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的不是“慰安妇”，而是人

 今天，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正式在全国上映。在这部电影中，你不会看到那些符合固有想象的偏见、苦难、沉重，你能看到的只是22位老人的真实生活。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魏晓涵 赖祐萱 编辑 / 金石

8月14日，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纪念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1991年8月14日，韩国老人金学顺首次以“慰安妇”受害者的身份举行记者会，揭发了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制征调亚洲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历史，“慰安妇”一词在被隐瞒了近50年后，首次为世人所知。

2017年8月14日，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正式在全国上映。

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慰安妇”三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是偏见，也是歧视。

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因面临拆迁受到广泛关注。在央视制作播出的专题片《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中，附近居民对于“拆迁”的态度是“大快人心”，受访者中有人表示“慰安妇就是妓女”，“是国家的耻辱”。如果不拆迁，“海乃家”将被规划进一所中学，对此，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何瑛说：“这是日本人的妓院，把这样的房子放在学校里，到底是要起到什么教育作用？”中学生则说：“不是很光彩，毕竟跟性有关，学生不应该知道太多。”

即便不被歧视，这三个字也以一种“刻板印象”存在于很多人心中，这一点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得出答案——在对“慰安妇”的描述中，最常见的形容词是：沉重、悲惨、苦难、噩梦……而在大量关于慰安妇的记录中，最重要的主题都是让老人们细致地回顾过去受辱时的经历。

导演郭柯。图 / 来源网络

这是《二十二》的导演郭柯最担心的事，他怕这些沉重的偏见会使得普通观众看到“慰安妇”三个字就望而生畏，不愿走进电影院，而在《二十二》中，以上种种陈旧的想象几乎都不存在，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做到的是“温柔地记录和陪伴”。

《二十二》并不是郭柯执导的第一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片。2012年，他执导拍摄了纪录短片《三十二》，“三十二”是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的数量，一年多以后，当郭柯决定拍摄一部长片时，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二十二”。他希望用《二十二》去影响每一位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让他们了解——这些老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她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她们？

以下是郭柯讲述的《二十二》拍摄期间与其中几位老人相处的日常，以及他本人在拍摄前后的经历——

“ 2012年的一天，我在刷微博时读到了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新闻。看过之后，这个故事就留在心里了。在那之前我做了十年副导演，不停地拍各种题材，除了经验和钱，没什么收获。于是，我决定拍《三十二》。

《三十二》讲的就是韦绍兰的故事。她那时候九十多岁了，瘦瘦小小的，和快七十的儿子罗善学住在广西荔浦乡间的一个小破屋里。拍摄之前我看了一些史料记载性的书，很血腥，看了以后真的觉得作为中国人，恨不能把当时的日本人捅死。

拍摄的时候，主要由我来提问，老人回答，因为她去日本参加过诉讼，所以可以很完整、很细致地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当时是怎么被抓进去的，在里面经历了什么，怎么逃出来的，逃出来以后丈夫什么反应、婆婆什么反应，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害怕失去生育能力，所以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

大概拍到第三四天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不对。讲过去的事，本以为说到日本人她会咬牙切齿，但没能想象到的是，她在笑，态度轻轻松松地就说完了，她的笑就像小孩一样，我终于知道要拍什么了，跟摄影师说去捕捉老人的笑。

后来，我开始问她被抓之前的事，她一下子讲了好多开心的事，回忆起了小时候唱的瑶族民歌，还唱给我们听，就是片子中的那首，“日头出来点点红……自己忧愁自己解……”因为是“日本人的孩子”，她的儿子这些年过得很惨，讨不到老婆，受尽歧视，对生活也没什么希望，但韦绍兰不一样，她并没有陷在过去悲惨的回忆里，她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吃野东西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三十二》拍完，在国内外的电影节拿了一些奖，但我一直在自我怀疑，甚至是自责，因为这部片子我用了很多“技术”。拍摄时间只有八天，但从技术的角度，场景越多，片子会越好看。所以我只好问她日常生活中都干什么，她平时笑呵呵的，自己去买菜、做饭、挑水、领低保金、给丈夫上坟……那我们就让她在这几天里把这些都做了一遍，比如问她你今天能不能挑一下水，然后开车带着她到溪边，把机器架好，老人走一下。

把自己的创作意图放在老人前面，这一点特别不好，所以，拍《二十二》时，再见到韦绍兰，她依旧是笑呵呵的，我也不采访了，就把机器架在那儿。临走的时候合影，老人比较矮小，我们试着蹲下就她的身高，突然发现，她也悄悄踮起脚尖在够我们。

拍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这是《二十二》的底线。在老人和慰安妇这两个身份中，老人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不是去拍慰安妇，而是去拍老人。”

