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师兵败汉江，彭德怀怒批韦杰：刘伯承是条龙，60军却是一群虾

 

180师兵败汉江，彭德怀在战评会上批评60军军长韦杰：“刘伯承是一条龙，一条汉江却让你们60军变成了一群虾！”

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结束后，针对三兵团180师成建制的覆没，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厉批评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

“刘伯承是军事理论权威嘛，咱是丘八，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兵吗？刘伯承不是讲战术吗？你们怎么不讲战术？”

志司党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出总结：

“虽然此役歼敌8.2万，但自身伤亡7.5万，从战役目的到伤亡对比上看，都没有占到什么大的便宜，更造成部队（180师）成建制的覆没。（180师）是建军以来，除湘江战役的34师以外，唯一一次建制师被敌军打光的部队……”

这次会议之后的战评会，王近山没敢参加，作为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顾虑38军梁兴初的前车之鉴，生怕在会上被火力全开的彭老总骂得下不来台，因此不敢到会，也没让政委杜义德去，就只派了兵团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去参会。

对于王近山的缺会，彭德怀司令员极为不满，便将脾气全部发作到三兵团60军军长韦杰身上。轮到韦杰发言时，当着在场20余名将领的面，彭德怀命令韦杰站着说话，韦杰面子上挂不住，起身后始终沉默不语、一言不发……

彭德怀司令员更加愤怒，脾气上来后怒批韦杰：

“你们是二野的兵，二野的部队就是这么个样子吗？这是我们志愿军的耻辱，教训在哪里？教训就是用将的问题，你那个师长负有直接责任，该军法从事，该拉出去枪毙。刘伯承是一条龙，一条汉江却让你们60军变成了一群虾！”

两个多月后，韦杰被免去了60军军长职务，调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战役系主任。

韦杰接到调令后，一天都没耽搁，马上出发，快马加鞭地赶去老首长刘伯承院长那儿报到去了。

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多次在会议上批评三兵团：“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兵吗？”

对于这件“历史公案”，追本溯源，还得从20年前红军时期的“宁都会议”讲起——

1932年著名的“宁都会议”上，以左倾著称的博古，大批特批主席执行的是“错误的右倾纯粹防御路线”，会上博古还给主席扣上了诸如“消极执行中央作出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不尊重中央领导”、“全盘否定中央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等等罪名……

会上以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以“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再到前方”为由，撤销了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并完全将其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

刘伯承此时刚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不久，出于对苏区情况的不了解，也就随着多数人的意见，举手投了赞成票。

那时的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学成归来，学到的全是苏军大兵团、大纵深的进攻战略，思想上确实有些不太习惯红4军的“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

“宁都会议”后，作为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军事专家，刘伯承被李德、博古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一时期，在瑞金的党报上发表过一篇批驳红4军“游击主义”的文章。

多年后，主席回忆道——

“那是一段灰暗的时光，无事可做，门可罗雀。只有两个人来看过我，一个是陈毅，一个是林彪。”

刘伯承素有“党内孙武”之称，但彭德怀对其执行李德、博古那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作战方针，颇为不满。

在李德错误路线的指挥下，1933年2月12日的南丰战役中，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硬着头皮攻打南丰城，致使部队遭受重创，彭德怀怒骂：

“还孙武？正规战？主动出击？再要这样瞎参谋，乱指挥，红军的老底就要赔光了！”

从此，彭德怀把李德、博古的一系列军事战略错误，分出了一笔，记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原先的下级变成上级，彭德怀成为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原先的上级却变成了下级，刘伯承成为了八路军129师师长。

巧合的是，历史再一次在这二人之间重演。不同的是，下达命令的是彭德怀，执行命令的变做了刘伯承。

1941年10月30日，“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家垴战斗，面对占据有利地形，把50孔窑洞连为一体，据险死守的日军冈崎大队500多人的顽强抵抗，刘伯承集3个旅又2个团激击一天一夜，硬是没有拿下来。

129师的部队，整营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地攻上去，又一次次的被击退，每次只有几十个人能够活着撤下来。

眼看伤亡太大，刘伯承不得不在电话里说：

“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下去！”

彭德怀在电话里吼道：

“拿不下关家垴，我就撤了129师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最终，刘伯承红着眼与日军血战两昼夜，在敌人援兵已经迫近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出战斗。

陈赓回忆：“关家垴一战，我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阵亡1000多人，仅毙伤日军200余名。师长刘伯承撤退命令一下，就瘫坐地上，被担架抬着退出战场。”

彭德怀后来也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关家垴战斗是自己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其他三次是赣州战役、西府战役和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

时间来到了1944年，正值延安整风时期，4月30日，刘伯承代表129师作报告时，就事论事地说到了关家垴战斗中的种种得失……

不料，此番发言，就此引发了延安对“百团大战”得失利弊的大讨论。

特别是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普遍的看法是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真实实力，从而引发了日军的疯狂大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对彭德怀的批评就此展开，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嗓门也越来越大，甚至上纲上线，罔顾事实地批判了整整40余天。

