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当年难忘的事

 

回首当年难忘的事

李良时

难忘的身份

我是1968年11月4日，从邵阳市下放到绥宁县唐家坊公社金龙大队第七生产队当知青的。与我同一天从邵阳市下放到唐家坊公社当知青的共有108人，与梁山泊落草为寇的英雄数目完全一样。与我下放在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同一个生产队的，还有胡小兵、胡小玲两兄妹。

我们这108名知青，主要是来自邵阳市二中和四中66届、67届、68届的高、初中毕业生，所以人们又叫我们“老三届”。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譬如胡小玲，她就是邵阳市一中67届的初中毕业生，因为是与哥哥胡小兵一起下乡，胡小兵是邵阳市二中67届的高中毕业生，于是也就跟着哥哥到唐家坊来了。我是邵阳市二中66届的高中毕业生，文革前的邵阳市二中，是湖南省很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教风学风好，升学率高，她是在当时的邵阳地区和怀化地区两个地区择优招生的，那时的邵阳地区辖区很宽，包括现在娄底市的全部以及现在湘乡市的大部分。

学生毕业后考的大学都是跨长江过黄河的，也即是南京、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诸如清华、北大等著名学府。我是1963年8月，在武冈初中毕业之后，抱着读清华、北大的美梦，来邵阳市二中读高中的，当年我们武冈被录取在邵阳市二中的就只有6个人。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邵阳市一混就是五年半，高中三年、文革两年半，最终不仅连清华、北大的志愿都没有填一个，就落了个如此下场。

作者与知青朋友胡小玲胡小兵与当年的队长夫人(右二)合影

在唐家坊公社，除了从我们金龙大队上去还有六、七里之远的松阳大队外，我们金龙大队应该是山最高、路最远的大队。我们大队离唐家坊公社有十五、六里的路程，最重要的是要翻过一座上七下八的长嶺界，所谓上七下八，就是从公社到我们生产队穿过近四里路的下湾村，就要翻越上七里下八里的长嶺界，实际上我们攀爬的长嶺界是上七里差不多，下八里没有，应该是在五里以内。所们我们所在生产队，离公社所在地应该是十五、六里远。每从山上下来一次，或从山下上去一次，都是全身汗透、气喘吁吁，尤其是从生产队送粮谷、送晒席到唐家坊，挑着百把斤的担子，或挑着扎成三角形的两床晒席，上坡时是一步一捱，全身冒汗，用尽吃奶的力气；下嶺时是重担在肩，惯性下冲，踉踉蹌蹌；一歇下来，大腿肚子颤抖个不停，心脏好像要从胸腔里冲出来，好一阵子才能平复下去。即使是那个样子，家里人和武冈的同学、朋友写信问我究竟下放在哪里，环境怎么样，习惯么。我记得我当时的回复是豪情万丈，气壮如牛，填了一首“浪淘沙”词：“亲友问余家何去？笑指山高云深处。攀登费辛苦，风光自然足。”下一阙更是文革语言，文革风格：“山高藏猛虎，精钢百炼出；接受再教育，红旗为我舞。”

我是1947年8月出生的，当时已是20出头的人了，可是混沌、懵懂到了如此地步，盲目乐观自信，现在回想，实在是疯癲可笑，可是还有不少当年的知青，尤其是一些在大浪淘沙中好不容易挣扎上来了的知青，直至今天，还在那里讲什么“青春无悔，”讲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要纪念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五十周年。一个成了很大名气作家的当年知青张承志甚至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最幸福的人。”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的价值，为当年错误的上山下乡，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当的理由。其实，文革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整个文革一样，“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把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统统赶到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是判决式的语言：“很有必要”，非去不可，不去不行。这里已经没有“广阔天地”了，只有“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有限樊笼，这里已经没有“大有作为”了，只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很有必要”。

195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说：“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老人家是慈眉善目，温和亲切，而且话说得富有激励性、鼓动性。而1968年12月说这番话，做这个最高指示时，就截然不同，完全是金刚怒目，严厉严肃，这是最高判决，也是终审判决。我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严厉环境中，被下放到绥宁县唐家坊公社金龙大队第七生产队当知青的，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是在那里当农民，因为我就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是对知青的判决，我就是一个被判决的知青，知青就是我最难忘的身份。

