总经理林东华，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夫妇，中国移动广州公司总经理李欣泽、中国移动河北分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唐山移动总经理张磊等人先后被调查或双规，其中张春江和施万中均已被判死缓。」

「2014年春天，中国移动数据部前总经理叶兵(湖南电信局出去的），和副总经理马力被分别一审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有“SP第一人”之称的王雷雷早在2011年已被带走调查，叶兵和马力落马即因他举报。在此之前，中国移动音乐基地所在的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受贿约1648万元，2011年8月一审被判死缓，中移动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于2010年3月出逃，至今在逃。」

「被告人权明富利用2000年至2008年担任中移动湖南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08年至2012年担任中移动云南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00余万元，构成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

「2004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李中华任湖南移动公司长沙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以及湖南移动公司数据部总经理，2013年9月15日，李中华因涉嫌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 」

「2015年7月22日，湖南移动湘潭分公司总经理黄伟忠、湖南移动益阳分公司总经理谢钢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黄伟忠是湖南电信业的“老兵”，1999年调入湖南移动党群部，担任党群部主任多年。2012年起，黄伟忠担任湘潭移动总经理一职。谢钢于2011年11月任益阳移动总经理，更早之前担任过湖南移动客户服务中心主任、湖南移动数据部总经理等职； 」

「2018年6月，王建根因受贿罪，获刑11年。王建根是湖南移动首任总经理，掌控湖南移动十余年。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湖南移动被查的处级以上干部已多达九人，包括长沙移动原副总经理陈建忠、衡阳移动原总经理罗剑锋、衡阳移动原总经理李中华、以及三位曾在湖南移动担任过副总经理的高管（权明富、郭小明、李大川）。事实上，除了上述“内部人士”外，湖南移动的贪腐还波及到了外部，包括王建根的家属及与其关系紧密的上市公司高管也被协查。」

三

交待了行业概况和故事背景，可以好好说一说我那三年半的从业经历了，那时候我过的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想，但凡我还能选择，这辈子是绝不可能再做那种工作、再过那种生活了。

第一阶段是在酷搜网，我呆的时间不长，从完全不懂SP行业，慢慢学习和摸索，最后也没做出太好的成绩，我的前任是山姐，她移交给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业务基础，我这个部门经理手下也只有一个兵，就是黄涛。

当时公司老总何潜对我们这个部门的期望倒是很大，对我从头到尾也比较信任和器重，我感觉压力不小，也想大干一番。

我们这个部门在公司里是非常独立的，因为与其他部门的工作关联不大，那时候很多同事对SP也不了解，都不知道我和黄涛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那时候的现实问题在于，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好的产品，所以移动不会帮我们免费向手机用户推荐，而要公司投入去做宣传推广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没有好产品的话，就算肯花钱去做推广也很难有效果；

可是，要想做出好的产品，就得招兵买马增加成本，光靠我们两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哪怕我们两个人能整出来，也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时间上根本耗不起。

没有好产品，也没法推广，自然没有用户，收入又从何而来呢？

我初来乍到，心里虽一筹莫展，脸上却是信心十足的样子。

一方面，我开始在网上寻找可为我们提供产品合作的公司，也就是CP（内容服务商），既然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开发，那把别人的好产品拿来合作运营，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同时，我开始代表公司去省移动公司接洽、开会和公关，我知道，和运营商把关系搞好，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在运营商那里讨饭吃，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一切都是徒劳。

没过多久，迫于要做出点业绩的压力，我和黄涛动起了歪脑筋，开始利用移动公司的技术漏洞，直接向用户扣费。

每个月初，我们会找一批有效的用户手机号码，把他们设定为我们的用户，给他们每隔几天下发一条笑话或天气预报之类的短信，到了月底再通过移动数据接口，给这些用户号码绑定计费代码，移动公司的计费后台就会向用户自动完成扣费，并计为我们公司的业务收入。

