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百家｜殷剑峰：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顺应发展大趋势

 

作者：殷剑峰，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银行是金融体系的压舱石，银行稳则金融稳，金融就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银行业曾经历经多次重大调整，为消化吸收金融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银行业再次面临转变经营理念、重新定位功能角色、顺应实体经济新趋势的重大调整。对此，浙商银行提出一个新的经营策略：基于小额分散资产、弱周期行业和客户服务总量等三支柱，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

银行追求经营平稳的主动担当

首先，在全球经济周期性下滑、同时波动加剧的态势下，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是银行规避风险的主动举措。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全球经济曾经度过了一段被称作“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黄金时光：经济增速保持在高位，通胀保持在低位，各项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大幅放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了大缓和，但是，在中国经济的强劲带动下，加上主要经济体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经济一度企稳。然而，在2020年迄今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下，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周期掉头往下，同时波动加剧。

目前全球经济正面临三重挑战：其一，滞胀压力。不仅发达经济体早已经面临着因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问题，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之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能。与此同时，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了史无前例的MMT（现代货币理论）政策，加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水平正在快速提升；其二，巨大的债务压力。在新冠疫情前，主要经济体的政府杠杆率就已经很高。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仅政府杠杆率继续飙升，私人部门杠杆率上升的幅度也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而且，私人部门的负债主要集中在受到疫情冲击的低收入家庭和困难企业。可以说，全球债务的脆弱性史无前例；其三，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在后2020时代，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和主要国家采取的非市场化竞争打压，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就是，全球化正在从以往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全球化，转变为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以国家安全为首要考虑的全球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面对全球经济周期性下滑和波动加剧的态势，浙商银行提出要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在经济好的时候，银行经营也很好，但不追求最好；在经济较差的时候，经营状况不至于很差；总体是比较平稳的”，这一提法体现了银行业自身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主动担当。

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举措

其次，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既可以提高银行自身的价值，更有助于降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维护金融稳定。银行经营遵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评估银行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获得多少收益，更在于银行承担多少风险，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才是度量银行价值的适当指标。对此，国内外都存在很多经验教训。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经营次贷业务的美国银行业以及从事结构化金融业务的国际银行机构都曾经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但也都因为危机而被打回原形。在国内，过去十年间盲目追逐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机构也都在遭遇程度不同的经营困境。

从宏观上看，银行是否稳健经营还决定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乃至宏观金融稳定。长期以来，银行都被当作是顺周期行业，甚至被看作是助推经济周期波动的金融加速器。尤其是在过往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投资率长期高达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两倍，而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投资的资金来源又主要依靠银行，因而银行对高收益的追逐就成了放大经济周期波动的溯源。一些经营中的金融创新，通过“银行的影子”为各种不合理、甚至不合规的项目提供融资，从而放大了银行的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不仅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必要，也是银行积极、主动地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关键举措。为此，浙商银行提出资产配置要偏重于小额分散资产和弱周期行业资产，通过控制授信集中度来分散风险，通过选择经济周期相关性较弱的行业来降低风险系数。

银行重新定位功能角色的必然追求

最后，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是要对银行的功能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从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靠投资，投资靠银行贷款，银行存贷息差又因利率管制而锁定在一个非常惬意的水平，银行的角色就是一个简单的息差收获者。可以看到，自2014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GDP就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主要构成是银行息差，而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主要来自金融服务收费。从两国服务业对外贸易看，金融服务常年为美国取得巨额顺差，而中国金融服务对外贸易余额几近为零。所以，中国的银行业靠的是息差而不是服务，以这种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业大而不强。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和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银行躺着赚取高利润的时代已经结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可以看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业已初步完成，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投资拉动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部门原先旺盛的贷款需求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在不断减弱。同时，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住房市场的供求格局也已经发生彻底逆转，居民部门主要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贷款需求在近两年大幅萎缩。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银行功能角色的转换。对此，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关键点是，银行是服务业的一员。更准确地说，银行属于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的范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理，中国的金融发展也必须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实情和国情，中国的金融发展不可能、也不必要效仿其他国家模式。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要实现现代化，其核心必然是银行业功能角色的重新定位，使得银行业从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稳定息差的简单模式，转向为实体经济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为此，浙商银行首次提出了客户服务总量（Customer Service Aggregate，CSA）的概念，主要覆盖6大类金融服务，包括AUM财富管理、FPA投行服务、FICC代客服务、国际跨境服务、金融产品销售服务和托管业务服务，体现了轻资本轻资产经营的理念，这标志着银行业经营理念的彻底转变。CSA关注的不是银行从客户那里赚取了多少息差收益，而是“客户”、“服务”和“量”的集合，衡量的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比拼的是银行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化，正在进入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调整和增长动能转换的新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提出构筑经济周期弱敏感资产的银行经营思路，并非是消极地规避风险，而是要通过银行的稳健经营和功能角色的重新定位，积极作为，顺应发展大趋势。

（作者：殷剑峰 编辑：李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