难忘的称呼

我和胡小兵、胡小玲所在的金龙大队第七生产队，就座落在翻过长嶺界，往下走的金龙山的半腰间，小地名叫庙背底，总共就只二十来户人家，男女老少，伢大细崽70多个人，但居住很散，分布在很多的山头、山坳、山脚，庙背底是比较集中的一块，有七户人家，每户都有一座四排三间的木板房，式样大体一致，只是大小不同。每座房子都是被烟薰火燎得黑呼呼的，只有我们住的那座房子是新的。因为是四清时，生产队原来的会计刚刚把屋架子竖起，还没有装板子，被发现有“四不清”问题，就没收归公了。因为这件事，那个年轻的会计自尽了，他年老的父亲气死了，一家户口就完全注销了。因为我们的到来，这座房子才被派上了用场。

在接到有知青要来的通知后，生产队用上级拨的知青安置费，在这个四排三间的架子屋里给我们装了一间房子。我们的房子是靠着进院子的路边，路的那边是山，山和路之间有一弯山泉，从山上叮叮咚咚地绕着山脚，流过我们的屋边，跳到路底下的田里，再向山下流去。我们那个房子大概是四米宽九米深，近四十平米的屋里里，摆着我和小兵各一张单人床，两张床都是直着摆的，中间还安着一张一米二宽的四方桌子，房子两头的木板墙壁中间，都开着一个可以推拉的窗子，推开窗子，前面可以看到房前的层层梯田和不远处的青山，后面可以看到我们屋子后面屋子里的人家，和屋子后面高高的竹海树山。而小玲就安排在我们房子另一头一个农户家里的一间空着的小屋里住。

这个农户家男的姓黄，据说他老家离这里很远，是绥宁一个更闭塞的山区，他是入赘到这里，原来是打猎为生的，人黝黑黝黑，50来岁的年纪，中等个子，孔武有力，家里就一个老婆一个孩子，空着一间房子，生产队就安排给小玲住。说是间房子，其实只是间杂物室，面积很窄，就只能安下一张床，又没有窗户，所以小玲也就是晚上进去睡觉，白天就在我们房里活动。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厨房，又是另一个农民空着没用的厨房，好在也紧挨着我们的房子，所以也还算方便。

作者(左一)与当年的知青朋友们再相聚

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都是清一色的黑色服装，而且都是缝的布扣子，就只看到大队书记宋亦新，偶尔穿一件已经泛了色的要兰不黑的中山装，宋书记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人，他妈妈虽然六十来岁，跟这里所有妇女一样，顶着一个大粑粑头，个子不高不矮，穿着一身黑到底的衣服，但经常是笑口常开，手脚勤快，爽朗大气，对我们特别关心，经常给我们送吃的，教我们做饭煮菜，我们就称她宋家婆婆，有时候收工回来，太累了不想做饭，就直接跑到她家里，大喊“宋家婆婆，有饭吃么？今天太累了，不想做了。”她马上搬出碗筷，“快来快来，一起吃，匀着吃。”

因为我们三个人，都要出工做事，收工一起回来，再来做饭做菜，肚子太饿了，时间来不及，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要宋家婆婆帮我们煮好饭，我们回来，只管炒菜，时间接得紧一些。宋家婆婆有时连菜也给我们煮好，我们一回来就可以吃。

我们生产队所有的人，包括大队宋书记、生产队长哑牯子，特别是宋家婆婆，就象他们穿着的那身黑色的服装，一样的实在，一样的纯朴，一样的沉稳，他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叫我“老李”,叫小兵都是“老胡”，因为小玲是我们三人中最小的，又是个小妹子，他们就叫她“小玲”。