等到下一个月的结算日，移动公司就会按分成比例，将上个月业务收入的一部分打到我们公司账上。

硬着头皮战战兢兢试了第一个月，果然行得通，但我们胆子太小，第一个月分成收入只做了两万来块钱，我们不敢弄太多，怕引起移动的注意，万一违规被抓后会不给我们结算付款，但第二个月增加了一些，做到了五万多，这样感觉就像是业务在不断增长。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手法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具体玩法大同小异罢了，大多是用一部分正规的业务作掩护，再掺入一些违规的操作，那时候业内的叫法是“绑用户”或是“捆业务”，总之就是偷偷让用户掏钱的意思。

其他公司是有一些合规的用户，再掺入一些捆绑用户在里面，移动就不容易发现，但我和黄涛刚开始时，是几乎没有发展到什么真实用户，只能全靠捆绑用户创造收入。

老板何潜看到收入从无到有，自然比较开心，虽然钱不多，但总算有了起步，而我没有和他完全说实话，一是觉得没必要，二是觉得没好处。

他知道我和黄涛有打擦边球、利用移动漏洞、钻规则空子的违规操作，但不知道收入几乎全是违规而来。

其实我敢这么做，也是因为他在湖南移动有一些人脉，就算万一有什么问题，我想还可以让他出面找找朋友。

关键是不这样做，我实在想不出快速创收的办法，何况行业里别人也几乎都在这么做，大家甚至和移动公司都是心照不宣，只不过我入行较晚，也算后知后觉。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我和黄涛还做过一件蠢事，后来都说不出口，怕SP同行的朋友们笑话。

为了确认捆绑用户的手机号码真实有效，我和黄涛用了最笨的办法。

就是选一个号码段把号码生成在一个表格文件里，比如说后四位从0000到9999，就是一万个号码，再剔除一些吉祥号靓号，因为怕这些用户位高权重或身份特殊，尤其有可能是与移动公司有关系的亲友，比如后4位数字相同，后3位数字相同，或123、88结尾之类的，剩下的号码就都是普通成色，看起来只是一般的老百姓会买来使用。

我们再一个个号码亲自用手机拨打，听到嘟音后迅速挂掉，对方手机并不会响铃，也不会显示未接，但这样就能确定这个号码是正常有效的。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我们捆绑的用户号码中有太多的无效号码，比如空号销号和欠费停机的用户，如果这种号码太多，很容易引起移动后台管理人员的注意。

道理很简单，你的产品用户中是不应该有空号的，你也不能解释为何某个月的用户中有很多都销号了，至于欠费停机的号码，自然也是无法扣到用户费用的，如果这部分占比过高，还会因异常触发后台报警而引起移动监管部门的注意。

后来我才知道，别的同行都是通过关系，去找移动内部的人提取有效号码，只要几分钟，想要多少条用户号码的数据，直接从移动计费后台导出来就行，而且还可以筛选那些一直在为各种SP业务买单、而从未发觉和投诉的「优质」用户，或是反向思维，专门挑那些每个月话费不低、却还从未被捆绑过SP业务的「潜力」用户。

而我和黄涛为了得到一万个、两万个仅仅只是有效的手机号码，还要靠一个个拨打来排查和确认，可想而知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

甚至在公司上班时、我们还不愿让其他同事知道，怕他们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所以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干，有时还得利用下班时间、周末休息时间、并发动家人朋友帮忙拨打来获得更多有效号码。

这种蠢事当然没干多久，因为太辛苦了，逼得我去寻找其他解决方案，不过，如果一直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业绩收入，那我恐怕也会愿意一直干下去。

我之前以为只有自己想到了可以偷偷对用户扣费的方式，所以不敢贸然去找号码资源，怕暴露了我的这种操作手法，当我打探到大家都在玩捆绑、见怪不怪时，也就想方设法找人、直接花钱购买号码，慢慢再与同行互换号码资源了，只是挺后悔当初坐井观天、竟然白白辛苦走了那么一段冤枉路。

