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马克思在台湾

台湾作家杨照花了十五年阅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在下面访谈中，杨照不仅谈论了台湾的马克思接受史，还谈论了马克思在西方的接受史。通过多面立体的阅读，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不同角度和当今价值。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匪宣传等罪名，逮捕了陈映真，结束了1966年以来短短两年的左派思想复兴。陈映真无疑是“白色恐怖”时期左派思想的一面旗帜，他在台湾50年代对左派思想肃清后形成的荒漠上，企图重新点燃火把；他不断引进民权运动、法国“五月风暴”的思想，并在1966年文化革命的鼓舞下，开设读书会，组织台湾左派形成了“民主台湾联盟”。这无疑对国民党竭力构建的“亲美反共”威权政府造成了冲击，对当时的学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同年，钱永祥刚刚进入台大哲学系。一年前，他还是建国中学的高中生时，因主办的几期校刊《建中青年》反响热烈，在学生群体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彼时的台湾，李敖因牵扯进费正清事件中被指控“卖国”而失声，殷海光也受到当局打压而禁言，在60年代初期影响甚大的“中西文化之争”也随时间远去而无人提及，老一辈人想要撼动威权环境的尝试都随着当局的镇压而失败，先锋杂志如《文星》、《文学季刊》都随着主创人的失声而衰落，反而是两本学生刊物因思想前卫颇具深度而广受学生的追捧：一本是建国中学的《建中青年》，另一本是台大的《大学论坛》。一年后，升入二年级的钱永祥“以其在《建中青年》的狂气接办了《大学论坛》”，并由此深入地参与了由台湾左派留学生主导的“保钓事件”。《大学论坛》社也因接收了留学生邮寄的一箱马列书籍，在之后发生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中，被指控“传阅匪书”。钱永祥更是成为事件导火索，在“警备总部”关了一周，之后被监视一直持续到去英国留学。

张大春曾感慨“余生也晚，未能有幸如六〇年代度过青春期的前辈那样总可以在回忆中欣逢嬉皮、学运、迷幻药和保钓等惊人的符号”，而1963年出生的杨照更是感慨“比我稍微年长一代的当时还抱持着左翼的想法或者是左翼信仰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他们还能够偷偷地组读书会。”到了他这一辈，“警备总部多了20年的时间，没收当时在台湾市面上可以找得到所有跟马克思跟《资本论》跟共产主义有关系的书，并且把暗夜当中偷偷聚会的这些左翼的团体基本上都已经一网打尽了。”他第一次听说马克思，是在学校的“三民主义课”，当然也是以极其反面的形象出现。

1978年，杨照进入建国中学，那时的他怀揣着文学梦，因为向《三三集刊》投稿结识了朱天文，因此加入了唐诺创办的“三三”文学团体。刚入学的他也会向学长打听“建中的校刊”，学长回他只有“建青社”没有“校刊社”，他会觉得《建中青年》很骄傲，直到一年后成为主编，他在意自己编辑那一期的封面相较于前一期（第69期）有多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会面对坟堆构想一个早逝女孩，也会用华丽的辞藻写一座古老的城门，他会怀念编辑“建青”逃课的日子，也会想念顶撞老师时的少年意气。他觉得自己会做一个诗人，但是没有。

什么时候停止写诗的？美丽岛军法大审那年。不是彻底的停止，句子还是一行一行潦草地抄录在本子里，然而彻底失去了发表、整理成篇章的动机。有一些别的事情干扰着我的浪漫诗人梦幻。我的诗、别人的诗都少了些什么，一些我愈来愈觉得不应该缺少，偏偏却无从予以掌握的东西。

在台大历史系的前两年，杨照依然会找各种诗来读，但“感觉里面没有我要的东西”。他感动于杨牧诗歌中施敏德的辩词，却也认清了“诗与诗人荒芜的本质”， 诗却无法给予他关于“人间公理与正义”的答案。在修日文课的期间，他在台大法学院的图书馆地下室发现了落满灰尘的日译版《资本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成为使用影印机时间最长的人，胆战心惊复印完了全套《资本论》。随后在总图书馆又找到了英译的《资本论》，花了几个星期，衣柜底部又有了影印的英译本，对照着两个译本，他第一次读完了《资本论》。

1987年，杨照前往哈佛大学，在哈佛广场的“革命书屋”，他收获了《毛选》和德文版的《资本论》。此时，距离台湾左派留美学生热血沸腾地组织“保钓运动”已经过去近20年，美国左派的街头运动平息了20多年，杨照在左派书屋这些时代的遗迹中汲取左派的思想养分，也在波士顿这座左翼思想堡垒中认识了更新的马克思主义。而此时的台湾更是翻天覆地，蒋经国宣布解严后，社会就像坐上了高速列车，每天都有新的事件、新的思想。杨照通过朋友寄来的报纸了解最新状况，也开始尝试写时评。