三人中我年纪虽然最大，但当时也还只二十出头，刚开始他们叫我“老李”，还真有点不习惯，随着日子长了，叫的多了，特别是一起出工，哑牯子队长不时地粗声粗气地问一声：“老李，你累了吧，休息一下!”特别是有一次我扛竹子下山，转弯的时候，竹子被身后的山坡档了一下，我被摔下两米多高的山坎，在一起扛竹子的黑衣服们，都放下竹子，跳下山坎，急切地问：“老李，摔伤了没有，哪里痛？”那个晚上，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到我们屋子来了，屋里挤不下，就在外面等着，出去一些又再进来一些，都是关心地问我：“老李,好些吗？还痛吗？”那个入赘的黄崩子，（他很耿直，有啥说啥，而且喉咙很大，因此大家叫他黄崩子。）更是拿着他早年在家乡打了一只老虎留下的一节虎爪骨，在一个粗磁碗里磨酒，酒磨得浓浓的，他直接就把我从床上扶起喂我，边喂边说：“老李啊，喝了这碗虎骨酒，明天保证翻起生，不再痛，今后也不会痛。”喝下那畧带腥味的酒，听着这滚烫的话，我的眼泪也滚下来了。“老李”这个称呼，我从内心里感觉到了他的温度、糖度和亲切度，还有信任度。

后来我离开了金龙大队，离开了庙背底，离开了黑衣服们，工作过不少的单位，担任过很多的职务，人们有叫我“老师”的、有叫“主任”的、有叫“校长”的、有叫“书记”的、有叫“局长”的，有叫“市长”的……但是我最喜欢的最难忘的，还是“老李”这个称呼。

难忘的农耕

我在金龙山上当知青，时间不很长，69年绥宁县修战备公路—312公路，我参加了，在绥宁县郊的杉木坳修路，将近4个月；70年4月到71年底，我又从生产队被派去参加三线铁路建设，在新晃波洲修湘黔铁路。72年初我又从绥宁转回武冈当知青。所以算来算去，在金龙大队当知青的时间，也就是整整一个年头而已。

时间虽然只一年，但农耕活儿，基本上都尝试过，包括金龙山上那特殊的农活，譬如挖笋子、挖蕨根、扛树、挑远担，也都做过。那里的黑衣服们（当时很时髦很霸气的名字是叫贫下中农）可能不知道也不懂得有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责任和权力，只凭着与生俱来、传承久远的“人之初、性本善”，关心我们、呵护我们、亲近我们，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感觉过被“再教育”的压制、痛苦和不自由，但农村的苦、农民的苦的“再教育”，我们从农耕中生活中却实实在在地感受深刻。

先讲学犁田。那是1969年春节过后，农历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也正是白居易写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时候，金龙山上开始春耕犁田了。山里的田，随山势山形而成，窄窄的、小小的，所以有“扁担坵、蓑衣坵、一屁股坐三坵”的说法，在那样的田里犁田耙田，是很要些功夫的。

我不晓得厉害，看到哑牯子队长他们扶着犁，吆喝着牛，一路一路地犁，一块田一块田的犁，也很轻松，于是我就跟哑牯子说：“队长，让我来犁嘛。”他只看了我一眼，眉头皱了一下，赶着牛扶着犁，从我面前犁过去了，到了田头又转过来，走到我面前我又喊，他还是那个表情还是不做声。到了第五个回合，那块田犁完了，他把牛赶到下面一块田里，把犁插在田边上，“老李，你来犁啰。”我马上高高兴兴地把鞋子一脱，裤腿一卷，跳到田里，右手扶犁左手拉绳，大喝一声“走”，牛就拖着犁往前走，那个水冰凉刺骨，走了几步脚也就麻木了，只管赶着往前走，犁出的泥巴一片片往右边翻出来倒下去，感觉也还爽爽的。可是走到田头，我不知道怎么转弯调头，那只牛就直接上了田埂，往山上跑，我提着犁也被拖上了山，拼命地喊“停，停！”，可是牛根本不停，我急中生智，用力把犁头直直地插进土里，牛越往前挣，犁头插得越深，牛终于拉不动了，终于停下来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口里还在对着牛大叫：“看你狠还是我狠。”

这时哑牯子队长也跑来了，很难得一笑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接过绳头拉出犁头，把牛赶回田里，并对我说：“老李啊，今天你要是把我的犁头别断，我就要扣你的年终分红。”他的话音里，我明显地听出，有百分之六十的笑意。我一世的知青生涯，也就留下了仅此一次的由犁田而犁山的记录。

