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正:“中国书法是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的!”
陈永正(1941.12—),字止水,号沚斋,原籍广东省茂名高州市,世居广州。196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广州市第三十六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南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岭南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诗教学会会长。
书法,汉字文化最具特征的艺术,在面临“文化转型”时,它担负着承先启后的重任。对当前书坛而言,它的必急之务,不是书法如何创新,如何走向世界,如何走向市场,甚至不是要创作出多少精品。书法界仍需“拨乱反正”。为弘扬书法这一华夏优秀文化遗产,必须认真研究“重新继承”的问题。
几十年来,我们失去的已经太多了。砍去的树木可以重栽,拆毁的殿堂可以重建,但在精神上的沦丧却是难以弥补的。我们要对传统的书法艺术再作审视,重新发现它永恒的价值,它所蕴涵着的丰富哲理诗思,它所表现的中国人高尚的精神世界。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人获得最大的生命自由,与自然万物浑融为一。书法艺术超越时空,共汉字四方流布,长存不灭。我们需要反思,在二十年前开始的一轮反思之后再作反思。
当代书坛“反传统”的倾向
经过十年浩劫严酷的思想禁锢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书法理论家们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可以自由的,他们开始反思,第一对象就是传统书法。一些青年书论家宣称:书法传统气数已尽。书法艺术自唐代已走下坡路,宋人无突破性的发展,明人也只有王铎一人稍成气候,清人更不足观,名家如吴昌硕等不过是回光返照,近现代人更是回天乏术。纵观千年书史,挽书法之颓运者,舍我其谁!热情而躁动的青年一代书者,打出“创新”的旗号,宣称要对历史传统全面反思和重新定向,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发起一场书法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反传统”成了一时风尚。逆反心理使青年书者无法冷静地对待现存的事物,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更使他们不胜负荷,他们想脱身,想逃遁,要推倒过去的一切,把书法艺术看成是“一种民族的历史陈迹或一种古董”,必须“全面超越”。于是,“现代书法”便应运而生了。
“现代书法”植根于西方现代艺术理论,而借鉴于日本的现代派书作。现代书家毫不隐瞒他们的观点,在“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美丽口号下进行创作。他们与传统划清界线,以“视觉反差”的大小作为衡量艺术品优劣的标准,主张以全新的形式给观众以“感官刺激”,抢眼夺目,使人产生“霎时快感”。这些冲动的年轻人,活动能力很强,一个又一个的展览,一本又一本的作品集,真令人眼花缭乱。满足于似乎是辉煌的目前,把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永久性和美都扬弃了。
传统书法历时数千年,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古典艺术珍品在人们大脑中留下了大量的感性信息,而广大的书法鉴赏者的心理信息储备是在传统书法基础上建立的,鉴赏水平越高的人,其信息储备则越是丰厚。反传统的现代书法,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堆破碎零乱的信息,缺乏美学分析价值。违反了传统所承认的艺术标准,又未能建立新的标准,像一匹脱缰的马那样横冲直撞,最后站在现代化的大街中心茫然而无所依归。以“创新”为口号的“现代书法”,博得了一些害怕别人说“守旧”的人物的默许或支持,反传统的艺术西风,一时吹遍神州大地。
“创新”的误区
多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陷入一个误区,难以自拔,那就是对“创新”的强调与夸大。好像一切“新”的,都是进步的,光明的,有无限前途的;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要打倒和消灭的。破旧立新,成了文艺家最重要的任务。新旧之辨,也成了真伪之辨,美恶之辨,优劣之辨。艺术上的盲目求新,其恶果是割断传统,割断历史。上面谈到的“现代书法”,可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例证。
我们看到一些书家所作的无望的努力:有人为“走向世界”,把汉字书法异化为能被西方人“理解”的线条符号;有人为取悦于时流,做出千奇百怪的姿态,如夸大扭曲的象形,浓淡墨以及各种彩色的混用;有入主张打破传统的技法,另创新的笔法、结体、章法。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不是打着“创新”的大旗去干的。
其实,稍有文艺理论常识的人都懂得,艺术风格的独创性与艺术品的不可重复性,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所必具的。陈陈相因、平庸、浅薄的决不能算是艺术。《世说新语》载庾道季的一段话:“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有的艺术品虽历千古而常新,有的才问世不久便成了明日黄花。人们宁愿再看一遍已经看过百千遍的《兰亭叙》而不愿多望一眼新制作的劣质品。评论艺术品,只有优劣之分,而没有什么新旧之别。