凡事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是你未必能找到罢了。

四

为了寻求产品合作资源，我在网上查找联系了很多家公司，开始也并不顺利，因为别人总要先看你的业务规模，如果你已有的用户量太小，又没有好的推广模式和宣传渠道，人家一般就没什么兴趣、也懒得折腾和你谈合作了。

当然，我也得了解对方的产品是否具有某些优势，能否满足我的选择要求。

后来，我找到一家公司叫杭州捷通，比较符合我的心意，并与他们吴总聊得很好，也只有这家公司最终与我们达成了合作，由杭州捷通提供业务产品，我们运营，大家三七分成，他三我七。

但我和黄涛两个人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

我慢慢分了不少精力在客户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上，黄涛一个人负责技术，对SP行业来说他也是新手，没什么经验，虽然杭州捷通的产品已经上线，但因为得到运营商那边的支持还是不够，我们也没有掌握更多的操作技巧，业绩这块迟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甚至因为违规操作先后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一次还被移动公司通报批评，我们不敢再胆大妄为，有点畏缩不前。

这种情况之下，老板更不愿加大投入扩充团队，何潜是一个很有头脑同时比较稳健的人，我最初敢冒风险做违规捆绑，也是想通过先帮公司实实在在赚到一些钱，让老板更有信心，他才可能愿意投入增加人手，但前期光靠我和黄涛又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我觉得这样下去很难破局，更别想要实现快速发展。

也因为我们这个部门只有两个人，又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几乎没什么关联，难免在公司有些边缘化，我和黄涛后来在酷搜网工作得也并不畅快。

我想通过多方合作来拓展盈利渠道，也做过一些尝试和努力，但都没有太大的收获，主要还是因为我心浮气躁，看不上小的收入，大的又难以实现。

这与我行业经验缺乏、导致视野不够宽有一些关系，其实我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运营商客户公关这块，但这又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需要沉下心来做长远打算，可我担心老板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

当然，如果能抛开一些顾虑，主动和老板开诚布公，站在部门发展的立场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促使何潜答应招聘几个更有行业经验的人加入我的部门，那后来的境况有可能也会不一样。

但我心里开始有了杂念，我觉得时间宝贵，与其耗在酷搜网慢慢折腾，不如自谋发展，就拿杭州捷通的通道资源和他们现成的产品、我自己来做运营，哪怕只能实现和酷搜网一样的业务收入，对我个人来说也无疑是回报更高的。

一个是为公司创收，一个是自己创业，两边要做的工作内容其实都基本一样，相比之下，我很自然就选择了后者，打工能挣多少钱呢，我迟早都是要创业的，而SP行业简直就是找上门来的机会。

反正也没什么可失去的，说干就干，我编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向何潜提出了辞职。

我离开后，公司在SP业务这块好像也再没有做出过起色。

何潜待我不错，我虽然也不能算辜负了他，毕竟当时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们部门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多少为公司挣了一点钱，但我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都不够，在遇到发展困难和工作压力的时候，我并没有站在老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只想到了退缩和自己的利益。

我很早就明白，没有员工是会为了公司而亏待自己的，他之所以还没有离开，要么是他没有更好的出路，要么是他对自己的回报还可以接受。

想让员工忠诚，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觉得留在公司是最好的选择。

离开酷搜网两年多后，我在中华网的SP公司工作，曾经用一台价格不菲的悍马H2在湖南区域做宣传推广，我知道何潜喜欢玩车，就特地打了电话给他，把车送过去让他开着转了一圈，他喜欢打高尔夫，就把我带上开去了青竹湖高尔夫球场。

他那天很高兴，也许不只是因为第一次开了不容易玩到的悍马，也是因为我心里还念着他当初的知遇之恩。

但好像从那以后和他就再没见面了，去年听山姐说何潜还是经常到处去打高尔夫，后来酷搜网解散了，他在长沙投了一些别的生意，自在得闲云野鹤一般，他算是长沙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人，酷搜网号称长沙互联网行业的黄埔军校，也曾经风光一时，可最终仍未经得起时间的磨砺。

