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止戈≠和平

 

李连杰出演的电影《霍元甲》中，影片开始就是一个武术人在向世界推介武术项目。她说：在中文里，“武”的意思只是战斗的方式，武术的“武”字“止戈”，是说中国武术的真正含义是和解矛盾，就像奥运精神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在参与，而不是为了赢。李连杰及很多武术界人士，也常在公开场合对这个词的表意作出附合这个说法的注解。但是，无论今天的“武术”哪怕已经成了一种民间普及化的健体方式，成了一种或有或无规则限制的娱人游戏，也应该尊重文化事实：“武”，就是打斗的意思，“武术”，就是关于打斗技术的统称。

有了矛盾，如果真的是希望“和解”，只有协商、谈判的方式才可能达到，而取“战斗的方式”，其结果就只会分胜负、输赢，绝不会因此得“和解”。“不是为了赢”，为什么要用且战且斗的方式呢？

在这部电影的之前之后，也有一些专业人士以及某些辞书一再向大众凿凿言之：“武”字的结构表示此字的本义是停止斗争，制止杀戮，即“武＝止戈＝制止战争”。还说甲骨文里就有的这个字符，从华夏传统文化的角度定义了我们的祖先自古就有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情感，我们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民族。此论的敬爱血统之心似乎热切感人，但是，在“武”字之意的常识性、以及汉语的文字学知识性方面就大谬了。

一 刘彻不同意“武=和解、和平”之说

关于“武”字之意为“和解”、“和平”的解说，第一个表示反对的，会是从古墓里蹦出来的刘彻。刘彻，就是那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汉武帝”。“武”是刘彻的谥号。谥号，是中国古代人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也就是对死去之人一生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特点的总结及评价。

对“武”字的本意为“制止战争”的反对，刘彻会用自我事迹作辩驳：

——我为帝所做的大事，有政治上加强集权专制，有经济上推行官府垄断，有文化上奉行独尊儒术，而这些，后世的帝王大多步我后尘也如此或甚有过之，独独这“武”字，与还有被谥为“武”的众位帝王相比，我不愧鳌头。

我踞帝位五十五年，战时就四十四年，入史战役三十余次，亲率御军三十多年。后世不论评我“兵连戈结，民不聊生”是祸，还是评我“四方征伐，开疆拓土”为功，也都是承认了我最重要的治国特点就是这举国上战场打仗。我几十年就是醉心于兵戈铁血吞四夷，马踏人头追穷寇，臣子们谥我“武”，是真正知我懂我。“武”，我受之无愧，号符其实。

只是，我的“武”，也就是“穷兵黩武”而已。驾崩前两年我自己也承认“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都只是为了我的权柄，我的霸心，即使想过国泰民安，也不过是为了打仗需要的财力人口的考量。我的“武”，折腾了几十年，事实上的结果是“国库空虚，人口减半”，司马老夫子在《史记》中也说：国家弊政、国民贫困都是我发动的残暴战争导致的。如果把谥我“武”说成是因为我制止战争，热爱和平，我可实实心无此意，行无此效，实实不敢受此赋意。并且，在我前后被谥为“武”的帝王，你们去翻翻正史野史，真够得上“武”字的，也别无例外与我一般。

你们再看看我之前与之后，几千年都是丛林，兵多剑利则胜，强食弱肉就是规则。帝王们如我嗜武者，则强，则霸行天下，反之则惨。势弱时不得已“息武”，以送女子“和亲”得一时之解，也或是屈辱，或是勾践式养晦之韬略。一个我后世的大宋朝，不就是因为“抑武”使百姓一时得了与我治下相比也算得上的安居乐业，我大华夏才被嗜血成性的蒙人铁马踏中原，才被杀人如麻的外元挥刀为贱民了吗？

综而总之，从我刘彻的谥号、之前的春秋战国到整个二十四史，数千年的“武”，何时有过“和解、和平”之意哦！——

其实，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看看，只要与“武”有关联的用词：武器、武装、尚武；武艺超群、孔武有力、文武双全……，也无不是只与战争与勇猛的意思相关，而与和平与平和的意思实在无任何直接联系的吗？

《水浒传》里的那些“好汉”们几乎个个尚武，有号称枪棒马上天下第一人的，有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总教头的，……，被逼上梁山，其武力当不讲安邦，却理应利民安民，但是，一拨人劫平民富家财物分赃不济贫，肆意挥刀搠向无辜男女幼童。只见嗜武暴行祸民殃民累累，能寻见保民护弱使之“安宁和平”的痕迹吗？

