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明｜赋能居委会，激活社会治理“神经末梢”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实现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是上海近年来不断努力的目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广大居委会和基层干部发挥了中坚作用，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顶住了空前压力、经受了极限挑战，在破解困难中获得了成长，探索出一些社区共治的新模式，引导群众广泛参与，推进建设自治、法治、德治、共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然而，基层治理还存在短板，还有与超大城市治理能力需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作为基层治理重要一环的居委会，需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凝心聚力，充分体现上海城市基层治理的品质品牌。

一、居委会回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位

通过“一网通办”、“一网通管”的信息化手段，减少居委会承担的一些非必要审批事项与盖章程序。推进“权责清单制”基层治理模式，依法对居委会权责进行明确划分。推动执法力量、专业力量、服务力量下沉基层，统筹赋权、增能、减负等相关政策。

二、居委会需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政府许多“最后一公里”的管理任务需要通过居委会传达，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需要通过居委会投送。居委会只有通过创新社区服务机制，才能实现主动及时上下沟通，解决社区居民实际问题。

居委会需建立社区应急管理服务制度，平时就应在社区储备应急响应队伍，并将物业服务企业纳入应急处置工作体系，定期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和应急演练，完善平急转换机制；建立依托大数据平台的服务与执法协作机制，提高社区数字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畅通“一网统管”和“社区云”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动态更新小区实有人口和房屋等基础信息。建设好社区服务“末梢”——社区工作站，按照居民户数为居委会配足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社区自治与社会服务的补充增量，对老旧小区、老龄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还应适当增加社区工作者的数量。

三、居委会应主动培育社区的自治能力

居委会应着力主动培育社区居民邻里互助和协商自治能力，构建法治、徳治、自治结合的社区共治体系，真正体现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特点。

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进社区建立健全议事协商机制。推进小区居民订立自治公约、管理规约，对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房屋使用安全、房屋租赁、环境绿化、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协商和自我约束；创新志愿服务机制，将具备志愿服务条件、热心公益的各类人员吸纳进入社区居民志愿者队伍，纳入社区统一调度和管理；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实现 “零距离”协商沟通，同时引导居民依托互联网群组，开展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协商自治。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

作者：程维明

编辑：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