下乡50周年，知青们重返第二故乡绥宁唐家坊合影

再讲坝田埂。山里的田呈梯形，依着山势，一块更比一块高，靠山下方向的田埂很高，每年春耕坝田埂是必修功课，否则，这一年就会渗漏保不住水，种不好庄稼。哑牯子队长把我和小兵一个发了一把脚耙，那个脚耙是生铁打的，足足有一尺二宽，五个耙齿，至少有八寸长一个，整个脚耙连同茶子树杆杆，十一二斤应该不会少，告诉我们：“今天坝田埂。”

全队的十来个男劳动力，都在一个山冲里的田里，一个坝一坵。哑牯子带着我和小兵站到一块田头，“老李你坝咯坵田。”他指着我们面前的田，我点了点头。“老胡你坝下面咯坵。”小兵应了一声“要得”，就往下面走去，“莫急，回来，我告诉你们。”哑牯子把小兵喊了回来，我们俩人站在田埂上，哑牯子下了田，依着田埂，扬起脚耙，边示范边说：“坝田埂要坝三把泥巴，”从身子的右边挖一把很大的泥巴，顺着田埂放下，“第一把要坐实，坐紧。”又转过身，挖了第二把，“第二把坐在第一把上面。”又挖了第三把，坐在第二把上面，每坐一把，都要用脚耙摁紧，第三把泥巴坐上去后，新田埂就和老田埂齐平了，这样连续坝了两三米后，哑牯子队长说：“新田埂就咯样坝好了，你就还要把这新田埂用耙齿摁一遍，摁紧一些，使整个新田埂像一皮瓦一样，护着旧田埂，这样就不会漏水了。你再用耙齿，顺着一个方向，划出一些耙齿印印，看起来好像是花纹花路一样，又紧装又好看，过几天干了，就可以在上面种豆子。”又问我们看懂了吗，会坝了吗？其实这些都是眼上功夫手中活，只要去做，很快就学会了，难怪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里，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简单劳动。

我们在坝田埂中，还总结出了挖一把泥巴，转身坐到田埂上时，要扭腰收腹，这样才能爆发出一股力量，使这把泥巴随着脚耙准确到位。划花纹的时候最好是两手摁住脚耙，一路划过去，不要搞小动作，否则花纹会显得不连贯、零乱、不漂亮。这个农活力气化得大，腰子特别痛，饭量消化快。没有坝田埂时，我们三个人每餐煮一升米，也就是两斤米，坝田埂那段时间，每餐要煮一升半米，比平常要多煮1斤米，小玲的饭量保持常态，多煮的一斤米，都消耗在坝田埂上。至今我还在想，金龙山上那些脚耙，比起猪八戒的，应该不会轻只会重。

最后我想说说出牛栏淤。当时我们那样的大山里，种田种庄稼，一般都不用农药化肥，杀虫用石灰，施肥是农家肥、猪牛栏淤和沤好的绿肥，大米蔬菜都很干净，没有农药残留，也都很好吃。米饭特别的香，蔬菜特别的甜。每年的三四月间，插田栽秧之前，犁田、坝田埂之后，就是往田里施肥。每天早饭之后，哑牯子队长在我们房子前面，对着院子里的几户人家大喊：“今天”，停顿三十秒到一分钟，旨在给大家听号令一个预备的时间，接着又扯起嗓子：“男客（读kà就是指男劳力）到斗篷冲出牛栏淤；女客去斗篷冲种豆子。”话一喊完，他挑着一担淤筛就往斗篷冲去了。

我们队里的田，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各个山冲里，一些大的山冲里，都建有一座十来个平米的牛栏，关着一头或两头牛，每年入秋以后，队里的工夫清闲一些，所有的人每天都去割牛草，三百斤记十分工，自己割草，自己称重，自己投放到各个牛栏里去，做完后自己到会计那里报数记账。

那些牛除了每天有人放到满山遍野去吃草休憩之外，还有人割上几担几担的草，投到牛栏里，牛晚上回到栏里，睡在每天新投放在栏里的青草上，嚼着嘴边的青草，眼睛半闭半开，尾巴不时地摆动几下，驱赶那些讨厌的蚊虫，要撒尿拉粪了，也是躺在那里，任其自流，只是在撒完拉尽之后，稍稍把身子移动一下。当然很多时候它们还是站在牛栏里，完成这些动作的，不过，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他们的嘴总是嚼个不停的。