现在想起来，何潜总是叼着一个烟斗，眼镜片厚厚的，他笑起来眯着眼，很随和的样子，那时候经常跑到我们部门边上的接待室找我聊一会，我和他一起有说有笑地抽上两支烟。

我还印象比较深的是曾和全公司同事一起搞团建、去参与过一次户外拓展活动，从老板到员工几十号人在深山老林里住了两晚，玩了很多有意思的拓展游戏，早晚在小溪边洗漱，半宿不散的篝火晚会，一转眼，就已经过去十六七年了。

五

离开酷搜网，我去了趟杭州，那是2004年，我第一次去杭州，专程去拜访杭州捷通的吴总。

当时阿里巴巴知名度还不太高，淘宝才刚起步，我到了文二路，离阿里巴巴和淘宝只有咫尺之遥。

其实，2003年我在长沙注册了第一家科技发展公司，准备创业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在我那本厚厚的商业计划书里，就曾针对淘宝网站的电商模式做过分析，那时淘宝还在和易趣竞争，而我的思路与它们两个都有很大的区别。

这里不扯远了，我再找个时间，把自己曾与互联网行业的渊源和纠缠另写一篇。

我和吴总在见面之前就远程沟通过很多次，见面更觉投缘，吴总真诚友善，热情接待了我，合作也谈得很好，让我不虚此行。

回到长沙后，我紧锣密鼓地注册了杭州捷通湖南分公司，开始操作SP本地接入和业务运营。按照理想的设计，我将在SP的淘金浪潮中很快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可人算不如天算，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本地移动接入，前两个月也做了一些收入，但这些收入几乎全都是违规操作产生的，结果正好碰上移动运营商迫于用户投诉压力、加强了对SP公司的监管，后来就被移动以严重违规触犯处罚为由，停止与我结算并暂停业务端口，看到的钱无法到手，任我想尽办法，通过公关还是搞不定。

怎么说呢，还是个人能力不行，缺少人脉关系，再加上经济实力不够。

这种情况在当时不在少数，很多没有背景和实力不够的SP公司也曾被移动赖账，因为SP本就存在违规操作，理亏在先自身不过硬，所以根本不敢找移动公司理直气壮地要求结算，要么委屈求全接受处罚，要么拼命公关以小搏大。

而我那时候没有关系资源可以利用，自己又没有多大实力而底气不足，怕花钱找人结果无济于事、钱还打了水漂，所以我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结算。

心存侥幸却前功尽弃，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谁叫自己做的就是上不了台面见不得光的事呢？

本想趁火打劫捞一把，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

移动公司的政策越来越紧，监管技术越来越强，处罚措施也越来越严，随随便便轻松抢钱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我算是勉强抓住了最后的尾巴赶上了末班车，却是眼看着财富可望不可及，白忙活加空欢喜一场。

SP公司还是很赚钱，还是可以打擦边球，采取各种违规方式，比如自动订购、隐藏下发、自消费，诱导订购等等，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了解到的，事实上，做SP的门槛在变得越来越高，对技术要求更高了，对公关要求更高了，对团队实力要求更高了，可这些我都没有。

我只有光杆司令一个，完全不懂技术，没有背景和过硬的人脉关系，运营经验也不够丰富，市场推广基本没做过，我好不容易才认清了冰冷的现实，放弃了和能力不相衬的野心，开始重新找工作。