后面的事情就更为人所知，杨照放弃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开始投身到台湾奔涌的浪潮中，他参与政治，也投身新闻。他做过许信良竞选“总统”的专案主任，也做过《新新闻》总编辑。“毫不害羞毫不愧疚地说，在台湾的关键时刻，我做到了我这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他写评论，被梁文道称为“当今台湾评论界其中一位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做讲师，在台湾的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讲中西经典和中国历史……

杨照没有忘记马克思，虽然他也感慨本以为解严后台湾会人手一本《资本论》，却在短暂的“新马热”后，《资本论》就成了书店的滞销品。但是，他还是花了十五年来完善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课程，想这样“为年轻人做点事情”，让他们知道有那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就像他不会忘记陈映真对自己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那是一件多么丢脸，羞耻的事情！”

杨照

马克思的教条化和教条之外的马克思

燕京书评：在看理想音频课《你好，马克思先生：资本论及其创造的世界》的发刊词中，你提出认识“教条”之外的马克思和资本论，你将如何“去教条化”？

杨照：“教条化”的过程涉及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是几个以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宣称马克思思想帮助他们发现掌握了诸多真理。这些真理，既包括现实上的真理，还包括人类未来走向的真理。教条化的马克思成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些政权革命和夺权是有帮助的。再者，这些政权需要维持统治，也需要这样一个框架，教条化对于这个过程也是有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是20世纪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

我在台湾开始接触马克思，是在将其作品视为“禁书”的环境下去认识他的。后来，我去到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的重镇（波士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下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因此，当我来讲马克思，我不得不交代我与中国大陆的听众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对于大陆听众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和在这一套系统下的基本的术语、观念之间的联系，我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就可能出现误会，比如马克思哲学许多最基本的内容，听众已经学习过很多年了，而我还是当作新知识来讲；再比如我讲的内容与他们所学的之间的差异，他们可能会因为内心已经建立的对马克思的认识而抵触马克思的其他面向。所以，我愿意在一开始就将我们的背景差异说清楚，在我和听众读者之间，这个差异一直存在。从我的想法理论出发，到听众读者接受之间有一个无形的墙，我们不能假装它不存在，即使我们不会立即接触到它。

正因为我不是在这样的教条下，我认为自己是适合来讲马克思的。因为没有被教条绑住，限制了读书的方法和眼光，我可能会看到不太一样的马克思，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同时把被夸张的可以收回一点，被忽略的可以放大一些。

《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杨照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燕京书评：西方自由主义世界似乎也存在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解读或者攻击，比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杨照：对于这个说法，我必须有一点点修正，因为教条必须牵涉到权威，如果没有权威也就不可能建立教条。教会有教条，实际上Dogma和Dogmatic都是来源于教会对信条的解释。所以，我不太能说西方世界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西方的共产党有一套从共产国际延续下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比如斯大林所奠定的“历史五阶段论”，即使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在他是英国共产党员时，他也必须接受。这是党的立场，可以说是教条。

而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延伸出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没有这种权威，因此也无法形成教条。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是作为一种处于反对立场的批判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运动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环绕着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批判理论，他们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当时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在政治经济社会上，资本主义都占有权威地位的主流社会。

其实新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批判工具存在的，第一有清楚的对象——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环境，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涵是无法认知和体会。同时，强大的敌人也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和想法联系起来，将其结构化和系统化。第二，新马克思主义对面的敌人本身也没有清晰的教条，也不是单一的政权，也不是一套类似于教会的系统，资本主义和市场本身也在改变，因此是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敌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流行的现象，时间也并不是很长，从5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半个世纪中发展出五花八门的形态，呈现出非常热闹多元的状态，我们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方式确定下来。所以，也不存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教条。

正因为中国大陆整体的环境从改革开放到进一步复杂的国家资本化，现在课程听众也更能理解我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更加熟悉马克思思想对应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更有必要将马克思放回与资本主义敌对的明确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看待马克思更丰富且不同的那一面。而在资本主义取消或者说资本主义没有合法性存在的社会中，人们是很难体会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敌人不存在，马克思思想作为批判工具和手段的部分也将基本消失。前后两种理解的马克思思想，是非常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说法和衍生版本。我们已经不能否定由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庞大体系，以及一系列不同的著作和想法。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要回到马克思，思考他到底说了什么，他处在怎样的环境以及到底想说什么，这是我想要解读和整理马克思思想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左前方），阿多诺（右前方）与哈贝马斯（背景右方），1965年，海德堡。