经过头年的从秋到冬，又从冬到第二年的春，牛栏的青草杂叶，已经被牛粪牛尿的浸泡，牛的踩踏滚压，完成了发酵、腐烂，变成了上好的肥料。这个时候，哑牯子队长带着我们所有的男客，就来出牛栏淤了。往往是黄崩子拿着脚耙在牛栏里给大家上淤，就是把牛栏里的牛粪淤草挖到每个人的淤筛里，两个淤筛挖满后，你就挑起送到每块田里去，看田的大小，有的挑五六担，有的要挑上十多担。

黄崩子力气大，他挖两三脚耙，就是满满一大担，重的应该有一百二三十斤，轮到我了，他就说：“老李，我把你少上一点，太重了你担不起。”我说：“不要紧，我担得起，你照样上就是了。”挑过担子，估摸至少也百斤出头，挑着这担牛粪淤，沿着田埂小道，走到该送去的田里，还要在田里艰难地一步一挪地把淤送到适合的位置，放下担子，把扁担插在田里把牛粪淤倒在田里，下一步就是弯下腰，把那些腐烂发臭的牛粪淤，用手一把一把地抓起，又均匀地撒到身边周围的田里，这个动作叫撒淤。

第一次撒淤时，我看着这些黑黑的烂烂的臭臭的牛粪淤，根本不敢下手，心里还翻得厉害，有想呕吐的感觉。离我不远的生产队会计曾令池一边轻快地撒着淤，一边对我说：“老李，就这样撒，不要紧，撒完把手洗干净就要得了，没事的。”在他的鼓励下，我闭着眼睛，把双手插向牛粪，咬着牙齿，捧出一捧，狠狠地撒向远处，一双手滑滑的，整个心里腻腻的，第二下、第三下......很快一担牛粪淤撒完了，我把手在田里洗了又洗，放到鼻子边闻一闻，臭，牛粪的臭，再洗，再闻，还是臭，曾会计已经在喊了：“老李，走啊，去担淤去！”我只好挑起空淤筛，又往牛栏里走去。

在出牛栏淤的那半个月里，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牛粪的味道，特别是那一双手，端着碗吃饭的时候，闻着的全是牛粪淤的气味，饭菜的味道完全被盖住了，压下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饭，我是臭的，小兵也是臭的，开始的那一两天，我看到小玲有感觉，端着饭就跑到外面吃去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跟着我们一张桌子吃到底。难怪人们都说：久居茅厕，而不闻其臭。不过，就是这臭臭的牛粪淤，才能种出香香的白米饭，没有农民的臭，还有我知青的臭，哪有人们碗里的香、肚里的饱啊。

难忘的笑话

那是2005年的夏天，我带着老婆和两位朋友，开着一辆北京吉普，从武冈重回唐家坊，想去金龙山看看我当知青时的乡亲们。

我是1972年初离开金龙的，掐指算来，一眨眼又是33年了。我们是早晨八点多钟从武冈出发，过了城步的蒋坊，插进绥宁的关峡，从关峡往洞口走，过了武阳，就从万佛桥折向唐家坊。到唐家坊已经将近上午11点钟了。我原来打算带他们从唐家坊过下湾村爬长岭界上金龙山，他们也都做好了爬山越界的准备，可是到唐家坊一打听，原来到金龙去松阳都不用再爬长岭界了，已经有一条乡村公路从盐井村直接修到了金龙村和松阳村。

盐井村就是原来盐井大队，也是唐家坊公社的，与我们金龙大队相邻，只不过唐家坊到洞口那（读luó)溪的公路要经过盐井大队，因此盐井大队当时就比我们金龙大队开放，交通便捷。我在金龙当知青时，还到盐井大队买过、挑过红茹种，熟门熟路好办得很。我立即指挥车子往前开，进盐井上金龙，到金龙村正好中午十二点钟。从盐井到金龙村，一路往上走，山势一节更比一节高，两旁的松树林、杉树林、竹山一山接着一山，一山更比一山绿，路边的溪流汇聚着从很多山泉流下来的水，清澈明亮，跑得很欢，流得很快，公路两边，稀稀拉拉的建着四排的六排的一底两楼、三楼的木屋子，沿路看到的农民们都显得很悠闲很幸福。