后来我找移动的人帮忙，总算恢复了杭州捷通湖南分公司被封的SP端口，大约两年后，才找到买家多少变现，整个壳资源打包卖了一点钱。

我都不好意思再和杭州的吴总联系。

黄涛本来想着要跟我一起创业，后来也只好不了了之，辜负了他的信任，我也一直抱愧。

2004年10月，我入职中华网旗下的SP公司。

距我第一天去酷搜网上班接触SP行业，也就14个月的样子，我马不停蹄几经折腾，这时候已经不是菜鸟了。

六

我第一次从长沙去北京，坐的是卧铺，在火车上，我和文博在车厢里联系碰头，第一次见面。我们两个都是由锟哥在长沙招聘面试，被安排好一起去北京总部办理入职手续。

我和锟哥、文博一起共事了两年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俩比我稍大一点，一直把我当老弟一样照顾。湖南办事处也就我们三个人，锟哥是老大，我负责移动，文博负责联通和电信。

另一种分工是，我负责啤酒，文博负责白酒，锟哥负责洋酒加杂酒，我们各有强项，完美互补，那时候我和他们俩一样，也还吸烟得厉害，烟酒不分家嘛。

公关、应酬和接待，是我们三个人的主要工作内容，陪吃陪喝陪玩，我们三个也算是酒精考验的三陪人员。

这些年我们三个偶尔聚在一起，津津乐道的还是当年在芙蓉华天承办大区会议时，把外省来的若干兄弟全部干趴下的辉煌历史。

那可以说是肆意疯狂的两年，让我后来一直到现在，都厌倦了喝酒应酬和各种公关接待。而且，那也正是我第一次离婚后的单身时光，经常花天酒地毫无拘束，表面上是为了工作，其实过的是一种糜烂和颓废的生活。

我的客户包括省移动公司各相关部门，以及湖南14个地州市移动公司对应的部门，我不是排期轮番去拜访走动、约饭约酒唱歌洗脚，就是在长沙随时候命、接待安排，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都记不清三陪过多少次，喝醉过多少回。

甚至有时候同一餐饭，碰巧要接待两拨不同的客户，得在同一家酒楼订两个相隔不远的包房，便于往返两桌之间、跑来跑去应酬陪酒，还得让两边客户都能理解包容、毫无意见，如此辛苦只能加分不能减分，难度多少还是有的。

唱KTV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两个包厢分别招呼两拨客户，还得让他们都喝得开心玩得尽兴，能怎么办呢，只有把自己整得更疯更带劲，才能让他们喜欢上跟你玩，让客户无你不欢，才是应酬公关的最高境界，否则钱也花了，酒也喝了，如果关系没做到，事情没办成，那岂不是更吃亏了。

产品支持和技术维护方面的工作由北京总部负责，各省办事处只管公关，公关的目的就是找各级运营商争取推广支持，而所谓推广支持，主要是由移动公司向当地的手机用户进行群发，帮我们宣传推荐业务。

通过群发推广，发展用户越多，自然就意味着将产生越多的收入。而这种群发，我们是不用花钱的，要花钱的是如何让人家愿意帮你来群发，SP公司那么多，每个月的群发资源都是有限的，人家为什么要帮你，而不是帮别的公司，要么，人家把你当朋友当兄弟，要么人家有好处有回报，更多情况下是这两方面都缺一不可。

另外，要争取客户能给我们的新业务新产品开绿灯，尽早尽快地让我们通过审核上线，并获得推广资格，因为各家SP公司都在竞争，你的产品能上，能比别人先上，加上获得的推广支持，就能先收割一拨用户。

如果你的新产品总是相比别人类似的产品滞后上线，甚至上不了，那直接就会影响公司的业务收入。

审核都是由人工来审核的，这就有了公关操作的空间和必要。

一定要维护好与运营商的关系，还有一个重大的目的，就是在各种违规操作被抓到的时候，能争取到网开一面，避免处罚或从轻发落，这直接关系到真金白银的收入结算，自然是与公司利益攸关。

违规是必然存在的，被抓到也只是运气和早晚的问题，而临时抱佛脚往往是被动和难以成功的，必须未雨绸缪，把关系做在前头，最好能防范于未然，也就是运营商明明知道你违规，但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抓你。

