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遗忘本身成了灾异的一部分以下犯上，接连离开，赵本山终于为他的“不可一世”付出了代价

 

◎裴雪如

近几年来，韩国喷涌出大量社会议题挂帅的文学与电影，这些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作品造就了韩国当代文化的繁花盛世。但令人惋惜的是，其中绝大多数作品缺乏艺术性的构造肌理，新出版的小说《我要活下去》亦隶属此行列。

小说的文体风格，尤其在前半段，可以用“笨拙”两字来形客。一方面是客观的因素，来自小说进程的可预测性。当三位主角出场时，我们就知道他们必然感染MERS。当小说发生了突转——金石柱淋巴癌复发再度入院时，稍有经验的读者就会猜到他无可避免的死亡结局。作者很难在悬疑性这一点上做文章，这是金琸桓选择MERS题材先天的桎梏。一方面是主观的因素，金琸桓选择把他搜集了的真实题材移植栽种于小说领域之上，他一只手抓着纪实性，另一只手攥着虚构性，但在小说中，两者并没有释放出产生化学反应的张力，甚至于呈现出了一种拧巴的感觉。

为了体现文本的客观性，金琸桓让人物直接说话，摒弃了自由间接引语与内心活动展示的铺排。同样的，为了彰显这种客观性，他规避在小说中直陈观点，但很刻意地让作者想法通过一个患病的身为记者的人物口中说出。小说人物犹如提线木偶，都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读者能完全把握住这些人物，因为只需要为他们贴上几个标签就好了。

在纪实性的质地的主导下，金琸桓的文风简朴平实、不修边幅，如同干巴巴的盐块。但又犯下了小说家总是手痒难忍的炫技的惯病，有时会突然横插进一个闪亮的比喻：“一股如同岩浆冲出地表的热气从她的心口经由喉咙，包裹住舌头。”“声音却像轻薄的窗纸那样颤抖起来。”“她的声音毫无感情，就像飞行员在夜间穿越撒哈拉沙漠那样漆黑又干燥。”毫无疑问，这些句子单独拎出都堪称别出心裁，但在小说中却显出与整体风格并不相衬的突兀。尤其是还采用了带有“如同”“像”这类胎记的明喻而非稍加迂回的隐喻，就让裂痕曝光得更加刺眼，好像一锅水煮白菜上浮着一层油腻的肉汤。

金琸桓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一直坚信文学应该站在穷苦、弱势和受伤害的人这边。”这种先行的立场与姿态是这本小说的肺叶。在小说中，我们能明晰地感知到金琸桓把小说的着力点放在了事件本身给无辜罹难者所带来的伤痛上——不光是MERS流行当时造成的痛苦，还有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金琸桓同时拉扯着两根线。一根是延伸之线，譬如病愈的冬华因为自己曾经身为MERS患者而一再丢失工作；一根是遗忘之线，就如小说中的记者李一花所讲：“现在大家都把精力放在被水炮车击倒病危的农民身上，去年世越号，今年MERS，再加上农民事件，接连发生超乎想象的事。”而在金石柱的故事上，这两根线彼此交织缠绕得最为紧密难分。

从第四部开始，小说的能量终于开始发酵，自此，小说步入最为震撼有力的阶段，这是作者笔尖真正意图对准的靶心，其他的笔墨只是为了让MERS感染事件展现得更为全面所用的砖瓦。灾异是可怕的，而对灾异的遗忘更可怕。金琸桓通过最后一位MERS患者的故事挖掘了一种更为恐怖的遗忘——灾异尚在发生时的遗忘，而这种遗忘本身也构成了灾异延伸的一部分。

金石柱是MERS患者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他同时患有MERS和淋巴癌，所以致使他的PCR检测结果一直在阴阳之间交替徘徊，但实际上，他的病毒传染力已经趋近于零，而“趋近于零”只是因为医学并没有绝对是零的说法。医生选择先救治MERS，导致原本有希望治愈的淋巴癌进一步恶化，因为淋巴癌突然恶化被紧急送医后，他又荒诞地被送入了隔离病房，直到死亡。

看似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只是微毫之差，病人似乎同样得到了医生的全力治疗，实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譬如，由于各种检查室要和一般的病人一起使用，但隔离区的患者去检查室的走廊不能有任何人，所以如果申请检查的人太多，只能一直排在其他人的后面，无法及时进行治疗；进入隔离病房的护士由于要进更多的门以及穿好防护装备，一般病房内十秒赶到的值班护士则需要十分钟才能到达病房；隔离病房都是负压病房，而最利于患者治病的则是正压病房。造成这种讽刺场景，追根潮源正是韩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僵化、遗忘导致了灾异的延伸，他们的毫无作为才是害死金石柱的真正原因。

整本小说后半段最令人心痛如绞的便是吞噬着两夫妻的无能为力感——多方努力然而推进缓慢近乎无果、含泪不得不忍受着不合情理的待遇、人的尊严慢慢丧失。小说的尾声是一个悖论式的充满了反讽意味的画面：一个为了求生的意志而拼命想挣脱出隔离病房牢笼的人，只有当他死亡时才真正达成了结束囚禁围困的愿景。甚至，他死后某种意义上，身上依旧残存着MERS的印章痕迹，面对南映亚拔掉插在金石柱身上的管子和针头的恳求，医生们依然无法做到，因为根据相关法律，MERS的丧葬步骤里明确写道：禁止在病房内为遗体净身、更衣，禁止清除为病人使用的医疗器材。

在后记中，金琸桓申明了他的基本态度：“希望这本小说，可以成为他们找回基本人权的一股引水。”这里的关键词是“希望”与“引水”，正如朗西埃那句清醒得如同冷空气的名言：“重点就在于你不能预期爆炸。”

人们有时会怀抱着文字改变世界的信念，但终究，一个文学作品的出世也只是向着改变迈出第一步罢了。但起码迈出了第一步就意味着并非绝对的毫无希望，凭借着第一步，小说家在对抗着在《鼠疫》的结尾加缪冰冷而残酷的预言：“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