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我依然还是故乡的“旁听生”

2010年9月下旬，席慕蓉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讲题是《族群的记忆》。现场听众里有一位19岁的男学

2010年9月下旬，席慕蓉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讲题是《族群的记忆》。现场听众里有一位19岁的男学生记住了这场演讲，后来又读了她关于“原乡”的两本散文《追寻梦土》《蒙文课》，很是喜欢，那时他就觉得，这样的原乡经历可以旁及任何地方和任何人。

八年之后，这位男同学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出版社编辑。大学时代的那场演讲记忆始终萦绕心头，辗转要来电话，诚恳致电邀约。没有经历太多曲折，一年多的筹备，最近，这本席慕蓉散文集《我给记忆命名》顺利付梓。

彼时已67岁的席慕蓉不会料到，自己的一次演讲，会在一位90后的大陆青年心里种下一颗文学的种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席慕蓉作品创造的“轰动效应”并没有在时光的流逝中退潮，那些深情满满的诗行，成为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青春岁月中的文学记忆。

“我不必‘消灭’我，我只是要保持我”

“也许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候，翻开这两本日记，该怎样好笑呢？”也许是触动了往日情怀，也许是诗人的善感，读到书里这句1959年日记里写下的文字，坐在记者面前的席慕蓉竟忍不住落泪。

席慕蓉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战火中的重庆，原籍内蒙古，全名“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的江河”)，“慕蓉”是“穆伦”的译音，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人。幼年生活颠沛流离，随父母一路从四川到南京、上海，再到香港、台湾，少年的烦恼心事、离愁别绪无处诉说，所以“日记变成了我的朋友”，长此便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

《我给记忆命名》就以1959年开始写的九则日记开篇，这本回顾之书，记录下她在绘画本业上的困惑与拼搏，对诗的痴迷与信仰，对原乡的思念与牵挂。六十年前的日记还能保存完好，席慕蓉说要感谢母亲，“她帮我把这些日记用一个小箱子都存着，因为她遗憾自己当年的东西什么都没能留下。”

尽管有着画家、散文家、美术教授等多重身份且成就不俗，但她最为人熟知的角色还是“诗人”。首部诗集《七里香》初版于1981年，第二本诗集《无怨的青春》初版于1983年，随后的十年中，先后再版三四十次，在出版界被称为“席慕蓉现象”。

尤其是为她带来盛名的《七里香》，曾被广泛抄颂。如果说舒婷、食指那批诗人是80年代国人回归诗世界的启者，那么与海子、北岛们不同，席幕蓉的诗在跨越年龄层、知识结构层、地域层上显然起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蒙学作用。《一颗开花的树》《乡愁》等作品，由于与身而来的骨髓中蒙古长调的传唱性，拉长了其生命的纬度。

伴随畅销而来的还有种种争议，在第三本诗集《时光九篇》之后，有整整十二年，席慕容虽然一直在写，但没再出版诗集，她解释这十二年的“空白”，“外界可以给你盛名，也可以随时拿走，我不把它当真，所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喜欢教书，就认真教书。”

直到2010年出版第四本诗集《边缘光影》，整理作品时她才发现“原来这12年都在写我自己，原来诗就是我自己。我忽然明白了，我不可能不写，不管是畅销还是不畅销。我不必‘消灭’我，我只是要保持我。”

“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还是故乡的‘旁听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席慕蓉第一次回到了蒙古高原，见到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一次旅程之后，她写下《旁听生》：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只能在最边远的位置上静静的张望、观看。

有些数字似乎是特意的安排，《我给记忆命名》的出版，离她初次踏上高原故土，整整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的时光短暂而漫长，“我给记忆命名，只因，我的痴心。”同以往一样，席慕蓉亲自设计了封面，并将这句话印在了封面上。

蒋勋评价，在席慕蓉最初的写作里，一直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美”的坚持和固执。或许，因为战争中几乎离散的恐惧还存在于潜意识中，让她不断强调着生活里看来平凡却意义深长的温暖与安定。

而找到“原乡”被认为是席慕蓉创作的分水岭。此后近三十年，她辗转于台湾和内蒙古之间，走访探寻，个人的情感表达转变为对文化的探寻，陆续出版了《我的家在高原上》《追寻梦土》《蒙文课》《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等散文集，书写对内蒙古高原、蒙古族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观察与想法。

1959年，16岁的席慕蓉在日记里写下“终身之忧”；六十年后，她说，这个“终身之忧”回到老家就好了。在席慕蓉看来，“原乡”情结是根植于骨血中的，“真的大自然才是‘原文’，我们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翻译’，你要站到这块土地上，才能看到原文。”

谈话间，席慕蓉摩挲着自己的膝盖，笑着说道：“我有一个关节已经是人工关节了，朋友开我玩笑就当换了一块马蹄铁，你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多可爱的一句话。虽然这把年纪，到草原上我还是不累，但是平时过一个十字路口，我就感觉累了。”

但她遗憾的是，自己已看不懂蒙文，而5岁之前，她会说蒙语，还会唱蒙古歌。命运仓促间带走的东西，再难以寻回。“其实这本书是在整理我自己，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还是故乡的‘旁听生’，只是比别人稍微多写了点东西，离真正透彻地了解蒙古族文化还差得远，所以别人让我演讲，我一定要在题目上加上‘我所知道的蒙古族文化’。”

“诗绕着我走，我不写不行”

最近几年，席慕蓉成了南开大学的常客。前几日，她刚刚出席了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她自称是叶嘉莹的“铁杆粉丝”，言语间难掩崇敬之情，“以前她的讲座我都是追着去听的。她在诗词讲解上的造诣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是她把人带到诗里面，把诗放进我们的心里面。”

对于写诗，席慕蓉认为只是一种本能的表达，并不受自己控制。“不少人问我诗歌是什么，我很难回答。叶老师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人家常说写诗要有技艺，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诗绕着我走，我不写不行。”

《我给记忆命名》里最长的篇幅是用来谈“关于诗”，其中席慕蓉与叶嘉莹围绕一首叙事诗的讨论经历读来令人动容。

2010年，席慕蓉发表了历史题材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噶尔丹》，用以表达她的蒙古族文化情结。几天之后，就接到叶嘉莹的电话，口气急迫地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并直言“没有你的抒情诗好，很突兀。”

席慕蓉解释那既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非写不可”，“如果你心里一直有这个愿望，那么也是由不得自己的，那就去写吧。写了出来，无论好坏，也是值得的。”叶嘉莹的话让心存忐忑的席慕蓉顿时明朗了，在叶嘉莹的建议下，最终有了三首叙事诗组成的“英雄组曲”，收录在第七本诗集《以诗之名》中。

席慕蓉把诗集寄给叶嘉莹，一直没有回音，后来忍不住打电话去请教，叶嘉莹对她说：“你是性情中人，是一种直接的感发表达。不像写历史题材的诗，有一种理性的思辨，那是不一样的。”回想起当年受到的教益，席慕蓉感叹，现在到哪里还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师。

常常有人向她忧虑，“诗”在现代社会文化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席慕蓉却表示乐观，“有人常说如果没有诗怎么办，诗虽然是在边缘，但就像叶老师说的，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它是不会消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