“ 爱兰是《二十二》拍摄的所有老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位，对，我们叫她爱兰，因为和她的感情非常深。

我第一次见爱兰是在海南临高的养老院里，是《二十二》拍摄前的踩点。爱兰坐在一把粉色的塑料椅上，包着头巾，五官特别深，眼睛很亮。

老太太的经历非常传奇。14岁加入红色娘子军打鬼子，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她也是目前有记载的唯一一名由被俘战士变成“慰安妇”的老人。因为抵抗，右大腿筋骨被打断，亲眼看着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之后扔进河里。解放后去广东做过生意，终生未婚，自己主动选择的，但和她亲近的人告诉我，爱兰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养女阿香是她70多岁时在一个台风天捡回来的，阿香结婚生子后顾不过来，才把爱兰送进了养老院。

爱兰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挂着9把刀，曾经有媒体在报道时为了符合某种想象，说挂着刀是因为她做梦都在杀鬼子，其实不是，那是她用来防贼的。她最宝贝的东西是政府发的抗日战争纪念章，因为藏得太好，自己都不知道藏在哪儿了，一口咬定被偷了，还要去找人算账。后来我们帮她打扫房间时发现了，这才罢休。

我们去给她送慰问金，她立刻随手抽出一百块拿给旁边的人去买烟，让她自己留着，她说：“他没烟抽。”她还会给养老院院长的儿子钱，因为之前有人来看她时表现的很不礼貌，那个才几岁的小孩帮她解过围，她一直记得。

爱兰年纪大了，但脑子特别清楚。我们让她讲讲过去的事儿，她一开口就是打鬼子的经历，在海口杀过两个鬼子，子弹擦着头发丝儿过去，腿被日本人打坏的等等，讲到妈妈被日本人丢到河里会流泪，但就是只字不提过去受害的事，只隐晦说过一句“日本人说要娶我”。有时候村民去她那儿，她会跟对方聊我们，说这帮人还在那儿拍，当我傻啊，我绝对不会跟他们说真话。

她不说我们也不勉强，就是陪着她。拍摄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下午，她终于说起被日本人抓进去了两年，“那一年我才17岁啊”，然后就沉默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个性这么强硬的老人，眼神一点一点软下来，过了15秒左右，开口了，说，不提了。这个15秒的镜头，我一点没剪地放进了片子里，观众可能不理解，觉得无聊，但我觉得什么都有了。

2015年春节前，我去给爱兰送慰问金，她看到我们会主动伸手来抱，听养老院的人说，我们走后，她会经常把我们的合影拿出来看。那一年的12月23日，我收到了阿香的微信，说爱兰走了，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看爱兰，因为直系亲属中没有男性，根据当地的风俗，爱兰的墓不能立碑，就是一个小土包，她在养老院住的那个房间已经空了，只有那把她一直坐的粉色塑料椅还在那儿。

今年春节前我又去看了一次爱兰，当地政府终于给她立了碑，碑上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

“ 毛银梅是韩国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南朝鲜”。她十多岁跟着母亲逃难来到中国，妈妈走了，她留在了武汉。18岁的时候被日本人以做工的名义骗进了慰安所。抗战胜利后，她给自己改了名字，“毛”是跟毛主席姓，因为她说自己喜欢毛主席，叫“银梅”是因为丈夫喜欢白色的梅花，对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就是两片天。

她一直生活在湖北孝感，说一口当地方言。因为失去了生育能力，她收养了一个女儿，但她一直隐瞒着自己曾经是慰安妇的经历，直到后来有记者找上门来。但女儿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一直对她很好，很孝顺。

毛银梅的性格特别可爱，刚开始见到我们的时候会故意躲起来，和我们捉迷藏。后来熟了，会主动和镜头招手。她家院子里种着栀子花，她会摘花下来让我们别在身上。

对于过去的经历，她说自己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后来有一天我们说韩语跟她开玩笑，她突然讲起日语来，仔细一听，就是当年在慰安所时的名字，还有接待日本人时要说的话，但说着说着突然就停了，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因为离开家乡太多年了，她已经听不太懂韩语了，只记得几个单词，但能完整地唱下来《阿里郎》，这首歌她给我们唱过很多次，我也把她唱歌的画面放进了电影里。

《二十二》完成制作后入围了201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在釜山放映的时候，听着毛银梅唱《阿里郎》，我身旁的一个四十多岁韩国老爷们儿一直在那儿哭。电影放完了，韩国人几乎没问关于技术的问题，问得最多的是这些老人们到底过得怎么样，中国是如何对待她们的。