如何阅读马克思？

燕京书评：你也曾多次讲述马克思，从2005年开始在“诚品讲堂”开始马克思讲座，再到2014年《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到如今的《你好，马克思先生：资本论及其创造的世界》，有什么变化吗？

杨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只是环境在不断变化。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台湾有“新左热”、“新马热”，还有“韦伯热”，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那种西方正在流行、但之前不能关心不准接触的思想，有吸收的狂热。到了2005年，我第一次在“诚品讲堂”开始讲《资本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感觉台湾并没有因为开放后就人手一册《资本论》；相反，《资本论》反而卖不出去，出版社的中文版《资本论》居然也断版了。我当时讲的时候，对此也是有一连串的感慨。实际上，那一次讲座也只有5堂课，大部分我希望讲的框架都没有讲到。那段时间，台湾对于《资本论》和马克思兴趣不高。2012年，我在台湾出版了台版的《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令人惊讶的是销量还不错，说明还是不少人对马克思好奇有兴趣。2017年，我才又在“诚品讲堂”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讲，两次虽然跨越了十几年。诚实地说，我想要讲的和对马克思的认识差不多停留在2005年40岁的时候，没有太多改变。

我在2005年就非常清楚，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明白马克思思想本源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太复杂。如果要追究马克思思想为什么如此复杂，并在之后近乎无边无际地不断扩张，衍生出很多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我们就不得不认识到马克思试图建构一个包山包海的弥天盖地的网络，他想通过这个庞大的体系彻底解释资本与资本主义，因此需要涵盖这个问题的所有面向。另外，马克思思想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因为体系过于庞大直到马克思去世也没有完成，继承者恩格斯也同样没有完成。我们今天想要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认识到并还原这件事。

对于马克思的各个面向，我们不仅都要触及到，而且要按照他的愿望，不将每个部分切割开。按照今天的方式，马克思的一部分是属于社会学的，一部分属于经济学的，另一部分是属于政治学的。马克思本人并不想这样做，多学科方法的融合，既出于巨大的野心，也更加显示他的贡献。我尊重马克思，所以讲马克思思想一定要混合或者说既分又合，分的有经济的马克思、社会学的马克思、人类学的马克思、哲学的马克思还有革命的马克思等。同时，也要将这些不同的角色还原，不只是还原成一个人，更重要的是组合成一套思想，而不是分散开。做到统一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2005年的时候，我找到了我的策略、方法和内容安排，所以十多年的主要内容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杨照在“看理想”平台开设《你好，马克思先生：资本论及其创造的世界》音频课

燕京书评：你在阅读中国传统经典中也提到了两种“历史性的阅读”和“文学性的阅读”，与阅读马克思的历史的和现代的两种方法似乎有某种联系，这是不是构成了您阅读经典的两种方式？

杨照：其实是有差别的，文学性的读法是读经典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历史性的读法是放到特定的时空下比较与当下的不同。所以，文学性和历史性读法，一个是求同，一个是求异。而在读马克思的时候，我花很大功夫让经典与现在的资本主义环境、系统和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发生关联。我刻意忽略了历史性的读法，也就是求异的读法。

在课程番外的时候，我也对听众和读者讲，我不得不向大家道歉，因为按照我的习惯，在介绍任何一本书时一定会先介绍作者和他生活的时代。我的思想史信念和接受的训练是，将每一个作品当做作者面对特定的时代所提出的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和面对问题时作者得到的或是提供的答案。因此我一定会回头问，作者是谁，他有怎样的生平，有什么样的家世，遭遇过怎样的挫折，他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将著作当做巨大问题的一个解答。

但在讲马克思的时候，我没有系统地做这件事，所以历史性的读法在读《资本论》中还是比较少，用的力气比较多的是贯时性读法，也就是分析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提出的看法为什么仍然有效，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崩溃瓦解。很多人看到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存在，因此认为马克思思想荒谬。这恰恰是他们忽略了回到《资本论》来认识马克思，相反如果从《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看，的确会得到资本主义崩溃的结论。我强调的贯时性阅读方式，是以现实作为基础，但这是有危险的，因为我反对一种“古为今用”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古人思考的事情是我们而设想的，把古人说的话为了今天我们使用，这是我尽力避免的。我也必须承认在解读《资本论》的时候，我将现实资本主义的生活和环境放在我的心头，我也多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案例，这是相较于我其他经典解读比较特殊的地方。

《经典里的中国》，杨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燕京书评：为何在课程中着重关注《资本论》，如何理解《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位置？

