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恐怖的终极反应:弗朗西斯·培根《以受难为题的三习作》-上集
三幅画面在烧橙色的背景上各展示了一个人物。大面积的橙色横暴地攫住了眼睛的注意力,以至于画面空间在精神层面上的感知大大地强过了逻辑感知。
我们对这三个人物的感受从此失去了所有理性,被她们混合了怒火、惊恐和痛苦的表情所震惊,仿佛这些人物正目睹着一场撕人心肺的灾难。她们走样和扭曲的身体,借用了人与动物的造型。我们不理解自己所看到的、感觉到的。由于没办法以逻辑惯例来解读,使得这幅图像能够脱离任何解释性的界定,而仅求索于我们知觉中最直观的层面。
这三只怪物恐吓我们、威胁我们。她们发出可怖的尖叫。一种我们不知道对象的哭嚎,它不需要对象,因为它本身即是最首要核心的符号,这是对纯粹恐怖的终极反应,这是每个人都为之战栗的、同时也存在于每个人内里的。她们似乎准备扑向我们,想要钻进我们的体内。
橙色背景上所绘的黑色线条,架构出空间,同时也将这里封禁且束缚起来。我们与这些令人不安的生物一起被反锁在画幅里头,就像我们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样,与我们的恶魔关在一起。
同时存在着诱引与抵触,使观看这件作品成为一种折磨不安的体验。油画能引起心灵如此大的惊动实在不可思议。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 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深深震撼观众,无论是1945年的观众还是今日的我们。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 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弗兰西斯·培根,伦敦泰特不列颠博物馆,油彩、粉彩,1944 年1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是一组三联画。每张画板尺寸为74x94厘米,装裱厚实的金色画框,覆盖着玻璃。本作在1944年以油料和粉彩绘制在Sundeala木板上,于1945年在巴黎的Lefevre画廊首次展出。
藉由在标题中使用了”习作”一词,使得这张作品带有未完成的特征。同时提及了一个没有被描绘出来的基督受难场面。
左边画板中的人物蜷缩在一张类似桌子的上方。她是三个人中最具”人味”的,虽四肢俱缺,但有着一条细长的脖子和强拱的圆肩。我们在一簇黑发下见到了鼻子和耳朵。有人认为这形象可能代表了十字架脚下的哀悼者。
中心人物的嘴直接生在脖子上,没有真正的脸。这张嘴用一种奇怪地精细手法描绘,暴露出颗颗牙齿。眼睛被白布覆盖,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于Matthias Grünewaldum(见后文)的“基督的嘲弄la moquerie du christ”的参照。这个生物直接面对观众,置中在一系列从基脚底辐射而出的线条汇聚点,含糊地座落在基脚上。
Matthias Grünewaldum(见后文)的“基督的嘲弄la moquerie du christ”右边的生物被放置在一块草地上。她有一道水平伸出的长脖子,在末端有一张龇咧的嘴,齿牙清晰分明,好像在尖叫,以一种超出人类头骨构造的程度血盆大开。一只突显的耳朵从它的下颚后面冒出来。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将《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视为他的第一件作品,并几乎摧毁了所有他早期的画布。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年)2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所涉及的主题方面,都已包含了弗朗西斯·培根接下来的50年里即将发展的作品中的许多元素。
最明显的可能是他对具象绘画的选择。在纽约学派及其抽象表现主义领头的时代,这是个很大胆的选择。然而,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培根都忠实于原始的模特,但也偏离了写实的表征,因为他认为这样就太具说明性了。
他笔下的身躯被扭曲成超过解剖学上合理的姿势,除了透露出潜在的痛楚之外,还有极端的张力(就像弹簧被绷扯到了最大极限)。于是从这种张力之中,诞生出了一个生命动力的形体,因为这种张力在凌驾苦痛表现之上,更加突出强调了由血肉组成的、被生命浇灌的活生生的身体。