艺术要有个性。学习传统而不能自拔者,拘于成法,字字有依据,笔笔有来历,只能成为“书奴”、“字匠”。求新者为了“表现自我”,一味在形式上下功夫,以图形成个人风格。或刻意造作,千奇百巧;或随意挥洒,自以为“逸笔草草”,或专学古代的小名家,借以避熟求生;或摹仿现代有独特书风的作者(如弘一、徐生翁等),以他人的个性为自己的“个性”,则更是可悲。正如乔·萨托利指出的:创新并非易事,它的捷径是不学无术。不少以创新为名者,实际是学习上的懒汉。他们怯于基本功长期而艰难的训练,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碑帖而进退茫然,希望凭自己的小聪明在最短的时间内闯出新路。其中有些人通过艺术以外的努力,或入选展览,或获奖项,或出书帖,取得表面上的成功。综观这些书坛上的弄潮儿,不待历史去评判,潮头一过,他们就已搁浅在沙滩上。
还有,偶然涉足书法的一些画家,对书法的历史和传统精神不甚了了,对具体的技法也未完全掌握,便迫切地想把书法纳入美术的范畴,以绘画去置换书法的内核,把写字变作画字,或把书法变作“书法画”。当然,不少画家的书法,不无可观之处,也值得书法家借鉴,但中国书法独立的艺术精神决不是绘画所能包容得了的。
近二十年来,文化开放的大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艺种类,理论家们天天都喊着要新,要变。似乎不新则亡,不变则亡,创新求变,逼在眉睫。国画是这样,诗词是这样,书法也是这样。接着来的便是不断的摸索,没完没了的尝试,光怪陆离的鱼龙蔓衍,哗众取宠的变化翻新。以文言为载体的旧体诗词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要新要变,谈何容易。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书法,还未具备“变”的条件,在理论上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在实践上也没有较大的突破,足以影响一代的书法艺术天才尚未出现。建议中青年的书者,摒除浮躁的心态,冷静下来,多读些书,较深入去了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还要在书法的理论和实践上多下功夫,博习精取,不求新而自新,不求变而自变,融汇百流,自成一家。不趋时,不媚俗,保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在艺术上定可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也许,会有人说,以上所谈的都是虚饰之辞,其目的是反对创新。其实,创新是每个艺术家的美梦。试观古往今来,专意于艺术的人如恒河沙数,能戛戛独造,自创一格的人究竟有多少?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上,能算得上是创新的也只有那么几个、几十个。创新者须有极高的天赋,极深的学养,极大的努力。人不代出,代不数人。二十世纪中,康有为之后,谁是真正的创新者?天才,不用人们指手画脚地提醒他如何创新,他自会找到应走的路;而对大多数书法工作者来说,妄谈创新,则易自陷绝境。甘苦之言,唯识者谅之。
书法的时代精神
书法,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艺术精神,也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
有书论家提出,当代书法的时代精神,应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中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有豪迈的气概、宏阔的境界,旺盛的生命力,从艺术上来说,就是“现代性阳刚之美”。
书法是一门特殊的艺术,不像文学,也不像绘画,它只储存于汉字。书法家可以写一首两千年前的诗歌,也可以录一段当代名人的讲话,甚至可以大书独体字。它的抽象性使它可以脱离具体的内容而独立存在。它不表现什么,它什么也表现。要说明当代书法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实在不容易。所谓的“传统派”、“现代书法派”或是“书法新古典主义派”,都宣称,只有本派才能表现当代的精神。
我们不必纠缠在概念和定义的纷争上,议论什么是书法的时代精神,还是先从书法艺术精神的哲学和美学本体去探讨一下。
汉字书法,本于中国传统的哲学。先秦的“阴阳”学说,汉人的“天道自然”理论,魏晋的玄学,唐代禅宗的“顿悟”说,宋儒的理气之论,明人的心学,都对书法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传统书法之所以如此丰富,如此深厚,如此多姿多彩,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多样化与宽容精神是分不开的。
阳刚之美,当然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跃动的灵魂,不断拼搏的生存意志,奋发向上的超越精神,人们喜爱刚健有力的书法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在物质文化日益膨胀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家园也日益萎缩,宁静的心境,澹泊的襟怀,已难以在尘世中葆有。阳刚至极而成为亢阳,失去阴柔的缓冲与调和,亢阳就变得暴烈和不可抑制。书法艺术如果只能有阳刚的一面,或如果只强调阳刚的一面,而忽略阴柔的一面,那么书法的艺术精神,就变得残缺不全。我们怎能放弃一直享有的完美和自由,而加以新的桎梏呢?