好在我们公司的业务费用和公关支持力度还是不错的，全国SP公司那么多，说到底还是软硬实力的比拼，软的是各种资源和公司背景，硬的是产品技术和团队的竞争力，当然也可以说，软的是团队的能力水平，硬的是敢于砸钱的力度。

中华网在湖南的业绩一直还不错，也可以说是战绩不错，其实区域战场的前线就只有锟哥、文博和我这三个战士，北京总部相当于只是后勤支持和保障部队，那时候开玩笑，我们说自己是三个火枪手，是「铁三角」。

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铁三角」也终有分开的时候。

随着整个行业日趋规范，市场总体出现萎缩，公司也为了收缩战线，开始精简人员，后来湖南区域就只留了我一个人，锟哥和文博跳槽去了别的公司，我一个人也不用租办公室了，工作时间越发自由，但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度过了一段非常忙碌的时光。

七

我不知道全国有没有和我一样的SP从业者，曾先后为数家公司工作过，最多的时候，我甚至同时在四家公司拿过工资，这应该说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这种忙碌的兼职工作可以做得够长，我的收入会让很多人羡慕。

一开始，我只是骑驴找马，看到锟哥和文博都离开了，我担心自己在中华网的工作也不能长久，以防不测、想先找一家公司入职试一试，后来第一家兼职的公司就是上海亿唐，和中华网一样，亿唐也算是曾经很牛的互联网公司。

后来我也明白，其实被兼职的公司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偷偷兼职，只要你有能力帮公司创收，实现业绩，搞定当地运营商的关系，把SP收入顺利结算回公司，付给你一些工资费用总是乐意的，毕竟公司赚到的那才是大头。

去亿唐面试和入职，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和我第一次去北京东方广场的中华网总部时一样，大型互联网公司的那种规模和排场当时让我非常震撼，并被深深打动和吸引，我心想，要是哪天我也创业做成一家大的网络公司，铁定也是整齐排开的卡座、一眼望不到头吧，那该多酷啊。

也正是后来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两家公司的衰败，才让我反思规模带来的各种弊端和高大上背后的问题，我的思想认识从此偏向了另一个极端，追求极简的商业模式和把公司尽可能往小了做，才是更正确的选择，也才是我心目中更酷、更伟大的创业。

对了，就在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去往公司为我订好的酒店房间，经过走廊，我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陌生女子，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感觉亲切，似曾相识，后来，我和她果然有一段故事发生，好像第一眼见她时、剧本就已经写好，不过这里先不扯远了，下次再专门写一写她。

在亿唐的工作并没持续多久，公司就出了问题，据说是MBO也就是管理层收购失败，从上到下乱成一团、公司人心涣散，当时还算赚钱的SP业务和部门、竟然也成了被逐步裁减的对象。

我甚至为此还给公司总裁唐海松发过一封长长的邮件，他也曾礼貌回复，但我人微言轻，根本影响不了亿唐后来的命运。

一条牛也是看，两条牛也是看，尝到了兼职可以多拿一份工资的甜头，离开亿唐后，我先后入职了另外几家全网SP公司，为了出差顺便，我都是尽量找北京的公司，上海菜我也吃不太习惯。

这时候我在湖南已有不少运营商资源和人脉关系，反正为一家公司所用和为多家公司所用，并没有太大区别，相反，有了多家公司的费用支持，我可以更加大方的投入，能把客户关系维护得更好。

在一些关系要好的客户那里，我也不避讳自己同时在为几家公司运营湖南市场，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还巴不得我可以花销的费用越多越好。

除了在客户身上花钱，我也曾花钱搞定过一些用户投诉，实在没别的办法，就只有问对方想要多少钱，快刀斩乱麻，SP行业发展到后来，也应运而生有了很多投诉专业户，就像淘宝上职业打假的人一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钱，否则就让你不得安生。