对于培根这个尖刻的无神论者来说,身体是最神圣的形象。我们生活在两个虚无之间(一个出生前和一个死后),于是肉体就是生命的同义词。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庆祝“注定要腐烂之躯的淫秽”,他说。《两个人物 Two Figures》(1953年)描绘了两架身躯纠缠在一张床上。培根参照了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所摄的正在摔角的角斗士照片,以绘制这些躯体。是缠斗还是激拥?这种模棱两可相当意味深长,即使第二个选项很明显。
▲画家本身的收藏:Eadweard Muybridge, Nude Men Wresting, collotype from Animal Locomotion, 1887.▲Francis Bacon, 两个人物, oil on canvas, 152.5 x 116.5 cm. Private collection.培根是一位自学成材的画家,从未进入专业的艺术学校接受绘画训练,这最终反而有利于他发展自己的艺术语言。他起初对于人体的结构掌握不佳,于是搜集了大量人像摄影以及刊物来临摹和参考,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前文提及的迈布里奇的照片。
▲埃德沃德·迈布里奇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拍摄奔马的连续照片,目前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连续摄影是现代动画和电影的始祖。虽然迈布里奇最为人所知的是拍摄了奔马的连续影像,然而他也拍了许多人体运动的画面,揭示出肌肉以及形体在运动中的变形现象。
事实上,在运动过程中,人体或物体是从一个静态平衡过渡到另一个静态平衡,例如走路,就是从左脚站立过渡到右脚站立,然后反覆。在这两点交替的过程中,并非每个瞬间都是平衡的。因此,如果在行进的过程中,其中一脚被绊住了,那么整个人就会因为失去平衡摔倒,而这个不平衡的瞬间,永远无法在物理世界中重现出来,再敏捷再强壮的模特,都无法摆出摔倒前一瞬间的姿势,因为那个姿势只存在于动作的过渡之中,而无法成为姿势本身。
▲埃德沃德·迈布里奇所拍摄的连续照片记录下了动作以及之中的过渡瞬间,于是我们能观察到,并非每一个瞬间都是平衡持久的▲培根对人体姿态的速写然而透过摄影,它却能够忠实记录出超越人们所能意想到的肢体型态,甚至是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不可能的造型(别忘了,当初拍摄奔马的目的,就是由于一个赌注“马在奔跑的时候是否有瞬间四脚离地”。这意味了”四脚离地”的片刻,并不是当时人人都能观察到并同意的事实。)使得这些影像中人的肌肉骨骼的型态,显得非常临时、摇摇欲坠、有动态而仿若虚构,同时也使得非学院出身的培根,在参考了这类图像之后所绘制出来的人体,仿佛始终正在崩跌之际,产生一种很奇诡的不稳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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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接艺术史脉络,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尤其是他有关身体的作品,借鉴和发展了他的前辈,特别是毕加索的作品。在当时,任何画家都几乎不可能逃脱大师的阴影。因此这里,我们不得不稍微介绍下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以及流行在1930年代的生物形态主义。
▲毕加索的生物形态主义时期,并不是他最被人所熟知的风格虽然超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荒凉的风景、奇幻而真实、疏离而熟悉的形式”,与毕加索的创作风格天差地远,然而他却以“生物形态主义Biomorphicsm”(或被称为“有机抽象”Organic Abstraction)去破坏绝对理性、强调结构的立体派,以另一种方式进行“非理性、梦呓式、自动化”的创作,这事实上正是超现实主义最核心的精神。
生物形态主义常直接被归并入超现实主义,在艺术史上相较不为人知。Biomorphism一词来自希腊词bio(意指生命)以及morphe(意指形式)的组合,两者相加便意指“使用来自生命有机体外观的造型品质”。有趣的是,词根morphe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梦之神墨菲斯Morpheus,而他的领土:潜意识与梦境,便是超现实主义的立足之处。
