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30日，苏联飞机对芬兰首都的无差别轰炸

 

1939年11月30日早晨，苏联空军第35快速轰炸机团的6架SB-2快速轻型轰炸机从西维尔斯卡亚机场起飞，它们接到的命令是轰炸赫尔辛基火车站和更远处的马尔米机场。当这群飞机接近芬兰时，云层很厚，所以一部分轰炸机取消了攻击，返回西维尔斯卡亚机场。剩余3架飞机在萨兰切夫上尉的指挥下选择继续执行任务。

此时的赫尔辛基市民们已经听到了苏联断交宣战的消息，但不管咋样，生活还得继续，所以大家都压下心思继续工作。而天气预报也说寒冷天气将会提前，所以不少家庭主妇都上街采购生活物品。可就在早上9：25，大家惊愕的听到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然后看到几架飞机在他们的头上飞行。这正是萨兰切夫上尉带领的3架SB-2轰炸机，他们冲破了距离Tölö街区仅400米的云层，然后立即开始投放传单，“呼吁”芬兰民众起来反抗“邪恶的压迫者”（笑死我了，侵略还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当飞机飞越赫尔辛基时，萨兰切夫上尉释放了几枚炸弹，打算炸毁火车站，但这些炸弹没有击中，幸运的是，这只对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地表造成了轻微破坏。飞机继续飞往马尔米机场，将剩余的炸弹全部投放了下去，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

惊魂未定的市民们在听到附近没有传来爆炸声后才壮着胆子走出防空洞，他们看到大街上全是白色宣传单，上面写道：“你们知道，我们有面包，你们不会饿死！苏联政府也不会对芬兰人民造成任何伤害。你们邪恶的政府导致了你们的灾难。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曼纳海姆，当我们的军队对他的邪恶进行清算后，芬兰将享受到和平！”

没过多久，下一波空袭就来了。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第57混合航空团的一个中队在V.I.Rakova少校的指挥下，于10：30飞越桑塔哈米纳军事基地，计划摧毁芬兰军队的桑塔哈米纳水上飞机机场。这支10架轰炸机组成的部队到达400米高空，在机场上空投下了炸弹，袭击了几个营房和吊架。任务取得了成功，吊架基本上被摧毁，几架水上飞机无法恢复，其他几处军事设施也遭到破坏。战争日记记录了7人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当最后一架轰炸机投完炸弹时，机场的防空炮台才开始行动，但没有一架苏联飞机被击落。

苏联飞机在市中心实施的空袭让赫尔辛基的市民陷入了震惊之中，一些人开始帮助清理损坏的地方，另一些人开始打包离开首都避难。正是在这种茫然中，赫尔辛基遭受了这一天最残忍、最具破坏性的袭击。

中午刚过，波罗的海舰队第1水雷鱼雷航空团第3中队的8架DB-3中型轰炸机从克洛皮察起飞，奉命击沉在汉科海岸发现的芬兰海防舰。中队抵达汉科海岸，试图定位船只，在盘旋了一段时间后，中队长N.J.托卡列夫少校下令中队改变目标，因为他接到的命令是如果找不到船只，就瞄准赫尔辛基的港口设施进行轰炸。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和缺乏可识别的地标，飞机迷失了方向，当它们冲破赫尔辛基上空的云层时，就失去了目标。结果领头的轰炸机还是决定释放所有炸弹，大部分炸弹在希塔拉赫蒂附近无害地落到水中，其余编队随后很快也跟进。但后续飞机投掷的炸弹全部命中了内城，至少50枚炸弹在下午14：30落在了弗瑞德里克斯戛坦大街，导致大量民用建筑被毁。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基本报销，坎皮的汽车站遭到严重破坏，一座路德会教堂被毁，唯一令市民兴奋的是，苏联大使馆也遭到了破坏。赫尔辛基的一个储油设施燃起的大火用了2天时间才被扑灭。该市的防空炮向飞机开火，但没有命中，4架战斗机也从马尔米起飞，但未能赶上撤退的轰炸机编队。当N.J.托卡列夫少校向上级报告他的成功时，赫尔辛基市民正在痛苦的嚎叫和哭泣，起火的汽车甚至传出人肉的焦味。赫尔辛基市民可能也不用担心因为轰炸造成的停电了，因为赫尔辛基的大火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看见。

托卡列夫少校的照片，正是他带领的轰炸机把炸弹投向了赫尔辛基的民用建筑燃起烈火的房屋废墟起火的公交车这位女性正在把家具从遭殃的房屋中挪走

随着芬兰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许多国际记者都前往赫尔辛基采集新闻信息，其中就包括被誉为“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的”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她于1939年11月29日抵达赫尔辛基的坎普酒店，完全没有意识到第二天这座城市会遭到轰炸。经过将近4000英里的旅程，她横渡大西洋，飞越北海，在中立的瑞典停留，然后飞往赫尔辛基。此时的她已经筋疲力尽，在酒店的酒吧里带了几个小时，从在场的十几名记者那里收集有用的消息后，她就前往客房休息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她被炸弹爆炸的声音惊醒，当她走出去的时候，她看到了几张苏联飞机在城市里扔的传单。当最后一次恐怖突袭来临时，盖尔霍恩女士正在吃午饭，于是她目睹了市民们在爆炸中哀嚎的场景。她在给她的爱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爆炸，整个地方都在震动，一定像巴塞罗那的三月。”在警报停下后，她走出去调查损坏情况，两名意大利记者陪同她。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来说，火灾、废墟和生命凋零的场景实在是看到太多了，她向两名同伴提起了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目睹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对西班牙城镇的无情轰炸。