我老婆和两位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大山，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这青山绿水的美景，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还不时地发出惊奇的怪叫。

金龙大队到了，庙背底到了，原来的房子都从山上移到马路边来了，我们住过的房子也拆了，已经变成一块田了，只是原来我们院子后面那两口井还在，上面一口是饮用水井，是山上的泉水，用竹枧直接引流而成，水势很大，水很清，味很甜，那口井的水满了，溢出来的就流到下面那口日用水井，各家各户洗东洗西就用这口井的水。这口井满溢出来的水，就流到下面的田里，直到流进公路边上的溪流。

看到这两口井，我就想起了洗衣服的事情。在我们没有下放到这里当知青之前，庙背底的女人们，都是直接拿着男人们汗水浸透、泥巴糊满、开始发臭的衣服，黑色的，或者提着孩子们拉了屎尿的衣裤，也是黑色的，就往那日用水井里摆呀、搓呀，再拧干，拿回去晒干。

年深日久，整个日用水井藏垢纳污，发出阵阵的异味，连带了上面的饮用水井，都时不时地有股怪味散发出来。因为这山里的水，各种微量矿物元素很多，特别是带有微量的碱性，洗衣服很容易脱污，所以这里的女人们，洗衣服一般都不用肥皂、洗衣粉之类的，衣服照样也洗得很干净。

只有宋家婆婆讲究一些，洗宋书记他们的衣服，宋家婆婆用一些山上采摘回来晾干了的皂荚，用开水煮沸，再倒进脚盆里，把要洗的衣服先浸泡半个到一个小时，然后揉搓，再拿到那口日用井里一搓一摆一拧。

我们去了之后，因为我们三个人每天都要出工，出工就出汗，出汗就要换衣，换衣就要洗衣，洗衣就全是小玲的事情。她是先把要洗的衣服，放进脚盆里，用水浸透，再用肥皂或洗衣粉，把衣领衣袖、裤头裤脚部位反复涂抹上，再反复搓洗，直到看起来很干净了，再用小桶提着洗了的衣服连同脚盆，到日用井台上，把衣服放进脚盆，再用桶从井里打水倒满脚盆，然后一件一件地搓洗摆净，再拧干，然后把污水，往井台下的水沟一倒，污水直接冲了下去，没有污染井水。就这样清洗三次，再去晾衣服。

晾衣服的时候，罩衣罩裤要翻过来晒，这样不怕衣服因晾晒而脱色，内衣内裤则要晒正面，以免在晾晒的过程中，灰尘或小虫子之类的沾在上面，穿起来直接感染皮肤，引起痒痛或其它疾病。这样一来二去，女人们都看在了眼里，都知道原来衣服应该这样洗，洗出来的衣服，干净、卫生、精爽，还有一股清香，还保持了井水的干净。

宋家婆婆更是亲自出面，把队上全部当家的女人都叫到她家的堂屋里，站的站、坐的坐，听小玲告诉他们洗衣服晒衣服的方法和程序，以及其中的为什么。听了之后，大家都鼓掌叫好。宋家婆婆就拍板了：“今后我们庙背底所有女客们，洗衣服都要像小玲这样洗，再也不准直接到日用井里洗衣服！”并且当即带领这些女人，提着桶拿着盆，把那两口井都淘洗了一遍，把原来掉在里面沉淀在里面的杂物污泥全部清理干净。

从此两口井水更加清亮甜净，再也没有怪气怪味了，直到现在。望着眼前的两口井，想起当年洗衣的事情，我不禁想起毛泽东远在抗战时期，就讲过“我们要教育农民，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做斗争”。毛泽东真有远见，他的思想和理论永远是闪光的，管用的。