时代精神,应该是博大的、兼容的,是与我们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融合无间的。我们佩服“现代书法派”的探索精神,也欣赏一些充满着奇思异想的佳作;我们也尊重“传统派”的坚毅与执着,敬佩他们为维护书法数千年道统所作的努力;我们更赞美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书法家们,他们的精神翱翔于时空四维之中,既可闻到古代哲人的謦欬,又跟当代民众休戚相关,命运与共,他们凭借一些简单抽象的线条,构成千变万化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象,表达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和自由精神,他们的书法艺术体现了东方哲学和美学最高远最深微之处。近百年来,康有为、李叔同、沈尹默、林散之等,都是他们所属的时代的代表人物。
关于精品意识
创造精品,是每一位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书法家必须树立精品意识。这是无可置疑的。历代的书法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品和为数不算太多的杰作。首先应以这些精品和杰作为参照物,建立当代人能够接受的审美标准。
传世精品,对当代艺术家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只得正视,我们无法回避。无论是传统派或是反传统派,都得接触它,学习它,最后还得与它较量。对传世精品钻研越深,则越被它的魅力所吸引,有些人以至溺而不返,丧失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当代人应清醒而冷静地看待传统,不是膜拜而是感悟,在对传统的接受中融人现代的意识,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精品。
精品,是书法家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制作出来的。书法,不像电视、戏剧、杂技、绘画、摄影等艺术门类那样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靠领导的指示、行政的命令、财政的支持,通过艺术工作者的集体努力,可以“抓”好一部电影,一出话剧,卓有成效地出精品,而书法由于它在艺术上的特殊性,不可能一抓就灵。某些省市有这样的经验,在大赛大展前,采用集训的形式,专家讲课,个别辅导,反复制作,或揣摩评委的意向,或摹拟时贤的风格。固然,这些做法可收到短期成效。提高参展率和获奖率,但把艺术创作变成科场应试,只能培育出一些书法工匠,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在中国,目前很少专业的书法家,要多出精品,还需要更多人参与,尤其需要更多的文化人参与。精品的产生,要有很多条件,首先是书者须具较高的艺术天赋,对书法有深刻的感悟,还要经过长期的技巧训练,创作时能进入理想的状态,并生发出创作激情,采用独特而又丰富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个人强烈的艺术风格。树立精品意识,必先树立精品的创作意识。
什么是精品?传世精品如《兰亭叙》、《祭侄稿》、《书谱》、《神仙起居法》、《黄州寒食诗》、《诸上座帖》等,是经过千百年来历史反复检验留存下来的,为历代行家公认的。试观当代书家,哪些作品是代表作?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历届全国大展大赛获奖的作品,究竟有多少件能在观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历史上书法精品的产生,往往是书家的妙手偶得,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谓“无意于书”而其书自佳。“无意”,具有巨大的创造潜能,人的至情至性和艺术才华得到自由释放。越是刻意求工,精心设计,作品就越是矫揉造作,少气乏神。如果我们只顾极力去创作精品,其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制作出更多的劣品来。
创作精品,不要有商品意识。艺术品可以成为商品,但艺术家决不能变成商品生产家。为适应市场需要,迎合买家口味而成批制作的“行货”,只能是工艺品或赝品。艺术作品应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容许自由地发挥个人的艺术才华,这对书法这一高度个性化的艺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只要每一位书法家都能勤学苦练,扎扎实实地做好“字内功”和“字外功”,自觉地追求独特的风格,书法精品的大量涌现是可以预期的。
