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立足特定主题，完成电影创作，在欧美文化中被视作制度缺失

当今欧美文化中介对于贾樟柯电影的解读主要基于三种维度：

一是基于主题维度，通过贾樟柯电影审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主题分析；

二是基于美学维度，关注贾樟柯的电影语言和美学风格，力图在其与电影“新浪潮”、新现实主义之间建立关联；

三是基于作者比较维度，将贾樟柯作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传统的继承者，与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其他第六代导演（如娄烨）、中国两岸三地艺术电影作者（如台湾导演蔡明亮、香港导演王家卫）相提并论。

贾樟柯的电影作品序列，由于具有浓郁的现实风格以及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其存在本身就已构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实巨变的生动写照。

从《站台》中的文工团岁月、到《任逍遥》中的下岗潮、《世界》中的北漂生活再到《三峡好人》的三峡工程等等，都将时代背景融合于叙事之中，而具体不同的故事背景在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下紧密相连，使贾樟柯的作品序列具有了一种电影史意义。

从电影《世界》开始，不只是雷恩斯，越来越多的影评人聚焦于贾樟柯电影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

而从《世界》开始呈现出的“符号化”特征，则更好地迎合了想要透过电影看中国的西方文化中介的中国想象，同时也赋予贾樟柯以社会现实“记录者”“见证人”的身份。

围绕贾樟柯电影的“中国性”、典型性所作的讨论，或者说对于贾樟柯电影的主题分析，则成为关于贾樟柯电影的影评中一个重要方向。

对于贾樟柯电影中的“中国”，西方影评人最为感兴趣的是影片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腐败、道德文化、个人生活受到冲击之间的巨大反差，或者说，是贾樟柯所致力于描写的“中国奇迹”背后的“负效应。

即使贾樟柯所刻画的不过是中国社会改革现实的局部景观，但恰恰能够满足西方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乃至偏见、谬见。

如果说在《任逍遥》时期，影评人布拉德肖还将该片主题概括为“讲述了中国以及其他各地无依无靠的年轻人的空虚”——找寻不到其中的政治意义，那么对于《天注定》，影片人则已将主人公杀手周三的“空虚”与背后反映的中国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天注定》恰恰也是作品序列中最能反映文化中介的“主题分析”倾向的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讲述了四个独立但又潜在关联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取材于包括胡文海案、邓玉娇案、周克华案、富士康员工跳楼案乃至“温州动车事故”等真实事件。

这些事件曾经轰动全国、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然而托尼·雷恩斯在影评中却特地指出这些事件“在官方媒体那里大多是不被报道的”，并将此与中国的审查制度相挂钩。

雷恩斯还称赞《天注定》是对于找出中国“过错”的积极尝试，他认为在这些“过错”之中，激增的暴力凶杀反映了文革对中国人的礼教的摧毁，暴力事件激增的根源在于人们的内心遭到损害。

在这篇影评的最后，雷恩斯明确地将影片反映的社会问题总结为“法治的缺失”。

而在雷恩斯的这篇影评中，有大部分的篇幅与其说是电影批评，不如说是对中国时事政治的批评。

另一位影评人罗姆尼（JonathanRomney）则认为本片所使用的动物意象揭示了“人被当作牲畜对待”的社会现实，并称影片公开哀叹“资本主义中国”的腐败与绝望。

“资本主义中国”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西方人给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贴的标签，本质上是对中国体制的“污名化”，却为西方影评人津津乐道。

因此，虽然贾樟柯的影片在西方文化中介的眼中扮演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但必须指出的是，贾樟柯的电影尽管取材于中国社会现实，但也只是对其的片面呈现。

特别是贾樟柯所拍摄的毕竟是艺术片而非新闻纪录片，虽然像《天注定》这样的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但结合关于这些真实事件的新闻报道来看，影片仍然与真实事件有着较大出入，如果想要借《天注定》这样以极端案例为素材的影片来窥见中国社会全貌，显然是有悖常理的。

有些西方影评人一味关注电影中所反映的中国体制的“负效应”，其实反而有碍于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总之，贾樟柯电影的“记录者”身份，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迎合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乃至偏见，以及他们关注中国“负效应”的趣味而被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