杨照：马克思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彻底解释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是如何形成的，资本主义是怎样的历史现象；更进一步，他想要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世界是邪恶的，并预言在未来资本主义一定会瓦解。因此，想要整合马克思的思想，就一定要理解其思想的核心，也就是资本。从这一点出发，很明显马克思一生最认真也是最完整、最庞大的作品就是《资本论》，并且《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前也出版了。如果选择任何一本著作谈马克思的思想，非是《资本论》不可，其他作品既没有这样的规模，也很难认为处在同《资本论》一样核心的地位。同时，在发现马克思的过程中，很多人认识马克思的过程也是逆反的，先读后期的《资本论》，然后20世纪才读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手稿，中间可能穿插着与《资本论》相关的笔记。

介绍马克思思想，当然也可以不选择某一本书；但我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希望将我的课程当做读书课，听众听完课程后想去读书，所以我坚持会选择这样一本书作为基础。

理解马克思的不同角度和当今价值

燕京书评：在伯林笔下，马克思似乎是一个过分理性的思考者；而你将马克思刻画为一个人道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马克思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比如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记者，甚至是文学家，如何从这些不同的角色去理解马克思？

杨照：解释马克思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在理解不同人对马克思的阐释时，首先应当认识到解释者是从什么立场来评论马克思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在讲理性的时候，他对照的是浪漫主义，这是他自己的内在冲动。同时，也反映着他自己的个性，他一直都相信自己有着理性的外表，比如他的历史和思想史研究，而内在却是浪漫主义者。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去往莫斯科后，遇到阿赫玛托娃，交谈一夜，遭遇到浪漫的冲击。

伯林解释马克思有他自己的倾向，每个人面对并想要解读马克思都会这样，这源于马克思的广博。这种广博不是博学，不是钱锺书或是陈寅恪那种博学，而是马克思在讲述某个事物的时候，他会将可能相关的一切东西都提及和囊括，一个也不放过。资本论，也是他庞大思想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要想接触和了解马克思，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的心理，也就是将他从各个不同面向去趋近资本的方式都要整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伯林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燕京书评：在论述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后，你似乎特别关注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形态，也就是通过马克思视角分析当代问题，马克思思想遗产对于现代人的重要价值在什么地方？

杨照：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马克思清清楚楚提醒着我们正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排山倒海的现象，它是多层次多面向的，也是人类经历过长远的历史发展后，形成的非常独特的体制。我们今天读马克思一是确认他所论述的内容，比如说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利息，什么是对未来获利的预期，什么是资本本身等等。马克思一百年前讲述的内容，到今天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础。他的分析就像一道道不同角度的光，我们通过他就能看清楚生活的环境。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再现和提醒汗牛充栋，马克思可贵在于他在描述和分析后，有他自己的出发点，他念兹在兹提醒读者，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他所做的就是挑资本主义的毛病。

实际上，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也非常多，比如西方世界部分激进的绿党，他们的主要议题是保护环境，除此之外他们也攻击和批评资本主义，但其强度和广度远远比不上马克思。他们批评资本主义的方式是片段的，马克思是多面立体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许多的迟疑，因此可以存留一百多年。这段时间，又吸引了更多聪明的人进入他的阵营，不断补充、扩张，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断地面临着挑战，如果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内部运作的任何事实，相应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就有一个回应或质疑。所以，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生活的人，无论是消费、投资和工作或是设想自己的未来，都应当阅读马克思。

“我做到了那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

燕京书评：在一篇文章中，你提到“知识路上的四个敌人”，第一个便是“恐惧”，而成长的时期仍然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你是否经历过阅读作为禁书马克思时面临“恐惧”，如何克服这种“恐惧”？

杨照：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唐璜的门徒》中，唐璜提到的“恐惧”是指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为了弄清楚身边的环境，“恐惧”逼着我们不得不去求知，两种“恐惧”意义可能不太一样。说回“恐惧”，它既是我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也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激励的力量，只是在不同的年岁，我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过，在根本的性格上， 我天生对一件事非常厌恶，就是自己被什么东西吓到，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对我来说，任何的禁忌或者是纯粹出于恐吓的禁令，往往会激发我的反抗和犯规的冲动。