如果对刘彻以及类似刘彻的被谥为“武”的帝王以“和平者”冠之，难道这不是对民族两千来年里无数被迫战死、饿死者的苦魂灵的轻贱和无视吗？

看来，如果真希望将“武”之意与“和解、和平”有所关联，那就一定需要赋予它与刘彻似的“武”有重大区别的其他内涵，那就是：正义——为民生得福祉的正义！

二 从造字法看“武”字的表意/“武”之字意被误解的知识盲点

“武”字，一个常用的词，一个具有普通常识性的词意，却为何被一些专业人士以及某些辞书误解呢？重要原因之一：望文生意！（“文”与“字”的区别：“文”为独体字，“字”为合体字。）——也仅是由于对“止”的词意演变不得甚解，犯下一低级错误而造成的望文生意。

“武”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由两个独体的象形字构成。象形、会意，是汉字的两种造字方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给有定义：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字随物形“照瓢画葫芦”的意思，如“日月火木”等；会意字，“比类合谊，已见指撝”，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合成一个字，会合它们的意义，来表现该字义所指向的意思，如“信从困林”等。

关于“武”字，先看图：

这图示明确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刻、铸、写的任何阶段，“武”，都是由两个象形字“止”、“戈”合体而成的一个会意字。象形的“止”即“趾”，“足”意，表行进，不是表停止；象形的“戈”即“兵器”。所以，会意字“武”，由“止”“戈”会合而成的意思就是：人持戈而行，出征作战。而且，从此图还不难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从甲骨文始，“武”的字符形象而明确并一以贯之地就表示了一个意思——前去示威打仗，而不是放弃战争。

上图“武”的字符犹如画面，可以看成那人是在持戈而立，稳站脚步，注视着对方；可以看成那人是在持戈而行，迈动脚步，迎向对方。不论是哪样的具体行动，与兽斗，是为了取其皮肉维持自己的生存，除其威胁保护自己的生命；与人斗，赶跑对方、灭掉对方都是为了护己或夺他地盘，护己或获他粮食财宝，或二者兼取。总之，意思是凡对外施加强有力的行为皆可称之为“武”，而且，这“武”的图形就是持械行动，而无停息行动之意。

那么，“武”的“止”独立成字时，有“止息”的意思吗？有！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止”与“趾”是古今字。即表“脚”意的初成（古）字为象形的“止”，后此字增添了“停止”（停下足部的行动）、“平息”等意思，为避免一词多义而造成歧义现象，就分化出了以形声的新造（今）字“趾”承旧意，以初字表新意了。这就是“异时同词异字”现象，如“县”与“悬”；“莫”与“暮”亦类。

对“武”的“止”望文生意而错解者，错误源头就是此知识为其盲点：只知“止”字经演变后的今意，而忽略了或是不知“止”字的古意，便以今解古了。

其他人不论，可一些专业人士以及某些辞书，竟有此知识盲点实已令人瞠目；再以盲人带路还自信满满之态致大众“掉坑里”就万难谅恕；若非知识盲点，却有其他不能言说之因而故意错引解字歧路，那就更等而下之了。

三 “武”之字意与“和平”的关系

“武”字，由汉字造字法决定了，其本意有与打仗、打斗有关的“干戈军旅”、“勇猛”等，但是对其内涵却无任何的界定。

那么，“武”字之意与“和平”之意就决然无关了吗？亦不尽然。否则那些本本专家以及辞书的有关说法就没来由了。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中有例子讲得很明确，说《左传》载“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古文字学家于省吾《释武》对此有注：“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即意“武”属军事行动，且属“征伐”这种军事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军事行为有多个不同的表述用词，以区分其特点差异，如侵、袭、攻、讨、征、伐等。侵：贬义，不宣而战，不示理由，不用钟鼓，直接进犯，具有突然性。袭：中性，秘而不宣，乘人不备，具有隐蔽性。攻：中性，偏重于军事上的攻坚行动。讨：褒义，上攻打下，要义正辞严地历数对方的罪状，具有公开性，相当于“征伐”。征：褒义，最初用于天子（上）进攻诸侯（下）。伐：原为中性，后为褒义。“征伐”连用为褒义，“有道”进攻“无道”，“无罪”进攻“有罪”，如“征伐以讨其不然”；征和伐都是公开的，正式的，大张旗鼓的。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于省吾对“武”的注释，似存在一点嫌疑：助“夫武”者自己敲锤裁定为“有道”的道德霸凌感。因为，“武从戈，从止”，双方都是扛着武器前来打仗，为什么己方就一定是“征伐”，打的是“有道”之仗，而对方打我就是“无道”呢？如果是对方来犯我领地也说得过去，但像刘彻的一生，“扩土辟疆”干的不都是占他人领地、灭他族人口的事吗？刘彻被谥的“武”，能属“征伐”吗？能归“有道”吗？

即使以于省吾的注释来定义“武”，说“武”的军事行为属“征伐”，是用正义的“有道”征伐非正义的“无道”，并消弭“无道”，从而取得的或保卫的是和平，那么，这“和平”也应该只是“武”的目的或者结果，而不是“武”字的本意。