在看完了我们下放当农民时住过的地方、水井之后，我们就到宋家婆婆家的堂屋里坐下来，乡亲们听说老李回来了，还带着老婆，大家都来了，问东问西的，回忆当年的都有，非常热闹、非常亲切，不时还笑成一堆，宋家婆婆90多岁了，还很健旺、精爽，还是当年那样的开朗、大方，马上要她儿媳煮上甜酒，煎起糍粑，就着我带去的武冈卤菜，大家边吃边聊。

武冈的卤菜，有鹅翅膀、鹅掌、猪耳朵、牛肉、豆腐，大家都喊好吃、好香。我看见大家都吃得满嘴满手的油，就从提袋里拿出几包纸巾，分发给大家擦嘴擦手。这时，我们下放当知青时和我们走得最近玩得最好的世汉，边用纸巾擦着嘴巴，边嗡声嗡气地说：“老李啊，你们城里人名堂硬是太多，我们硬是难学得到啊！”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看着他，我也盯着这位比我们小不了几岁，当年总是一路下一路上地跟着我们玩，和我们一起做工，还和我睡过一张床的世汉，笑着问“世汉，何的？你要讲么咯？”他咽了一口卤菜，把手中的纸巾一扬：“老李，当年我们用竹片片、树枝枝刮屁股，你告诉我们要用纸擦，那些东西不卫生、不干净，容易刮伤屁股，现在我们好容易学会用纸揩屁股了，你们又用纸揩嘴巴了。我们何学得赢、何学得到？”他的话一说完，大家是满堂哄笑，有的还把口里的食物都笑得吐了出来。

他这个话，把人身体中最上面最下面的两个不同部位、管吃进管拉出两种完全不同功能的两个器官，通过一张纸连在一起说，显得特别的滑稽可笑。但是滑稽是滑稽，可笑是可笑，却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在进步，事物在发展，人就需要不断地学习，接受新事物，农民尤其如此。相对而言，当年那句话：“知识青年当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可以反过来说：再教育者应该接受被再教育，被再教育者应该开展再教育。这个难忘的笑话，给了我难忘的启迪。

难忘青山绿水情

2018年4月，石佑龙、石勇、杨工范、姚时英等热心的唐家坊知青朋友，组织我们当年下放到唐家坊公社当知青的兄弟姐妹们，共计有50多位，搞了一场为时4天的“重返唐家坊，追寻青春梦”的活动。

我参加了，胡小兵从深圳赶来参加了，胡小玲从武汉赶来参加了。我们三个人借这次活动的机会，在离开金龙山40多年之后，第一次齐齐整整地同回金龙山，同回庙背底。当年的老人，包括宋家婆婆，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人生使命，走了；当年的小年青，基本上都去广东、深圳打工了；哑牯子队长上山砍柴去了。只见到了当年的一些中年人，象宋家婆婆的女儿、女婿，象哑牯子的老婆，在盐井直通松阳的公路两边新建的屋子里，我们欢聚在一起，他们还是叫着“老李”、“老胡”、“小玲”，还是那么地朴实、热情，只是穿着已不是一黑到底，也不再见布扣子，颜色多种式样也新，脸上都还泛着幸福的神情。问他们现在主要做什么，他们都笑了：“还不是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做的事情 。”

这笑容里面似乎还有着你们怎么连这个都忘了，还要问的善意的嘲讽。我们要走了，他们都从家里给我们拿来了黑黑的笋瓜皮、灶坑上熏着的黑黑的腊肉，跟当年完全一个样。车子开动了，他们追着车子，挥着手，喊着：“老李、老胡、小玲，你们要常回来啊！”我们默默地流着泪，向他们挥手告别，心里沉沉地、痛痛地，乡亲们啊，你们辛苦！金龙山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金山银山？

随着知青老朋友们，我们从唐家坊，还到了县城长卜子，到了黄桑，到了关峡，所到之处，变化很大，都发展了，进步了，漂亮了，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把绥宁，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们都在这里当过知青，都从这里走上了各具风采，各具特色的人生。我们感恩绥宁的山山水水，感恩绥宁的人民。

离开绥宁县的那天，我在笔记本写了一首诗，留下了当时的感觉和心情：

绥宁已非旧绥宁，知青还是老知青。

历经人生多少事，难忘青山绿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