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正：以感愧之心直面，学术上的指瑕纠谬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2021年12月29日，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发文对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一书的质量提出批评，指出该书中存在大量错字、漏字、断句错误等硬伤，同时还存在注释严重注水、生搬硬套、胡乱发明等问题。

中华书局在该文发布后的第二天，即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表“致读者书”，就该书的错误向公众道歉。但《梁佩兰集校注》的校注者董就雄仍在发文称，批评文章充斥大量低俗粗鄙字眼，甚至人身攻击。并指出《梁佩兰集校注》一书的确存在疏忽，但是错处所占比例很少，而且不能因此而否定这套书的价值，该书还得到诸多专家的肯定。

　　该事件持续发酵。

　　为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永正——

硬伤是不容辩解的

　　羊城晚报：有人批评有些新出版的古籍存在不少错漏之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陈永正：最近这些年来古籍校注的书出了不少，有不少还是开创性的工作，以前没有关注到的书现在有人在注释了，这是好事情。多年来，我编纂校注方面的书籍，整天跑图书馆，每一条注文都要查出处，翻出原书查看。而现在很多资料在网上可以直接查到，校注者免去了许多麻烦，参与古籍校注的人就更多了，包括非专业人士。但要注意，光从网上下载是靠不住的，还要查对原文。

参与古籍校注这个工作的人越多越好。很多中青年人愿意致力于此，这也是好事，但由于参与者水平不同，成书质量会有参差。诗无达诂，对诗歌的理解可能会存在歧义，这也很正常。但不应有硬伤，硬伤是不容辩解的。

　　羊城晚报：做古籍校注很容易出错？

陈永正：在我看来，校注古籍的工作是很难的，我在《诗注要义》这本书里面详细谈到这个问题。失误难以避免，我看过上百种古今学人校注的本子，经常可以挑出一些毛病。在《诗注要义》中指出数十位注家的失误，老一辈的学人，比如陈寅恪、钱钟书、钱仲联、龙榆生等大学问家，也不免偶有疏漏。“指瑕篇”中批评了十三本诗词注释的书籍，都有多处失误，有的甚至多达六七十处。但挑出书中毛病，并不等于否定其学术价值。

察人之误，目光如炬，于己之过，每视而不见，本人从事注释工作四十余年，出版注本二十余种，兢兢业业，唯恐有失，但还是不能避免，其中四种已有学者撰文批评，如《王国维诗词笺注》，是我颇耗心力去撰写的，出版后，刘世南先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多处错误，其中有几处更是硬伤，我看到后感愧交并，立即致函感谢，后来再版时作了修正，此书前后已七八次印刷，至今不敢说其中已没有问题。

被批评的一方要怀感恩之心

　　羊城晚报：最近中华书局那套《梁佩兰集校注》也被人挑出不少问题，引发诸多热议，您是如何看待对该套书的批评的？

陈永正：这本书百多万字，我翻阅了一部分，没有全部仔细看完，觉得解释繁琐了点，也发现两三处疏失，但总的感觉做得还是很认真的，校注方面也很详明，我曾写了一篇评介文章发表在《岭南文史》上。

现在有人对此书提出批评，我认为是正常的。我在《诗注要义》中说过：“指瑕纠谬，是文学评论的重要部分，也是学者应尽之责。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纠谬，应出于公心，真诚善意，只对事实，不对个人，更不应藉此而泄私忿。被批评的一方要怀感恩之心，感谢对方认真阅读自己的著作，花时间去研究并写出文章，更要感谢对方文章发表出来，自己可以有机会改正错失。”

注释中的错误，白纸黑字，谬种流传，误己误人，为害久远。不要认为这有损个人面子，文过饰非，强作申辩；更不要以为批评者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忿忿不平。无价值的书是不值得评论的。我希望董先生能诚恳地接受各种批评意见，不要过于介意那些尖刻的言辞，并期盼这本书的修订本能早日面世。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古籍整理的图书，质量一般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八十年代后，当时的老先生也还在，所出的书问题也不大。最近这二十年来，不少中青年学者参与进来，古籍整理中的失误是常见了。我认为应该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这项工作，等到他们读书多了，熟习工作方式方法以后，水平也就慢慢提高了。

学问是“为己之学”

　　羊城晚报：做古籍校注这么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做？古籍校注工作在您看来有何意义？

陈永正：首先是社会需要。尤其是当前，提倡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广大读者已认识其重要意义。为古籍做校注工作，在普及传统文化上有重要作用。对读者来说，注本可帮助自己更好地读懂原文。对研究者来说，自己亲自动手校注一两本书，熟悉典故，加深理解，也是提高自身素养的一个途径。

羊城晚报：您也提到了，近二十年来古籍出版不免出现一些错误，除了年轻人古文水平、文化修养亟待提高外，对于古籍的出版您还有何建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陈永正：提高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素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编辑人员水平高，所出的图书整体质量也很高，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我写了一副对联：“誉享百年惟正道，书藏万户即丰碑”，以表敬仰之情。

羊城晚报：古籍校注工作很难，是一个需要长久坐冷板凳的工作，但是对于年轻学者而言，没有条件沉下心来用五年十年去做这件事，因为要面临各种考核要出成果，出版社也要应对生存的危机，在您看来，我们如何才能提高年轻学者的积极性？

陈永正：提高年轻学者的积极性，只能靠学者自己，任何人也强迫不来。学问，是“为己之学”，先要为己，真正爱读书。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写论文评职称而读书。注疏笺释，更是通人之学。要有才、学、识三长。才，是天赋的能力；学，谓广博的知识；识，指精深的见解。三者之中，识力尤为重要。要 “精鉴博采”，读书是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