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远大炮难“威远”：大清的火炮技术为什么会停滞不前？
作者：治理历法南怀仁
图片/排版/校对：循迹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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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清沿海多个重地均遭到了英军舰队的强势打击，而英军发射榴弹的火炮则给大清的亲历者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英军发射榴弹的火炮类型有多种，清人起初无法区分，只能统称为“开花炮”、“炸炮”或者“飞炮”等俗名。因为缺乏对应的武备，各地在乱局之中被迫开始仿制类似武器。
江苏承平日久自不待言，广东作为唯一长期对西方开放贸易的窗口，从官府到军队却同样没有多少对于爆炸弹的认知，反而是福建、浙江军需局在没有学习外来材料的情况下抢先制出了榴弹。
闽浙的作为说明此类武器的技术在中土并非完全无根无基，那为什么又会出现如此奇葩的状况呢？问题，其实就出在大清的皇帝身上。
清朝号称皇权巅峰，巩固集权的典章制度在清高宗乾隆时期臻于完备，即便是细微如某种武器的存储和调遣，都难以逃脱被笼罩的命运。
明末内外交困之时，朝野上下均大力引进西方火炮技术。然而，由于大明军政机器的颓势，这些犀利的兵器和技术亦有可能落入农民军和后金-清之手。
对此，有识之士纷纷痛陈建立严格火器集中管理制度的必要。
1630年，徐光启就曾进言，大型火炮的测量和操作技术必须限制在少数人手中，不能使人人都会，即“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
1645年，南明兵书作者郑大郁也在作品中提出，第一等的火炮应该收藏于内府，“以示举重驭轻之势”，第二等的用于边镇，第三等的用于守堡，第四等的则用于车营、步战。
更有甚者，已经是明遗民的陆世仪还在为明代火器的泛滥而痛惜。他认为火器就应该严厉禁止，不得私下传习。国家在都城创设火器营即可，边镇如果要用火器，都从都城派发，战事结束则必须收回。
笔者无法证实大清的雄主们是否曾读到过以上篇章，但这两者对待火器管理的思路却完全不谋而同。其中，尤以乾隆为甚。清代早有仿制发射榴弹的西式臼炮，而恰恰是乾隆奠定的相关制度造成了技术断层。
清初，俄国哥萨克探险队在东北大肆活动，他们的西式臼炮一度在当地军队和居民中造成震动。1686年，考虑到正与俄国人交战，前线攻坚乏力，康熙皇帝要求传教士南怀仁指导仿制西式臼炮。后来此炮被赐名威远将军炮，另有俗称“冲天炮”、“西瓜炮”等。
接着威远将军炮随军参与过征讨噶尔丹，并且一直保留在西北边境的大营中直到雍正时期交回。
这个阶段虽然炮仍需皇帝指令从北京调派，但是军队拥有很多自主权限。而乾隆继位之后，威远将军炮彻底成为“居重驭轻”的秘密武器。
1748年9月，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前线清军推进得非常艰难，主帅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张罗造炮、运炮，同时频频向北京请炮。鉴于形势严峻，乾隆特批了雪藏已久的威远将军炮。
不过，傅恒等人遵命从八旗汉军炮局以及工部、内务府调出火炮和炮弹后，尴尬的场面随之而来。
朝廷看似最倚重的火器之一，居然找不到专业的炮手。因为威远将军炮属于臼炮类，射击仰角较大，难以采用直瞄方式向目标射击。
因此，对于测定射击点和目标的距离，相应的炮管倾斜角度都需要由专业的人和工具来完成。八旗炮手平时根本无此训练科目，能熟练掌握臼炮的双点火机制，把握好引线的燃速都算不错了。
这次大张旗鼓调出火炮，八旗汉军炮营中却没人能进行专业的测量，试射时炮弹命中与否完全随缘。
军营中既然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只能从文官中寻觅靠得上边的。于是，刚从钦天监调至工部的何国宗进入了朝廷的视野。何国宗出身于天文世家，历代多人都任职过钦天监，本人的数学能力在当时也是顶尖层的。
何国宗搞距离测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毕竟没有从事过军务，火炮的操作可能临时恶补了点课。好在此时清人能翻出来的弹道理论仍处于忽略物理、化学因素的粗糙阶段，所以何国宗只需先将距离算好，再查一查西洋老作品中的射表作为参考，然后指导炮手不断调试就行了。
何国宗参与后，威远将军炮的试射效果才不断提高，并且可以向前线发送了。由于也需要测量人员跟随前往金川，何国宗向朝廷另外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人是二等侍卫讷和图，他虽然不在军营服役，但好歹是武官头衔。而另一人选竟然是户部缎库笔帖式纳海，也就是说为了给大清皇帝视作顶尖武备的火炮提供测量技术，都窘迫到了去户部的下属部门挖低级文员的程度。
难得的是，四名炮手也幸运的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分别是王瑶君、程宗孟、刘国平、祝敬。他们来历不详，参考后面两次的征调，极有可能是内务府的人员。