走向世界与走向市场的问题
书法理论家们一厢情愿地提出:书法要走向世界。近代,东西方文化两大板块在接触,磨擦,强劲的西风吹开了东方紧闭已久的门户。人们在惊呼西方文化意识侵入的同时,也热切地希望中国的文化精神能走向世界。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本世纪中,个别的西方画家受到中国书法启示,曾创造出所谓“书法画”的新品种。当代一些书论家便惊喜地认为,“现代西方艺术竭力地向中国艺术靠拢”,因而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国书法“走出一条通向世界文化融汇之路”。真可谓用心綦苦。
中国书法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以汉字作为载体的书法,除了在中国本土外,只能生存在使用汉字的国家和人群中。书法在日本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熟知。韩国,一个只使用少量汉字的国家,书法也拥有一大批爱好者。光在汉城,就有二千多家书法馆,几千人从事书法教学工作,数以万计的儿童和成年人在学习书法。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华人中,也有不少书法爱好者。近年的新移民,更推动当地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中国书法已走向世界。
不认识汉字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书法,不了解中国人文精神的人,更不可能理解中国书法。书法的意象、气韵,书法的高远而玄妙的艺术精神,中国人中传统文化修养较差的都无法去领略,更遑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了。西方艺术家创造的“书法画”,日本艺术家创造的“前卫派”书法,都采取同一举措——抛弃汉字,把书法还原为无意义的线条符号。一些海外的华人书家,为了取得当地艺术界的认可,也制作一些“纯粹的”线条艺术,或采用甲骨文、金文中的象形字描画成图。国内一些主张书法走向世界的人,也在喊“书法的创新重任落在画家身上”,要把书法绘画化,以画人书,以画代书。
中国书法如果只能以这样的面目走向世界,那就是宣告中国书法精神的消亡。
也许可以这样说,书法已分成两宗,一是中国本体汉字书法的正宗,一是异化为线条抽象画的旁宗。旁宗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新的艺术品种,或可会走向世界,但它已经不是中国书法了。
汉字书法既然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也就不可能走向世界市场。在日本、韩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书法并没有像绘画一样,进入市场,卖上高价。著名的书法家们并不汲汲于出售自己的作品。书法成为“书道”,一种爱好,一种修养,一种哲学理念的体现。在国内,书画市场实际上只是画市场。在拍卖会上,书法作品的价位只及得同层次的画作的百分之一,甚至不时传出二元钱捧走一张名家作品的怪闻,连千百年来书法家专利的招牌,也被各式各样的首长字、名流字以及整齐划一的电脑字占据了,颇令急于走向市场的书家感到不平和气馁,但这毕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书法家所付出的“积累劳动”与其报酬是不相称的。要么是放弃艺术活动,转向其他可赚钱的领域;要么是固守原来的阵地,继续追求个人的艺术理想,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有些书者不自珍惜羽毛,大量制造行货,廉价地批发出售,把高尚的艺术创作变成谋取小利的手段,实在是不值得的。当然,我们没有清高到口不言钱的地步,书家收受润笔无可非议,但想要像古人那样卖字营生,恐怕在当代已不大可能了。
正由于书法是独一无二的,它虽不能真正走向世界,但在世界艺术之林中仍有它崇高的地位;它虽不能完全走向市场,但仍有它拥有的比金钱还重要的价值。
广东书坛的历史与现状
在历史上,广东书法起步较晚,直到明代,才出现可与中原、江左颉颃的书家书作。哲学家陈白沙把书法作为一种个人修养手段,在书境上妙造自然,对广东书坛影响深远。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多是哲人、学者、诗人、画家的书法,展示了岭南本土文化高雅清新的一面。清末李文田、康有为提倡北碑,力矫颓风。近代广东书家往往先植根于帖学,再参以北碑之法,运刚入柔,以期自成面目,碑帖合流,已成为书家努力的目标,广东书坛在全国书坛上亦居领先的地位。
