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监制是电影的养父母 | 画外hoWide

 

监制到底是个什么职位？

提起监制，每个对电影行业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有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又很难三言两语总结明白。

陈国富也是一样，即使他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快二十年。

“在台湾，监制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职务。我是影迷出身，年轻时，因为和杨德昌、侯孝贤那一批导演聊得来，他们在拍片过程中，有时会征求我的看法。后来在哥伦比亚公司工作时，经常也会被一些导演要求从顾问的角度来提意见。于是慢慢的就被挂上了监制的名头”。

不仅是台湾，内地关于“监制”的定义则更加模糊。2003年港台电影人北上之后，大陆电影行业才开始出现这个职位和称呼，要比香港、台湾还得再晚上十余年。

“我刚跟内地的影人接触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片类工作，当时是制片主任，料理导演身边各种繁杂事物。因为我经常扮演投资人和导演之间维护沟通的角色，以及需要处在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上，为电影想办法，跟制片主任的工作非常不同，所以大家就把我的工作定义成监制。”

当我们说到现在年轻的制片人都以他的监制工作为榜样，业内也公认大陆的监制制度是从他才开始建立的，陈国富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的。”

一、监制应是电影工业化标准的践行者

采访期间，年近60的陈国富穿着一条修身的牛仔裤，除了花白的头发和略显沧桑的脸，他的身材保持的很好，看起来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

在生活上，他以开放态度接纳新鲜事物，而在他的电影生涯中，也一直在探索新的领域。从台湾新电影运动，到初尝商业电影《双瞳》，再到之后的监制工作，陈国富永远在尝试新的位置，并且很少失手。

对此，与他一起共事过的人告诉我们，陈国富其实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电影工业化之路。“工业化不是一套生产流程，而是对准确的表达，对成品高标准的不懈追求，大小环节都不应放过。任何电影产品，从大体量商业片到小众文艺片，都应该追求工业化。

正是对完成品质与执行标准的追求，使得他担任起真正的“监制”工作。不论是解放导演使之专注电影创作，还是提携培养新导演，陈国富对产业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多出几部好电影的意义，他在监制工作中身体力行推动着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

二、大陆电影行业缺乏好监制的深层因素

远观好莱坞，有不少优秀导演在做监制，像我们熟悉的斯皮尔伯格、梅尔吉布森等，都有相当产量的监制作品。而在国内，虽然打上监制标签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总的说，能从事监制工作的人很少，优秀的监制更少。

对此，陈国富以他的理解，从三个角度给出了解释

—— 行业中层人员结构不扎实导致的巨大工作量，在情感的回报上与工作量不成正比，以及对权利的追逐，让“监制”变得“吃力不讨好”。

他接着跟我们解释道，这是中国电影行业工业化程度低，分工不清晰的必然结果。

原因一：能做好导演已经很不容易，没办法同时再做好监制

因为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不成熟，以及更多时候是中层和基层从业者的不够专业，让导演需要投入过多的心血在每一件事务上亲力亲为。因此，在大多数电影中，导演都需要身兼数职，以至于自顾不暇。

“在内地拍戏，导演要扮演一个万能角色，一丁一卯都要去管，就像你装修房子，细到每一个螺丝钉都得盯着，太牵扯精力。而那些工业比较成熟的地方，导演是可以当专业导演的，专业美术、服化道、摄影、灯光完全可以做好自己的事。”

陈国富告诉我们，这种方式会消耗导演巨大的精力，无法同时去兼顾另一部影片。并且在大陆做监制并不是外界看来的，仅仅提提意见就可以完成的轻松活儿。“这个工作很痛苦，你必须要投入情感和精力，把电影当成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样才能做好你的工作。但是当你把它当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另有亲身父母，也就是说，监制更像是一部电影的养父母。”

而在好莱坞，有很多的一线导演，他们能在拍片的同时也在当监制，“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支撑体系，中层架构比较扎实，所以监制过程中他只需要动脑子就好了，不用管那么多的事无巨细的东西，顶多算是个老师或者咨询的角色。”

原因二：分工不明确，监制工作很难获得相应的理解

巨大的精力消耗换来的却是不对等的荣誉。

对于导演而言，拍一部电影是完完全全自己的作品，而监制的身份则显得有些暧昧，因为只是“养父母”，旁人根本无法判断监制对一部作品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尽管监制有时能够占到电影片头一个单独的名片页，但在国内，片头名片页的含金量却不见得有多高。