▲米罗的绘画和高地的建筑,都是很典型的生物形态主义风格这很好地提供了我们有关生物形态主义的印象:一种出自未知、神秘以及直觉的抽象表达。在具体层面,艺术家采用曲线、装饰与自由的手法,去取代直线、结构或古典的典型性,制造出类似蛋状、球茎状、藻类、阿米巴变形虫等等有机型态(以米罗Joan Miro和阿尔普Jean Arp为代表),在视觉上带来一种生物本能性的熟悉感,或是柔软、或是恶心,总之能使人们不由自主唤起一种最原始的官能性投射。
培根受到生物形态主义影响,在1930年左右做了一系列草图(随后皆被艺术家摧毁),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阿尔普的有机造型语言,同时也找到了这三只怪物的前身。
培根在1930年左右做了一系列草图,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阿尔普的有机造型语言,同时也找到了这三只怪物的前身。 ▲《 Man Seen by a Flower》阿尔普雕塑作品,生物型态主义的代表,材质:铜,收藏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1958年4
回到毕加索,他所操持的生物形态,始终未脱离具象表征的意图,保持了人类的形象和身份,并从中复兴了原始主义以及色情主义。
例如在《杂技演员The Acrobat, 1930》作品中,虽然作品名称明确指出画中人物可能的灵活性,然而重度扭曲的肢体,仿佛遭受暴力变形的身躯。一条垂挂体侧的手臂结构,离奇地几乎令人联想到是一只巨大的阴茎,这在毕加索的另一张作品《坐在红椅子上的大裸妇Large nude in red armchair, 1929》也见到类似的表现。在这件作品中,人体已经完全丧失结构,像是被脱了骨架的皮囊,四肢像融化般漂移漫布在整张画布之上,仿若一只丑陋的变形虫。当时这位多情艺术家正夹在妻子与情人的战线之间。
▲《 杂技演员Acrobat 》毕加索,1930年▲《坐在红椅子上的大裸妇Large nude in red armchair》毕加索,1929年我们几乎会惊讶在这件作品中,可以巧合地找到许多培根热爱使用的身体符号:脸和身体被揉得像是一团面团,上面只按出四个空洞,两个眼睛与两个鼻孔。大张的阴户和大张的嘴,看不出来是因为饱胀情欲还是喷泄痛苦,里头特别强调绘出了尖牙,这个女体看起来完全失去了控制,好像正在崩解,在红绿对峙的墙纸以及紧绷压制的景框安排之下,她的疯狂几乎具有威胁性,而更可怕的则是作画时,将这架女体完全挤压变形扭曲的意志,也就是艺术家心中的恐怖崩溃。
同一张脸,换汤不换药地再度出现在毕加索1930年的《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正中,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
▲《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毕加索,藏于巴黎毕加索博物馆,1930年在此处张大的嘴,很明确是因为极端痛苦而导致的放声尖叫,毕卡索间接地将肉体受难与早前作品中的生理激情联系起来。
画中主角的姿态--双臂张开上扬,好像正在忘情跳舞--早在毕加索1925年的《三个舞者》中已首次被描绘。(这也是在培根1933年的第一次进行《受难图crucifixion》尝试时,很大程度模仿的作品。)
▲《三个舞者》毕加索,油画,215×143厘米,现藏伦敦泰特画廊,1925年▲《受难图crucifixion》弗朗西斯·培根,1933年《三个舞者》是一张让人细思极恐的绘画,画中三人貌似正随着动人乐声而翩然起舞,然而一般相信这三个人物分别象征了毕加索的三位好友,他们曾卷入三角恋情当中,其中一人在这张画进行之时亡故了,而另外一个则为此自杀而死。
以上我们暂时从《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中离开,并且进行了一段不小的绕道,是为了试图稍微地模拟出,当培根阅读毕加索时可能发生的经历。
毕加索在这几件作品中展现了极度复杂的爱、死、生、欲、痛等等交缠,而当这些所有种种都推展到顶点的时候,现实便会开始扭曲。也正是这种扭曲,向培根透露了一个极为重大的启示,他发现了潜藏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人类形象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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