就连刘伯承自己都没有想到，本来就事论事，仅仅针对关家垴战斗的总结发言，竟然会引出这么大的一场风波！

经历了40余天批评的彭德怀，心里郁愤难平……

本文开篇说到的，彭德怀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后的战评会上批评韦杰：“刘伯承是一条龙，一条汉江却让你们60军变成了一群虾！”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就要回到1947年，1947年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前身）最困难的一年。自上年末的张凤集战役失败，丢失整个鲁西南根据地后，整整8个月里，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得不东奔西走，始终处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境况。

苦苦支撑到1947年6月，南下是唯一的出路，中央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7月底，国军趁着连日大雨，黄河水位暴涨的情况下，炸开柘城至鹿邑地区多段大堤，有效的延缓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机动速度，打算围歼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马于黄泛区。

晋冀鲁豫野战军如不能迅速通过黄泛区，并成功渡过沙河、汝河的话，势必全军覆没于此！

生死存亡之际，司令员刘伯承率领部队践行了那句名言：狭路相逢勇者胜！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路顽强冲杀，战至8月17日，熬过了第一关，顺利冲出了黄泛区，但也付出了减员7000人的代价。

8月18日，强渡沙河，一番血战后成功抵达南岸，晋冀鲁豫野战军减员达1500余人。

8月2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头部队进至汝河北岸，左右两路大军顺利渡过汝河到达南岸后，在大、小雷岗马上遭遇国军吴绍周部的堵截。

双方激战中，左右两路大军苦苦等待尚未过河的中路军——野司机关以及各直属队。

面对前来增援的越来越多的国军，南岸的部队一边顽强的战斗，一边还把6纵18旅抽调出去搭浮桥，等待野司机关随中路军到达。

此时南岸的我军已是力不从心，渐渐坚持不住了……

18旅旅长肖永银在汝河上搭浮桥，搭起一段，就被敌机炸掉一段，如此反复，整整一天，肖永银的浮桥就是搭不起来。

而此时已赶到的中路军被汝河阻隔，两岸部队遥遥在望，可野司机关和直属队就是无法渡过汝河。

眼看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悲剧，就将要在汝河上演……

18旅旅长肖永银说道，就是刀山，也要把它踏平，大不了18旅一齐“烧铺草”。

什么叫“烧铺草”？

“烧铺草”是民间由来已久的丧葬习俗，指的是人死了之后，要把他生前睡过的铺草烧掉。

在浮桥搭起后，18旅上演了“全体上刺刀”的拚命桥段，在三面临敌，一面背水的恶劣形势下，以白刃战在万军之中为全军开路，硬生生要用刺刀杀出了一条突围通道。

当此生死关头，国军吴绍周部110旅的防线上突然很奇怪的让出了一个缺口，肖永银乘势率部掩杀过去，一路畅通，很快就中心开花，打得吴绍周部全线溃退！

放出这个缺口的，是国军110旅的旅长廖运周少将，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正是他率领着已升格为师的110师起义，从而最终导致了黄维兵团的彻底覆没！

而廖运周早就是我党同志，潜伏敌营十余年，在此生死悬于一线之际，是他的110旅故意放开防线，在生死关头拯救了晋冀鲁豫野战军。

此战，晋冀鲁豫野战军损失6000余人，但全军终于顺利渡过了汝河。

8月2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抵达淮河岸边，后面紧跟不舍的是：国军整编第10师、整编第15师、整编第45师、整编第85师，另外还有6个旅，近10万追兵！

刘伯承司令员亲赴岸边察看，大雨中，不仅没有一帆一船，连老百姓都见不到一个。

正在冥想之际，突然看见上游竟有一人一马涉水走进淮河，须叟竟到了对岸。

刘伯承大喜，立即命令：全军立即从上游徒涉。

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全军成功渡过了淮河！

8月27日天亮前，最先赶到的追兵又是吴绍周所部，吴绍周循着河边纷乱的足迹，有样学样的命令部队全体徒步涉水过河。

可是他却没有刘伯承司令员的运气，全军半渡时，昨夜的大雨令上游水位暴涨，洪峰突至，整编第45师瞬间就被洪水冲走了一半！

吴绍周隔河哀叹一声：“这都是命啊！”

渡过了淮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终于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转进，在此次整个转战途中，减员近2万人，但成功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最终将一局死棋盘活！

从此，在国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刘伯承是一条龙，和刘伯承打仗，地名千万不能沾水！”

果不其然，后来的淮海战役，国军输了个精光！

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所说“刘伯承是一条龙”，指的就是这段往事。

转眼到了1948年，刘伯承司令员亲率第二野战军高奏凯歌一路打到大西南。两个多月时间里，穷追猛打两千里，用50万兵力全歼国军90万之众，创下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之后，刘伯承担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仅仅一年，即向中央建议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并主动辞去西南局的所有军政职务，一心一意地投身到学院的建设和教学中去。

刘伯承是建国后唯一的一位，主动辞去全部军政职务，主动交出兵权的一方大员。

刘伯承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胸怀宽广，坦荡无私的革命情怀。同时敞明心际，自己根本无意权力，只想静下心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好好地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刘伯承元帅这一番良苦用心，这一种高风亮节，怎不令后人由衷的敬重和折服！

但是，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刘伯承元帅却首当其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1986 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因病逝世。

小平同志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

“1958年反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986年10月16日，刘伯承元帅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党政军各界三千多人参加，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