当时，我感觉国旗就在脑袋上飘，所以要尽可能地说好的一面，但心里真的有点惭愧。在慰安妇的问题上，韩国全社会都比较关注，有针对“慰安妇”的专门法律：民间机构确认老人身份，上报政府认可后，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将近7000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小学教材里，三到六年级的孩子会学到慰安妇的历史。

韩国民众还集资建造了“分享之家”，让老人们住在一起。还有定期组织的慰安妇集会。老人一块儿做做手工，志愿者再把老人绣的花做成logo，拿出去义卖之后捐给老人，老人会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韩国的学生都很愿意去“分享之家”做义工，因为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奶奶们。

但在中国，目前尚未明确出台法律保障老人们的生活，相关机构也几乎只有一家——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创办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这20年来，苏教授一直在探访老人，认证她们的身份，办了慰安妇博物馆，每年把社会各界的捐款平均分配给目前还健在的老人，大概的数额是一人一年5000元人民币。

因为是韩国人的身份，武汉的韩国领事馆每年都会定期派人去看望毛银梅，给她很多关照，她后来住的房子也是韩国志愿者帮忙装修的。也不断有韩国志愿者邀请她回家乡去看看，但她拒绝了，说“年纪大了，走不动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毛银梅是今年春节前，我替苏教授去给老人们送慰问金。当时，她已经快不行了，戴着呼吸机，眼睛也看不见了，但还能知道是我们来了，然后又给我们唱了几句《阿里郎》。没几天后，老人就走了。

《二十二》之前在武汉点映的时候，我请她的养女去看了，看完后，她跟我说，你们照得不错。”

“ 在《二十二》拍摄的所有老人中，我对李美金家的环境印象最深。她住在海南澄迈，家门口有一棵特别大的榕树，偶尔能看到特别大的猪走来走去。家门口天气好的时候，她就坐在树下和邻居打牌，输了也不生气，掏出一块钱扔在桌上，乐呵呵的。

她特别开朗健谈，见面熟，第一次见面就特别热情，摄制组的女同事把手伸给她，她特别自然地把手递过来，让她牵着走。特别阳光，看着摄影师的镜头，还会伸手比“耶”。

聊开心了，会拉着摄制组里姑娘，指着她们染过的头发说这个颜色好看，还会操心：“你多大啦？有对象没？”

如果不提过去的那段往事，你根本无法在她身上看到慰安妇的影子。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很平静，很安逸。当年从慰安所逃出来后，嫁给了比大她一岁的丈夫，对方完全没有嫌弃她。他们有三儿三女，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大半程。

整个拍摄的过程特别简单，就是陪着老人玩。她说什么，我们就拍什么，摄影机租金几千块一天，原来在剧组拍片子，恨不得24小时开着拍，这一次，一天就开两个小时，监视器里九十多岁的老人慢腾腾挪着碎步做饭、洗衣、收衣，日复一日。

无聊不无聊？很无聊。但这就是老人的真实生活。我不想讲曾经人们如何死去，我只想聊聊后来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曾经有一些媒体、摄影师也去报道过在海南的慰安妇老人们。他们中有的人会给家属一点钱，让老人摆出各种狰狞的造型，因为那才符合普通人对这些老人的想象。听说我拍了慰安妇的纪录片，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我这边想做一个人物展，你跟奶奶们熟，让她们脱了衣服拍点照片吧。”我都疯了。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满足一些对于悲惨的想象而刻意的挖掘苦难？对于很多老人来说，那些伤害已经过去70年了，她不会天天想，过去就过去了。”

“ 我们当初见李爱连第一面的时候，摄制组的女同事都忍不住赞叹，这个老太太真美。九十岁的年纪，看上去大概只有七十多，短发中分，梳理得整整齐齐，耳朵上戴着银色的耳环，个儿也挺高，大长腿，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老太太是个体面人，在家里能做主。最初沟通拍摄的时候，她大儿子有顾虑，不太愿意，最后是老太太自己拍的板，没事儿，拍吧。她是我们主要拍摄的最后一个老人，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温柔一点地对待她们，就是拍她的生活，至于过去的事，她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老人爱猫，电视旁边的桌子上摆着陶瓷做的猫，家门口老有几只流浪猫出没，一到饭点儿，猫都过来围着她叫，她就一点点把食物揪碎，扔给它们，还和它们聊天：“你怎么没把你的孩子带过来呀？”她对我们也很好，经常给我们炸馒头，做面条。儿女们对她很好，她儿媳妇说：“其实，我婆婆挺幸福的。”

拍摄结束前遇上一个阴雨天，可能是天气触发了一些情绪，她开始跟我们说，“过去那些记者来采访，我都不说实话，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她问我们门都关好了吧，然后开始回忆。1946年，她两次被日本人抓走，关押了27天。讲到日本人是怎么对待她的时候，开始哭，我立刻喊了“停”，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放她一马吧，那些事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不要再从她们身上去压榨什么了。关机之后，老人话匣子打开了，说了很多，我们听她讲完，一点儿没拍。