“过去的片场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些不正规的东西，让很多没有真正参与过电影制作的人在片头挂了名。”陈国富毫不讳言，并且因为中国普世价值观里对人情权利的重视，这些名单不但很难移除，还在继续往里面新增。

片头多加几个人虽然没有成本，但在这背后隐藏的各种差别对待，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足够给那些干活的人荣誉感”。

“我并不是那么吝啬让大家高高兴兴的，”陈国富坦言对于这种现象已经看开了也表示理解，他告诉我们，即使在好莱坞，片头页的各种“制片人”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利分配的游戏，中国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商业逻辑。

但是他还是有些忧虑，“那些干活的人跟没干活的人一起挂在片头，干活的人就会觉得这种方式没有办法让自己引以为荣。”

对于从业者，尤其是文创行业的从业者，一个职位的认同感与荣誉感是维系工作热情的关键。

陈国富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刚入行的他虽然没有接受过电影科班教育，“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但杨德昌十分信赖他的建议，在片场频繁询问他的意见，全剧组都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才使得他有信心，也更愿意去从事顾问或者监制工作。

原因三：主流价值观中对权利集中的追求，扰乱了行业分工

做一个监制的荣誉感，不仅会被虚虚实实的片头页带来伤害，陈国富告诉我们，更深层的原因还有来自于国内主流价值观中对权利集中的追求。

“大家会算哪一些位置是利益最大化，而监制工作的所得可能不够让大家愿意放弃导演的角色。”陈国富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我以前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愿意当监制而不做导演？这很奇怪，监制这个角色很痛苦吗？还有很多时候是我组局的项目，我去找导演，他们就更不懂了，他们觉得你怎么不把自己的导演身份先挂上去，然后怎么拍再说，我不太懂这个逻辑。”

这就是陈国富困惑的，在国内电影行业以导演为绝对中心的现状下，从业者总是希望站到更有利的位置上，这对个人的利益追求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行业来说却扰乱了分工。

不过这个现象随着产业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着改变，陈国富告诉我们，现在工夫影业的不少导演编剧们也开始愿意出来做监制工作。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扩散的效应，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这个岗位被尊重，也能做出一些成就，回报也OK。就是刚开始要往蛮荒去的时候大家都不情愿，想待在舒适圈里头，但是从外面回来的人说能淘到金，大家就整装待发也愿意去了。”

“当然也不是说让每个导演都去当监制，比如冯小刚做过监制就不太喜欢，更愿意自己去做导演一部一部的拍电影。”在乐观的同时，陈国富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尊重个体的选择。

三、混乱是工业化初期的正常现象

前不久，陈国富与陈坤、周迅合办了山下学堂，以工作室的形式指导表演，培养新人演员。这看起来与他的工作联系不大，但又非常“陈国富”。

不仅仅是表演工作室，陈国富还支持了很多在电影工业链条上细分领域的公司，无论是以参与投资或者予以关照的方式。这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以可行的方式，支持和培养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的成长，也正是一个行业工业化发展的基石。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活化石”一样的陈国富经历了台湾电影产业的起起落落，而现在的他，也正身处于内地电影高歌猛进的时代。

就像他在访谈中从头至尾都会表达着同一个态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电影行业，他一直保持乐观。

“你从反方向去想，这种不规范和不正常，它可能更会促使某些创造力的迸发，对吧？”

他告诉我们，行业发展阶段会出现各类问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成熟和非常规现象，给了从业者更多的机会去探索。

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监制这份工作，整个电影行业上的每一项分工每一类人才，都有可能发展的过于集中或者过于稀缺。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自然会得到调节。许许多多像陈国富这样的业内顶尖人才，正在努力加速这个发展。

“这是只一个过程，台湾经历过，香港经历过，都经历过。”

另：我们请陈国富给年轻的制片人推荐一本书，他推荐的书是《乱世佳人》的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备忘录合集《Memo from David O. Selznick》，从中你可以窥探到好莱坞早年间资深制片人的工作方法。

作者：张荣棣

编辑：刀疤狐、周祚

排版设计：李剑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