久病成良医，我也是从那时候慢慢学会如何投诉、和如何搞定投诉，而且可以应用到各行各业。

但总有些事不能光靠钱来解决，比如我同时作为多家公司在湖南的区域代表，有时去移动参加某些会议，我分身乏术，就得临时找人代我出席，我兼四家的时候，得另找三个朋友帮我签到，分别代表其他三家公司，甚至还得上台照着我写好的稿子发言。

为便于不同的公司联系，我那时候随身带着几个手机，每个月的话费加起来都是一两千。

兼职几家SP公司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但我不怕，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我甚至还要经常出差外省，有家公司曾让我做大区经理，负责过江西湖北四川和湖南四个省。

我到湖北为公司办理过工商方面的事宜，十几年前就曾领教过武汉公务员的官僚傲慢和目中无人，所以这次抗疫过程中暴露出武汉政府官员的某些问题，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到南昌出差转飞成都时曾遇上第一次误机四五个小时，那也是我为了赶时间第一次坐头等舱，结果我成了组织乘客投诉维权的领头人。

那天很巧，赶去机场前碰上南昌市区停电，我的银行卡被ATM机吞了，后来是银行快递给我的，银行的人开始很不配合，争议的焦点还在于停电之前是否已经吐钞被我取走，事实上取款记录有了，但刚要吐钞就停电了，而我得赶飞机不能等来电了再查ATM机系统。

我当时着急、灵机一动，掏出机票说自己是新华社的记者，网点负责人就很重视、态度明显变好，承诺帮我妥善解决问题，想起来就好笑，也很感动，因为确实有点麻烦，得先查证确认我没有取钞，再把我卡上的取款记录消除，然后把卡寄到我留的地址。

我还曾几次在成都的街头一个人溜达，真的就像多年以后赵雷在《成都》里唱的那样，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为了参加不同公司的年会或大区会议，我去海南三亚，去江苏南京，还去北上广，为了工作，湖南各地市也会经常跑一跑，我不知疲倦，就为了那几张工资卡上的一笔笔进账。

但我也时常觉得空虚，恨不得这种工作和生活早一点结束。

八

在我先后服务过的SP公司里，印象比较深的是北京万讯通，这家公司后来以八千多万美金被外企收购、套现离场，让我非常惊讶。

我深知SP行业充满了卑劣、欺诈和虚伪，很难说这种公司有多少实际的价值，但它偏偏又可以实实在在圈到大把大把的钱财，记得我在万讯通任职湖南区域经理的时候，仅湖南一个月，最多就曾为公司贡献上百万元的业绩收入，要知道这只是一个省份、区区一个月的收入，也难怪有人像抢购摇钱树一样利欲熏心不惜成本想要收入囊中。

说起万讯通，又不得不提一件事情。

那一年在北京开年会的时候，我和海南的区域经理被安排睡在同一个酒店房间，那时候我还没去过海南，我们聊得比较投缘，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比我大一点，我叫他林哥，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我在万讯通认识、至今还有联系的唯一一个同事。

没想到，与林哥相识几年后，我就去了海口生活，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喝茶饮酒，几年后我离开了海口，又过了五年，林哥打了个电话给我，我也因此又去海口工作生活了一年多。

昨天，我和林哥还有事通了电话，离我们在北京初识的第一夜，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人和人的相遇真是奇妙，一开始看似随意的交往，后来却和你的人生有了重要的关联。我和林哥的故事，也总有一天会要捋一下，现在还是先讲完SP的事吧。

前后做了三年多SP，我后来慢慢对这个行业感到了厌倦甚至厌恶，更对自我价值感到困惑和怀疑，这种和运营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对用户进行坑蒙拐骗恣意收割的行业，居然就是自己每天要从事的工作，这种工作有价值吗，会有未来吗？

只要在客户面前阿谀奉承投其所好、与客户迎来送往利益交换，就能为自己换来不错的收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得到什么呢？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我把自己的灵魂乖乖献上，换得了金钱，却毫无成就感和职业尊严可言。

