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背后的老板，从小职员到身价过亿，于冬是如何逆袭的？

 

文今夜无设防

《长津湖》上映4天，票房已经走向了15亿。

目前预测票房，达到了46亿。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国庆档票房冠军了。

最近的一段时间，这部电影的演员、导演也是频繁引起热议。

不过演员的部份蛮多人关注易烊千玺的，咱们下篇再继续谈演员的故事

(易烊千玺在东南AG亚游泳的照片)

只是电影的制片人于冬，却鲜有人关注。

他是电影《长津湖》背后的发行公司，博纳影业的创始人。

虽说他很“低调”，但他的故事却相当精彩。

1

别看如今的于冬，人至中年，有一点发福了。

不过曾经的他，也是一个“追风少年”。

1971年，于冬出生在北京市。

他懂事的时候，“十年动荡”就已经结束了。

中学时期的于冬，是个妥妥的文艺青年。

年少轻狂的他，还和同学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做“星园”。

他担任社长，定期出刊。并且一弄，就是好几年。

他确实热爱艺术。

这样对艺术的热忱，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于冬的人生，就像后来朋友评价他的：

他赤诚地尊敬文化人，这样的人无论怎么怠慢他，他期间无论怎么不舒服，最后还是会有求必应。

于冬是19岁那一年接触的电影。

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发行管理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可虽说考入了电影学院，但彼时的于冬，对未来也不是特别清晰。

他只是充满理想地想要离艺术近一点。

一直到1993年，读大三的于冬，去北影厂发行科实习。

发行科的杨科长，带他去吃羊肉泡馍，席上拿出一瓶二锅头，一顿酒下来，于冬没倒。

杨科长高兴极了，指着他说：

这小子不错，可以跑发行。

年轻的于冬，才算是稍微找到了一点方向。

于是1年后毕业，他就果断地加入了其中。

但等到他加入，才发现一切没那么简单。

都知道当时内地的电影，发展并不是特别好。

那个时候，实行的还是“统购包销”，电影制片厂拍完电影都卖给中影公司，中影给每部电影预付100万元。

再根据卖拷贝的数量，跟制片厂结账，一个拷贝10500元，多退少补。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大批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电影涌现。

制片厂花二三十万元拍部电影，交给中影，拿回的钱基本都发工资了，没钱再拍片。

烂片扎堆，拷贝自然不好卖，整个行业越来越“低迷”。

甚至有一些电影院，已经成了专供二人转演出的场所。

初入行的于冬，看着此番情景，心凉了一大截。

2

虽说那个时候行业低迷，但于冬却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当时跑发行，到了任何地方都是先喝酒：

一杯酒一万块钱，一个拷贝。

有一年冬天，于冬跟着科长去山西卖片子，磨了两三天，卖出去5个拷贝，挣十万块钱。

合同签完，一行人高兴地回家，谁知回程遇上大雪，高速封路，不得不改走国道。

他们坐在那辆拉拷贝的面包车里，四面漏风，也没有暖气，外面下着雪，没吃没喝，就这么看着太行山上数万辆拉煤车停在崇山峻岭当中，根本走不动。

不过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也不觉得苦，反而还挺开心的。

就算是多年后，再想起那段卖片子的时光，于冬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温暖：

那时电影经济很困难，市场低迷，但大家建立的感情，那种融洽，是现在没有的。

事实上如昔日的杨科长所言，于冬很适应这种生活。

没过几年的时间，就凭借出色的发行能力，成为北影厂史上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可行业低迷，他一个人升得再快也没什么用。

内地电影产量过低，没有生产就没有发行，不出差的日子里，于冬就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虚度光阴。

一个阳光满溢的午后，他和同样分到北影厂的同学坐在主楼门口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讨论未来。

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夏日里，于冬思考最多的事情就是，下海单干或者留在北影厂、等着升科长。

正当他纠结的时候，1999年，几个大的电影公司合并，成了如今的“中影”前身。

于冬的“升迁”梦，也在各种合并、整理中，彻底破灭了。

本来他就有点“失望”，这样的一个契机，让他下定了决心要辞职单干。

做决定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就比较难了。

28岁的于冬，拿着自己的3万块钱，和借来的27万块钱，创立了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并且因为胆大心细，于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笔生意：

黄建新执导、王志文和江珊主演的《说出你的秘密》。

片子拍了3年，一直在库房放着。

于冬在北影厂时看过样片，觉得还不错。

再加上这也是王志文、江珊继《过把瘾》后，再一次的合作。

嗅到了“宣传点”，于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

他便托人找到了黄建新，非常诚恳地表示：

我很想发行这个电影，但是没有多少钱，反正先给你30万作为定金，做不成做得成，你就相信我一次。

于冬打动了黄建新。

事实上，于冬也确实有眼光。

《说出你的秘密》在内地创下1000万元票房，于冬赚了50万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博纳就这样开张了，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电影发行公司，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一块电影发行牌照。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于冬都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

到处喝酒，卖片子。

陈凯歌曾感叹，于冬如此拼命的做事方式是典型的“推销员之死”。

因为他不是在喝酒，就是在喝酒的路上。

3

虽说于冬自己很努力，但他也是赶上风口的一批人。

2001年，博纳已经开张两年，发行了不少好电影。

这其中的一部《我的兄弟姐妹》，更是拿下了2000万元。

于冬又赚了一笔。

更关键的是这其中，于冬结识了电影的制片人文隽，香港著名的电影人。

当时《我的兄弟姐妹》上映以后，他回到香港只跟同行讲了三个字：

分到钱。

于冬通过这条线，取得了诸多香港电影人的信任。

2010年前，博纳获得包括《无间道》在内80%香港电影的内地发行权。

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不如意”。

比如成龙的《宝贝计划》、徐克的《七剑》，都先后与博纳失之交臂。

正在上升期的于冬，感到了“危机”。

他觉得光靠发行长久不了，还得继续“下沉”。

所以这之后，于冬又带领着博纳，由发行扩展至影片制作、投资、影院及院线业务。

赶上了香港电影市场“低迷”，大量香港导演北上发展。

本来双方之前就有联系，于冬很自然地找到了他们。

像是陈可辛、徐克的北上之路，都有博纳和于冬的参与。

以及后来的王晶、林超贤，基本上变成了博纳主导。

而且实践证明，于冬和博纳走的这条路确实是对的。

不管是徐克的《智取威虎山》、还是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以及这一次的《长津湖》。

港片导演再加上主旋律，创造出了不少口碑、票房俱佳的电影。

在这样的基础上，于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虽说博纳的上市之路不顺，但一路走来的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

以至于2019年的时候，于冬还以45亿，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912名。

4

可以说如今的于冬，已经从一名小职员，逆袭成了身价过亿的电影人。

都说商人“重利轻情”，但一路走到今天，于冬还难得地保持着年少时的一些“文人气息”。

记得当初，许鞍华拍电影《桃姐》时，因为电影的类型限制，圈内人都不看好。

找了一大堆人也没拉到投资，于冬站了出来：

我觉得好的导演，他们都有内心想表达的故事，只要大家能够达到一定的认知、共同点，你就应该鼓励他大胆地去拍这样的戏。

这才有了电影《桃姐》。

其实这些年来，于冬做的类似事还有很多。

除了是一名商人，他还是一名优秀的电影人，还在想能创作多少经典的银幕形象，就像他说的：

银幕形象会留在观众脑海，这对一个电影人来说就足够了。

AG亚娱转自今夜无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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