玛莎.盖尔霍恩

另一名记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赫伯特·埃利斯顿，正在坎普酒店的记者室里疯狂地打电话给联系人，以便接收或传递信息。他曾是英国皇家骑兵炮兵队的一名士兵。他后来写道：“这是一场闪电战，旨在从空中战胜和征服芬兰人。我全神贯注地看着，因为这种外交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恐慌的程度。”不过，他还记录了一些比爆炸更令人愤怒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噪音持续不断——炸弹的沉闷爆炸声冲破了空袭警报的连续尖叫声和机关枪的轰鸣声。”当天，位于赫尔辛基的很多人都记录了针对街道上的机关枪射击，而芬兰军方总部的官方新闻也声明写道，“敌方飞行员用机枪射击平民。”

这篇文章被世界各地的许多报纸转载。不久，许多国家的民众都在苏联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谴责苏联对芬兰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国际联盟召开了紧急会议，许多代表公开谴责苏联的行为，并在12月24日将苏联除籍。就在国际联盟做出反应的不久前，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极其无耻的宣布苏联没有轰炸芬兰，也没有杀害贫穷的平民，而是在为饥饿的芬兰公民投放面包（这将为RRAB-3“旋转分散航空炸弹”赢得绰号“燃烧的面包篮”这一称呼）。

埃利斯顿还写道：“下面公园里的人呆在防空洞的入口处，向天空凝视着苏联的幽灵。”15岁的中学生哈里·马索（Harry Matso）被派去协助他的老师，让他的学校其他部分学生进入希塔涅米公墓的掩护所。当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躲在墓地周围厚厚的石墙下。当他们对面的街道变成地狱时，他们依然呆在原地不动。在所有的警报结束后，他们发现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安然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不幸的是，墓地对面的一间公寓并不那么幸运，哈里后来回忆起了一个丧亲之人从被摧毁的建筑中走出来的情景，那个男子满脸悲戚的抱着自己女儿的尸体。这不是那天唯一一个受害的孩子，最著名的是阿米·梅特塞佩尔托，她被母亲带到公交车站。在早上9：25的袭击之后，这家人决定，如果他们的女儿留在拉普兰的亲戚那里会更安全。结果那里遭遇了第3中队的轰炸，一枚炸弹落在汽车站附近，阿米当场死亡。她后来成为了芬兰人眼中战争悲剧的象征。

阿米·梅特塞佩尔托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和痛苦，但爆炸确实对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市民之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炸弹第一次击中赫尔辛基时，这位老人的早餐被炸弹声打乱。他立刻从餐桌前走开，穿上制服，走向国防部。此人正是时年72岁的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f Mannerheim），他是芬兰的开国元勋之一，几天前他辞去了国防委员会的职务，正准备享受退休生活。然而，当他畅通无阻地走进国防部长尤霍·纽卡宁的办公室时，他已经重新成为一个决心为国家服务的军人。他没有要求职位，但告诉国防部长，他将担任军队总司令，而国防部长也没有任何意见，并将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全部转达给了老元帅。当天结束时，全国各地的海报、报纸和电台都在宣布曼纳海姆元帅现在负责芬兰的防务。记者埃利斯顿注意到这一消息是如何迅速传遍满目疮痍的首都居民的，“我可以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公告比任命曼纳海姆为总司令的公告更能让一个国家陷入战斗情绪。”

曼纳海姆元帅

1939年11月30日无疑是芬兰首都遭遇的一次严重事件，苏联方面宣称袭击造成91人死亡、240人受伤，而芬兰却称仅是死亡人数就超过了200人。此外，苏联还给轰炸了赫尔辛基平民区的第3中队授予了红旗，中队长更是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多么可笑。

虽然第一天的爆炸是赫尔辛基在战争中经历的最糟糕的一次，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1939年12月1日，苏联飞机再次轰炸该市，但效果不如第一天的突袭。该市在12月9日和25日也遭到了轰炸；1940年1月13日和14日发生了两次轰炸，最后一次袭击发生在1940年2月2日。而这些袭击中最大的受害者也只能是赫尔辛基的无辜市民。

苏联是希望通过针对赫尔辛基的恐怖轰炸打垮芬兰的意志力，逼迫他们尽快走上谈判桌。但芬兰反而因为这个更加坚定了抵抗的意念，并让苏联军队在雪林中付出了二十五万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