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烛残年的她们还在等待一个道歉丨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作者：三青时间：2023-05-26 阅读数：人阅读

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今天，一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全国公映这是首部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的相关题材纪录片。

《二十二》预告片

一名80后电影导演

花五年时间凝视一群人

她们都已风烛残年

枯瘦伶仃

佝偻孱弱

在时间的缝隙里一天天地过

冷暖自知

在安稳的现世

她们如同残酷岁月留在世间的深深泪痕

提醒后来者——

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摄影：郭一江（文汇报摄影记者、专刊部副主任，2015年退休）

更多慰安妇生存影像请戳文汇报（ID：wenhuidaily）2015年10月的推送文章

独家策划丨黑白影片定格记忆！记录中国最后幸存“慰安妇”

你是否注意到，预告片片尾，很多“慰安妇”幸存老人的名字上，都打了框框，因为这些老人都陆续离世了。提起这些，导演郭柯说，他很心痛。他在做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

“二十二”是电影拍完时内地公开慰安妇身份的幸存者在世人数。从2014年拍摄完成到如今上映，三年时间里，幸存者缩减到了九位。而在《二十二》之前，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相同题材短片《三十二》。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

郭柯在2012年刚接触“慰安妇”题材时，

中国内地尚有32位“慰安妇”幸存者；

2014年拍摄纪录片时，还有22位在世，

因此片名就叫《二十二》。

遗憾的是，

就在两天前（8月12日）晚9时，

海南“慰安妇”幸存老人黄有良

在陵水家中离世，享年90岁。

今年6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曾前往海南陵水探望黄有良老人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二十二”只剩下“九”，“九”终究会归零。生老病死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但历史永远无法磨灭。郭柯希望，影片上映后，至少能有2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看一看老人们如今的生活。20万，是公开历史资料里曾受摧残妇女的大致人数。

赶在“零”之前，再挨个看一眼她们

《二十二》日前在北京安排了一场首映仪式。导演郭柯提及最多的是“赶在‘零’之前”。

2012年6月，郭柯偶然间看到微博上一篇名为《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的文章，叙述了一位名叫韦绍兰的老人和她儿子的经历：1944年，24岁的韦绍兰连同一岁的女儿被抓进魔窟，熬了三个月，她逃离了。回家后不久，女儿死于营养不良，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自杀未遂之后，1945年，日军投降时，韦绍兰生下了儿子，取名罗善学。罗善学如今年过古稀，终身未婚，跟母亲相依为命。

▲《二十二》

郭柯去广西找到了韦绍兰老人，以她的视角拍了些关于幸存者们后半生的生存概况，剪成纪录片。“慰安妇问题”领域的专家苏智良教授告诉他，当时中国内地仍在世的并且公开过自己慰安妇身份的老人，只有32个。短片即以此命名。郭柯把《三十二》放到网上，当那个有着日本血缘的古稀老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弹幕上铺天盖地的词条涌了出来：“你是无辜的中国人。”这一幕击中了郭柯，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个记录者，把飘零在岁月里的苦难碎片打捞出来，让世人铭记，送给历史学者研究，或者只是出于一种使命。

2014年，苏智良告诉郭柯，数字已经变为“二十二”。郭柯立即奔波于广西、云南、山西、海南等地，和22位老人挨个见了面。有位老人叫林爱兰，海南人，1925年出生。她有双重身份，1939年，14岁的林爱兰参加了琼崖纵队，成为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员。她曾潜进日本驻地，偷出子弹，还用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并因此获得了两枚纪念章，她视之比生命更重要。仅仅是两年后的1941年，林爱兰16岁，被抓进了一个日本据点，在那里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被解救后，林爱兰一生未嫁，只在60多岁时收养了个女孩，取名林宝香。阿香后来嫁人生子，林爱兰进了养老院。

郭柯见到林爱兰老人时，她已在养老院住了三年多。一见面，老人就从衣服兜里掏出那两枚纪念章。2015年12月，林爱兰老人去世。2016年4月，老人的墓前立起了墓碑，上写“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她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时间会掩去许多痕迹，郭柯想做的，就是擦拭记忆，证明一段历史。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定为《二十二》，但在拍完当年，广西和山西就各有一位老人故去。后来，每离开一位，片尾的名单里就多一个框。但最近两年，老人们走得太快了，一下子就缩减到了九人。郭柯说：“我有时候想，干脆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的那样，老人活着。”活着，是从《三十二》到《二十二》，画面里自然流淌出的不变的主题，却也是过去七八十年里20万受害者天大的难题。

“不是贩卖磨难和眼泪，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

无疑，这个题材是民族的伤怀旧事，任时间退潮，依然留下无法弥合的痛。所以，郭柯不止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要把镜头对准这些老人？“不是贩卖磨难和眼泪。”他说，“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我们能做的就是远远地看，平视。”

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远观且平视，连郭柯自己都很难说得清。

以五年前的缘起为例，读完微博上的文章，郭柯第一反应是“离奇”。他那会儿已在影视圈里工作了10多年，给不少导演当过副手，直觉告诉他“那是不错的影视剧素材”。在决定拍摄之前，年轻的郭柯并不确定自己该以何种方式与老人对话。在生而为人的善意与一名“影像记录者”的本能之间，他反复撕扯过。但见面后，老人身上超出预判的东西敲打了他，比如平静。

“正式拍摄前，我也只是通过网络和新闻报道了解她们。印象中，以泪洗面，生活里充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但真正接触下来才慢慢意识到，老人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郭柯发现一组对立，老人们对着长枪短炮，常常脱口而出“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但背过身去，她们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这促使他反思，拍摄这群老人，难道唯一立场就是让她们揭开伤疤、痛陈日军暴行吗？

导演郭柯和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韦绍兰在一起

“处久了，老人就像自家奶奶。把她们当亲人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的镜头下，平静甚至无聊占满了画面。比如有老人一见面就打招呼“吃了吗”；比如有老人把喂饱村里大大小小的猫当成大事，某一天会跟人说“这只腰粗了，怀孕了吧”；还有的倚靠在炕上沉默地看电视，几小时一晃而过……拍摄过程中，郭柯发现自己一直在变。原本具备的矛盾冲突，表达激情的导演本能，被老人的平静一点点磨去。他开始躲避眼泪，每当老人落泪时，他的镜头就切向大山、天空、白云。除了老人脸上的沟沟壑壑，片子平坦得完全没有节奏、戏剧性、起承转合。这导致了他的专业性遭到抨击，投资方撤了资，2014年的影片一直无法做发行。三年里，是网络众筹帮助《二十二》等到了公映的日子。

今年7月，纪录片《二十二》

曾在国内部分城市点映过

总计有32099名热心民众众筹观看了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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