几个月前，李爱连的儿媳联系到我，说老人的情况很不好，天天念叨着想见我们。我们赶紧去了趟山西，老太太坐在床上，垂着头，看了我们一眼，说：“前几天我都快死了，但就想见见你们。”那一刻，我觉得，我没有伤害她们，我做的是对的，一切都值了。”

“ 我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去拍一部慰安妇纪录片，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就是老人们真实的样子，但也要做好面对质疑的心理准备。

从《二十二》完成制作、陆续点映开始，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觉得整部影片没有冲突，剧情不激烈，没有展现出题材的沉重，还有人说，老人不是最重要的，讲好故事才重要。我听到后很生气，老人们难道是道具吗？她们是活生生的人。

原本，我找了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海报设计师帮《二十二》设计海报，结果，他拿出的设计方案是——一颗子弹从老人的太阳穴穿过，写“二十二”的墨汁像眼泪一样淌下来，我不满意，希望能改一下，结果改了之后的版本是把老人们说的话堆成了一座墓碑。

拍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为了去撕开老人们的伤口，只是为了记录，不忘记。尊重不是将老人当作受害者，而是当成身边可以亲近的家人。如果你真的拿她们当自己的长辈、家人，是绝对问不出像“日本人是怎么脱你裤子的”这种问题。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走不出那段历史的，不是老人，而是我们自己。

《二十二》拍摄完成后的这两年，老人们走得特别快。做后期时，我需要不停地给她们的名字加上白框。我知道，总有一天，22会最终变成0，那时，我可能会把所有的白框全部抹掉，估计到时候大家再看就不会觉得无聊，而是会觉得片子太短了，还想多再看她们一眼。”

特别加映

在电影《二十二》中，

还有一张特别的面孔——

来自日本的志愿者米田麻衣，

她也向“每日人物”详述了她和老人相处的经历——

“ 大学时期，我加入了日本年轻人自发组织的“海南net”。当时是2009年，几位海南的阿婆从中国去日本发表证词，我们会为她们提供审判支援。

我第一次见到的是黄有良阿婆。在东京裁判所发表了自己曾经被性暴力侵害的证词，她说自己来日本打官司是为了不让当代的女性再经历自己曾经的遭遇。阿婆勇敢的样子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发表完证词后，阿婆笑着对我们说：“来海南岛玩吧”，我被她的笑容吸引了，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海南岛，拜访这些阿婆。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海南看阿婆。

2011年开始，我特意去海南师范大学留学。假期的时候，我就回去乡下看望那些阿婆，我的一些中国同学会陪我一起去，因为我听不懂阿婆们的方言，他们会帮我翻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年后，我开始拿着一台小小的相机记录王玉开阿婆的日常生活。

和阿婆在一起的时候，我不会问她们过去的事，只是陪着她生活几天，跟她们聊天，给她们按摩，帮她们贴上从日本带来的膏药，她们也会跟我讲哪个孙子上学了、结婚了，最近谁来看她等等。

有时候，电视里会播一些抗日的电视剧，阿婆们也会回忆起过去的事，跟我讲日军做过的事。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变得犹豫，觉得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应不应该去看阿婆？我的到来对她来说真的好吗？但阿婆们都很坚强，他们平静地生活着，会笑出来，还会做饭给我吃，如果我是她，到底会不会这么做？我自己也不确定。

我从小是跟着外婆长大的，所以和王玉开阿婆的相处让我感觉自己就是她的孙女，我有时在她家住几天离开时，她还会哭。阿婆走的那天，恰好《二十二》的摄制组刚刚赶到海南，所以他们拍下了我哭得很惨的样子。

大学毕业后，我回了日本，但每年暑假和寒假都会去海南看望其他阿婆。王玉开阿婆的人生虽然结束了，但她的存在不会消失，我用自己拍摄的素材制作了视频短片《阿婆的四季》。2015年，这部短片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映，有日本的年轻人看过后，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知道这些受害妇女的存在，日本政府应该道歉赔偿。”

今年，我会在东京举办几场《阿婆的四季》放映会。如果中国的朋友们想看，也可以联系我。我不能回到7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去阻止战争、救阿婆，但现在的我会一直带着一个问题生活——我到底可以为阿婆们做些什么？”

编者注：

8月12日，在接受完“每日人物”的采访后，米田麻衣飞赴海南探望还健在的阿婆。当晚9点，曾用笑容打动过她的黄有良阿婆在家中离世。至此，电影《二十二》所拍摄的老人中，目前仍在世的仅剩——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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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能为这些老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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