这样的行业能长久吗？我想是不可能的，任何不能为用户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其存在都是可耻的，暂时的，终归要烟消云散，不止是要被市场淘汰，更将为时代所不齿。

而我表面光鲜的工作，其本质却是一直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帮助SP公司和运营商一起、伤害无数普通人也就是无辜手机用户的利益。

我也曾受金钱的诱惑，一心只想不择手段谋取私利，毫不在意对他人利益的巧取豪夺，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惩罚，但我偶尔也有良心的责备，并为之付出了青春和时间的代价。

我不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但我内心仍分得出对错，知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事更值得去做，而什么事并不值得。

对这个自己当初懵懂进入、也曾付出艰辛努力的灰色行业，我时常反思，不想再自欺欺人，越来越心生退意。

事实上，最终也不是我主动离开的SP行业，而是让它慢慢离开了我。

我也需要钱，喜欢钱，但我变得消极怠工，变得对工作毫无兴趣，我再也懒得去处理各种业务上的问题了，只是随便敷衍公司，慢慢任它雨打风吹去。

我知道结局就是被辞退，或者被开除，那我就等着那一天到来吧，反正我也无所谓了，我再也不会为你们努力工作了，我的工作就是帮你们赚钱，就是帮你们坑人，我以前干过，现在我不想干了，以后我也不会再干了。

我并不为自己光拿工资不干活、只是忽悠公司而感到羞耻，这些公司说白了，没有一家是干净的，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我不否认自己曾经身在其中、唯利是图，也曾思想矛盾、当局者迷，但我总算觉醒、分清了善恶。

2007年初，我被动退出了最后一家公司，就此彻底告别SP行业。

我改变不了这个行业，只能改变自己的选择。

后来，万恶的SP行业终于成了众矢之的，运营商与SP公司相互勾结坑害用户的黑幕逐渐浮出水面，各种暗箱操作和所谓的SP技术慢慢被堵上了漏洞，很多无良SP公司如过街老鼠，开始举步维艰，整个行业如潮水涌来，虚假的繁荣与罪恶的勾当终于土崩瓦解。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毕竟当年全国SP从业人员数以万计，少数SP公司也一直存续了多年，当然更多都早已结束它们邪恶的生命，也许有良知、从未作恶的公司确实存在，只是我未能遇到。

为免口舌之争，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不能代表行业的真实状况，特此说明。

九

如果现在要问我，是否为当年曾做过SP行业感到羞愧或后悔，我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我当初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还曾以为那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我从头到尾也只是行业里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严格来讲，如果我们要抨击一种行径一个公司或是一个行业，那到头来我们可能要审判整个社会和时代。

大部分的商业都是这样，只是违背良知的程度不同，本质上都是要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或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总得吃饭总得生存，你有各种需求，而世上的诱惑太多，品德绝对高尚的人也许有，但如果让他与利益沾边，他迟早都会拿出一部分品德来交换，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后来的觉知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也不可能站上任何道德的高点，我决定离开SP行业，不是出于抵制，只是因为厌倦，有良知的作用，但更多是理智。

《断头王后》中写道，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都说世间自有公道，我更相信世事永远公平，你得到任何东西，同时都付出了另外一些；

世间也许有公道，但这并不重要，尤其是在公道迟来的时候，或者说，公道往往对个体缺乏意义，做人做事，最终能指望的，还是只有良知和良心。

包括那么多因SP贪腐后来被查的移动公司高层，他们是受到了惩罚，但这就能意味着公道吗，我想是未必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总是当良知失效，公道才粉墨登场。

其实很多装模作样的公道，不过是安慰我们自己的幌子，而对于社会良知的丧失，所有的安慰其实都浮于表面。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可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当年我曾结识交往过那么多客户，也曾杯觥交错、相谈甚欢，甚至推心置腹、情真意切，后来却没有一个成为朋友，自从我退出SP行业，便一个都未曾联系，也全都没有再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