何况，“武”字之意，即使确因如此良好的目的性而与“和平”有了关联，也还并非造字初始即确定了此意，而是有着人为塞进私货刻意令其演变的一个过程。

甲骨文“武”的字符，图示为人持戈行进，仅表示了前行去打斗的意思。最早的《书》中有“偃武修文”之说，“偃武”就是“停止战事”，不会是“停止征伐”之意；“偃武”之“武”只是中性词，明显没有褒扬或贬谴之意。这新史料与古典籍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武”字的原始意，就仅是动用武力，仅与打斗、军事有关，其行为无关乎道德与非道德之别，也无关乎正义与非正义之判。

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不可能也没有在关于解“武”字本意的问题上有误，那为什么其注释断然又权威地定义“武”为“征伐”，为“有道”之行为，为之抹上了一层明显且浓重的道德色彩呢？其原因应该是顺应并接受了儒家经典著作的引导。

在甲骨文与《书》之后，相传到了春秋末年，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注释孔子“《春秋》大义”而作《左传》，并对此精心渗入孔子思想核心，其中就有了“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即“征伐的目的是完成军功，收藏兵器，所以说‘止戈为武’”的论述；有了“楚子曰”“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即“除禁暴力，收藏兵器（消弭战争），保卫国君，建立或巩固功业，安定民心，团结民众，丰富财物”的愿景。

对上引两句中的“武”，在句子的语言环境中应翻译成“武功”，即“武力所获之功”，而不能译成“武力”。“武力”之“武”字的本意，还就只是打仗，还就只是战争。当然，这“功”，也仅仅是为武者希望或许诺使用“武”这种手段之后所可能获得的美好效果，

《左传》，这部被有说与孔子亦友亦同道的左丘明所编撰的儒家经典，渗透了孔儒以德治世，以礼乐教化天下的主张，渲染了对“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及荆楚等以“武”建霸业者的褒扬。由此两个“武”字便可见一斑。

这注入了孔子仁德理念的“武”，其用干戈手段来止息战争的和平目的，其战争胜利者秉“七德”为功的美德结果，是理想的，是华夏天下愿望生活安宁安康者世世代代的理想。只是，其关于理想的所有含义，都不在“武”字本意之中。

于省吾先生，尤其对甲骨文、金文考释以及古代典籍考证两方面都卓有成就，为什么对甲骨文与《书》中都有的“武”字之意却给出了有误区的注释呢？冒昧揣测，是与于省吾先生自幼润浸于“四书五经”为一脉相承之因吧？“武”为“有道”之“征伐”，为得和平而战，应当也是于省吾先生自己的儒生之梦吧？

只是，作为学者，客观事实——古文献《书》、新发现史料甲骨文这二重证据对“武”字之意无疑义的同一表示——似以对孔儒的主观感情而被忽视至有所误解，就不能不让人对此小有微词了。

是数千年的史实令人不得不遗憾，“武得和平”这美好的理想，被“独尊儒术”的欲霸和已霸天下者们，宣扬了一朝又一朝，可对其蝼蚁众民却从来都实实只是虚无的空中楼阁。

虽然，被暴虐之人搅得生灵不安的无助的人们，祈盼有一种与其相当甚至更为有力的行为来制止、消弭这暴虐，还四海于祈望的太平，虽然，春秋时已有了对“征伐之武即可止（‘止息’义）戈”这美好理想的宣扬，但是，自春秋至秦汉始，中华大地几千年的古代史上，有过以民生福祉为正义的“征伐”吗？有过以“武之七德”全部内容为目的的军事行为吗？

数千年来，一切“武”之行为，致生灵于涂炭，陷民众于水火，无一例外的，不都只是为了“城头变插我王旗”吗？不都只是为了那一人能手握权柄，能得三呼“万岁”吗？不都只是为了在“治乱循环”之中的那一批又一批得胜得权得利者吗？因此，孔儒“武”即“征伐”即“有道的战争”的理论，就只能以玩文字游戏似的形式及效果出现了；因此，“武有七德”的美好理想，基本上就一直仅仅存在于几页故纸上，仅仅存在于以“鸡汤”蛊惑、麻醉众生的口舌之唾中了；因此，由“武”得和平安宁的愿景，就至今还只存在于大众的美梦之中了。

四 结语

“武”字之意就是打斗，就是战争。区别在于，打斗是为欺善逞恶，恃强凌弱，还是为护家助善，惩霸救弱；战争是仅为一人之霸气谬戾，为一家权柄之强固，还是为一国百姓之安宁，为天下诸域之和平。不论打斗，还是战争，只有各自为后者的“武”，才能得到自己、他人的安宁，才能得到一国、天下的和平，否则反之。人类的历史不就清晰且一再地证明了“武力缺乏为民生得福祉的正义就是暴政”吗？

当现代文明诞生之后，不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切权利、财富都进入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时代时，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正义之武”对“非正义之武”的征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以“正义之武”消弭战争——“武以止（停息）戈”这和平理想的实现。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武”，为正义去战斗，消灭暴政，除亡邪恶，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