随着第一次金川之役的草草落幕，威远将军炮还没派上多大用场便继续消匿声息。直到1769年，为了推进征缅之役，乾隆才再次批准向前线调派威远将军炮。
此番调用有了当初金川事例的经验便驾轻就熟不少，没有出现一时找不到专业人士的情况。除了内务府、工部提供火炮、弹药、炮手之外，测量人员直接从钦天监的天文科抽调。天文科是负责使用各类测量仪器的部门，从中挑人的确最合适。
当时被抽走的是五官灵台郎刘宗澍、博士赵承良、孟廷杰。不过，关键点还是没变化，即由纯粹的文官来担纲这项帝国顶尖军事科目。
也许是相关人员遭到疫病的重击，威远将军炮也没有在缅甸建立显赫功绩。它在乾隆朝的第三次隆重登场倒没有等待多久，紧接着的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又有其用武之地。
1774年8月，乾隆为了尽早动摇大金川土司的士气，主动祭出了威远将军炮。为了尽可能发挥效用，京中还特地安排了木头制作的碉楼模型，立在山上作为标靶试炮。派去前线测量的依旧是钦天监天文科的五官灵台郎等人，此次调遣与征缅战役仅隔数年，可能人员构成相差不大，工部、内务府、八旗炮局、侍卫等部门或人员也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能。
然而，事后乾隆仍不放心，觉得西洋人肯定测算能力更好，便又加派了传教士傅作霖去前线。这位传教士非常倒霉，因为他的测量成果和天文科的人没什么差别，效果都可以，但是自己不适应高原环境，被病痛折磨了许久。
此次战役中，清军的重炮已经先将大金川的工事破除得七七八八，开花炮弹实际上也只准备了300发，所以仅在围攻土司核心官寨时才正式投入威远将军炮。
不过，对于抵抗者的士气打击还是非常明显的，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威远将军炮自造成起，就是八旗独占的武备。它们本来经常随军出征，或长期留存前线军营，由军中炮手掌握使用。然而乾隆继位之后，将一切权限彻底从军营中收回。
内务府负责制造、存放部分火炮和炮弹、提供炮手，工部负责制造、存放炸药和部分炮弹，八旗炮局负责存放部分火炮和炮弹。每次出征调用都是各个部门都出一部分存货，而非某一家专职负责。
火炮名义上仍存留京营各旗的炮局，但实际上京师八旗的炮营一不配备专门炮手，二不在训练中使用该炮。就连如何运输押送这一件事都要由侍卫、工部和内务府全部掺和进来。最后，钦天监出测量员，但不提供仪器，仪器还是从内务府拨出。
而北京城之外的驻防八旗军中只有齐齐哈尔城、黑龙江城、绥远城和惠远城配备了少量威远将军炮，但同样既没有相应的弹药储备，也没有测量仪器和训练有素的专门炮手，实质上就是充当几门炮管子的仓库。
乾隆的考量就是将决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其他职能尽可能分解，以防止某一个部门能够垄断这项事务。反观同期的西方各国军队，虽然武器管理一样具备完善的审批制度，但是从没有将本应由炮兵部队专门负责的一种武器，变为了只有皇帝御批才能得见天日、走向战场的尴尬神器。
从运输到使用等各项职能被拆得七零八落，军队中更不组织创建专业的单元。那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军队根本无所适从。
用来打击金川、缅甸这些敌人还好，皇帝有大把的时间从容调拨。一旦遇上英军这种降维打击的狠角色，哪还有机会将武器调来调去。即便能够调往前线，威远将军炮也已经是过时的武备，对英军强大的舰队和机动灵活又精干的陆军来说又能算的了什么？
除了这种临时需要才搭起的草台班子之外，整个大清外界能间接了解到威远将军炮的地方实际上只剩下了《大清会典》及其相关则例、事例这种各级衙门办事章程里，或者《皇朝礼器图式》和两次平定金川的方略这类专门用于对外夸饰武功的官方典籍中才能看到。
然而这些文字作品浩如烟海，真能留心的又有几人？1793年，文人薛传源在其《防海备览》一书中完整引用了《大清会典则例》里的威远将军炮使用条例，我们也能看到1801年一名浙江某书院的学生论火炮的文章，如流水账一般列举《皇朝礼器图式》里的各类火炮，包括威远将军炮。
可是，除了摘抄和引用，再无其他实质内容，对于一潭死水的技术领域来说连水花都谈不上。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样的恶果便毫不留情地凸显出来。
榴弹的技术门槛相对低，类似的炮弹自宋金时期起一直传承到明清，只不过清代没有继续推进其与火炮的结合使用层次。即便有浙江、福建能抢先造出，反过来说明此类技术在很多地方实际上相当于失传了。
况且造出来的成品照样无法高效使用，因为从炮身到炸药和引线的制造、处理都远远落后，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
最为关键的是，连派出钦天监人员参与测量这种故技，道光皇帝都施展不了了。假如他有心回顾一番威远将军炮的出场纪录，一定会尴尬的发现，威远将军从未真正“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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