近半个世纪以来,广东的书法家,在书法这片艺术净土上耕耘着,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心定神闲,不躁不争,自得其乐。另一方面,由于书家们往往足不逾岭,少与外省交流,以至一些相当杰出的书人书作,也未能受到应得的重视。老一辈书家,如容庚、商承祚,所作的甲骨文金文庄重典雅,秦咢生的行书沉厚劲挺,吴子复的隶书高古朴茂,麦华三的行楷圆润流美,李曲斋的行草秀逸清劲,朱庸斋的小楷萧散闲淡。这些名家门下都有一批弟子,师徒授受,形成流派。老书法家指导后学,要沉进古代的杰作中,领会各个时代书法珍品的不同风格。可以说,古典的艺术精神已深入广东书家的骨髓中,他们的艺术品味是相当高的。
近十多年来,广东书坛被认为是落后了。在全国大展中,入选的人数逐年减少;在中国书协的学术、组织、创作、评审等委员会中,也没有广东人的份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能把责任推到某些个人身上。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取得骄人的成就。衣食住行种种问题解决了,人们的心理自然得到平衡,广东书法界的心态是安稳的、健康的。当内地的书法家在为找寻出路而躁动挣扎时,广东书家却以宁静的心境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进行创作,从容不迫,脚踏实地,以不变应万变,不受书坛上各种动荡的思潮影响。“现代书法”、“书法画”等玩意,在广东书坛就从来没有流行过。如今,中国书坛上一些理论家惊呼,书法出现了危机,“书法热”已经冷却,扰扰攘攘二十年的书法界,正准备回归到传统的出发点时,广东书法界在学习传统上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广东书法有自己的整体风貌,清秀雅健的书风也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当前,广东书坛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在这里,我只谈谈其中三点:
第一:书法家必须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人们都认为,中国书法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艺术。如果书法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认识研究,如何用书法去体现它的精神呢?比如说,书法母体是汉字,不知道汉字的源流演变,怎能很好地理解汉字的形态美呢?古人说:“书为心画”,不了解儒家的心学,怎样能以书法去抒写个人的怀抱和性情呢?问学为书法的主要表现内容,不领悟古典诗词中的文学意蕴,怎谈得上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境界呢?书法与哲学、宗教,与绘画、音乐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对此都一无所知,如何能使书法超越古人、达到新的高度呢?有人的书作中错别字屡见不鲜,可还强辩说这于艺术无损;有人一下笔便是“白日依山尽”,似乎中国文学宝库中就只有那十首八首诗词可供挥洒,更说不上书写自己的作品了;有人写完主要内容后,不懂得如何落款,如何补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认真读书,注重学养,加强“字外功”是艺术创造的重要保障。
第二:广东书法界要加强书法理论的研究。试检索《中国书法论著辞典》等工具书看看,其中有多少广东人写的著作和文章?真令我们感到惭愧。理论对创造起到指引和保证的作用,缺少理论家,缺乏系统的理性认识和引导,书坛便不免出现创作上的盲目性与守旧。书法工作者对书法艺术的本质、美学范畴、发展规律等无所知或知之不深,也就难以提高整个书坛的创作水准。《岭南书艺》杂志曾为广东书坛作出贡献,可惜因种种原因而停刊。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广东书法界的理论阵地,省文联已同意创办《书艺》,以丛书的形式分辑出版。希望《书艺》出版后,能对我省开展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广东书家应努力追求个人的独特风格。广东书法教育有“私学”的传统,老师带徒,一脉相传。以某些名家为源头,形成若干流派。当代吴子复、麦华三、李曲斋等几位前辈,影响尤深。私学方式的教育,能使生徒打下坚实的基本功,但也容易产生偏向和弊病,如恪守“师法”、“家数”,从学者囿于一隅,书风划一单调。没有艺术个性的作品,很难称得上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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