和我比较亲近的朋友大概知道我的个性，他们会认为我的性格有矛盾的地方，比如开车的时候会开得很快很“凶猛”，但又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并不是因为被规定了然后我要遵守，我一定要考虑过，想清楚规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十几岁就是这样的性格，恐惧的效果不是让我害怕，而是让我生气，但我不会单纯去冲撞去反对。因为冲撞反而不能达到目的，比如我读《资本论》，如果冲撞就一定读不到这本书，我必须迂回地想办法。“恐惧”转换为一种动力，让我绕过那些恐吓和威胁，去看到不让我看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大概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燕京书评：在最后你提到“如果30岁前不曾是左派，你就是一个残酷、冷血的混蛋；如果30岁之后，你还是一个左派，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笨蛋。”马克思对你过往的时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照：我所使用的左派和你们印象中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所受到的是广义左派立场的影响，而广义左派所关注的最核心的事情是社会公平。为什么说三十岁之前必须当一个左派，这是说你的心里不应该只有自己的利益，当你得到或是失去某些利益的时候，你还会考虑别人应该得到多少，不应该得到多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分配，这是左派的最重要的，也是热情所在。

我在年轻的时候，层层叠叠受到各种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我对孔子的认识和理解，使我生成理学的道德自主性的态度，再比如读陈映真的小说，他所传达的非常浪漫的左派想法，如果人只是为自己而活，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眼睛里必须有别人，生命也不能只是环绕着我得到了多少。在自己有所得的时候，也要问自己 do I deserve? 我值得得到这么多吗？要权衡自己是不是拿得太多。想到自己匮乏的时候，体会到匮乏带来的挫折和痛苦，问问自己我能忽略那些和我一样匮乏甚至比我更匮乏的人的痛苦吗？左派在情感上要感受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旁观别人的悲剧。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长大后不再是天真的左派，为什么会抛弃了那种照顾他人，感受别人痛苦，在意分配平等的想法？甚至到后来所有人都来告诉你，要认清现实，不能够再用这种天真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新马克思主义最尖锐的地方，就是分析我们是如何被骗。社会本来应该让每个人处于安全，得到保障，分配到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为什么现实不是这样，可大家又认为这种现实理所当然。新马克思主义，比如批判理论，它着眼于文化领域，文化背后是思想和价值，批判理论想揭露系统如何洗脑，让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关于公平的的那些高贵的想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中去除，让人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混蛋。

到了30岁之后，为什么会是笨蛋？因为此时你会意识到社会公平实现非常非常困难，不能单纯只有热情，要有想法，要有观念，要有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有甚至比马克思更优秀的革命的行动能力，连马克思在这方面都是一塌糊涂，可见任务的艰巨。可是，又有多少30岁以上的人还记得这样的使命？我希望能让更多30岁以下的年轻人了解到什么是社会公平唤起他们对社会的热情，至少应该花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投身到这件事上，不单单为自己，而是去塑造和打造一个更公平、更美好、更自由、更自在的社会，让许许多多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活得更好。

幸好，我年轻的时候受到过这些影响，这些书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老师；读书的过程，是我生命最好的体验。所以，我才能在台湾的关键时刻中，做到了这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打造出一个和前一代放在我们手里完全不一样的台湾，并且可以不害羞不愧疚地说，改造后的比交到我们手里的好得多。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情境，我们总要给自己一个梦想、一个使命，不管前一代交到我们手里是怎样的社会，等到下一代接手，我们回头看时可以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该做的。

陈映真

燕京书评：有人会认为70年代以后，世界似乎都在右转，如今显示得更加明显，对于那些仍对美好世界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杨照： 放宽自己的眼界。

我刚从德国回来，我真的希望大家多读欧洲的书，多看欧洲的新闻，多了解欧洲的不同政治和社会体制。大概现在中国很少人会比较深入地去认知默克尔夫人下台之后，德国正在面临的关键选举，他们是如何探讨选举，他们在意什么，等等。扩大对欧盟区域的认识，比如德法之外，那些欧盟的反对成员、冷眼看欧盟发展的北欧。如果不是只将眼光集中在中国和美国之上，看到的和感受的将非常不一样。

有人认为，左派在70年代放完了烟火，但放完烟火之后，不代表没有火，没有光了；反而是到了90年代，从英法开始，后延续到整个欧洲，那些左派彻底地反省60年代以来的错误。他们放太多烟火了，这种热闹是不对的，必须要冷静下来，面对所有的问题，并一一解决。从劳资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分配，到后来种族与选票之间的冲突，到宗教和新兴自由民族主义的关系。如果这样看，后面30年是了不起的，是没有烟火的。

我们讲左派的时候，不要用几个阶段那样快速的浏览，左派有很长的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要放宽自己的视野：从19世纪末看起，看看20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才能知道21世纪怎么来的。同时，要把视野打开，不能只看中国，不要以观光客的眼光，只看那些地点景观，要更深刻地挖掘政治社会和不同的体制安排，等等。看过更大世界后，你的眼光不一样，关怀不一样，想要寻找问题答案的方式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