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绝对正确 但绝对不真诚

 

◎俞露

当我们消费什么，我们就瓦解什么——美剧《咆哮》讲了八则女性故事，但作为苹果的自制剧，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它张扬的就是一种对女性主义的消费：当我们越强调女性的特殊性的时候，越要警惕白马非马的倾向，因为在我看来，女性问题的根源是女性在参与定义人性的过程中，比重过小的结果。一言蔽之，把女性单独从人性分离，导致的就是女性先验的客体性，而这恰恰和我们理应坚持的让性别平等地回归人性，让人性先验于性别的理念，背道而驰。

就像在近日美国最高法院终结了美国宪法近50年来对女性堕胎权利的保护，其实值得讨论的是：我们的立场到底应该停留在“女性权益上”，还是作为一个自然人，有否为自己身体负责任的权利？

被鸭子PUA？

任何事关女性的问题一旦被贴上过度的性别标签，本身就有分化和窄化的嫌疑，这也使得人们无法寻求一个“人性共同体”的角色，来代入更宏观和深层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类似问题会成为“美国历史一百五十年的倒退”的原因之一。

所以特殊性之路，是窄路。在起始点上可走窄路，但不能越走越成独木桥，刚愎自用必将令人远离初衷，以及导致两性失语。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他人即是地狱”，哲学家勘破的地狱之所在，就是无法形成交流的失语世界，而若改换成“性别即是地狱”，无论这个性别被填上任何一方，两性之间互为地狱的时代则永不落幕。

但《咆哮》显然是狡狯的：当非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时候，它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非此即彼的反面。因此它的故事无非两类：一、陈词滥调的性别话题；二、泛性别化的故事披挂上女性主义的外衣。

前者不值赘述，而后者则必须对女性主义做如下袪魅——

袪魅之一：情感空洞问题，是去性别化的。

最被看好的第五则《被鸭子喂食的女人》，讲的是一个独身女人和公园里一只绿头鸭的恋爱史，反而女主被对方一步步PUA后堕入精神泥潭，直到在妹妹的当头棒喝下，将鸭子赶出人生，走向新生活。

故事伊始，女主就在一通和妹妹的视频电话中讲述了个人情况：三十多岁，频繁约会但无契合之人，对情感不抱幻想却又不乏期待，甚至调侃起池塘里的鸭子，以至引得绿头公鸭上岸搭讪。

然而这样的设定到底有多少性别化指向？——无论女主单身中的孤独无奈，还是计划通过考医师执照重整生活的迷茫，与其说是单身女性特有的，不如说是单身者所共有的。甚至后来女主把相谈甚欢的鸭子领回的那个家，肃静暗淡、乏善可陈——但仍是泛性别化的：单身生活大多缺乏情趣，都不温馨而已。

接下来女主被鸭子PUA的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女性被精神操控，不如说任何一个渴望摆脱孤独者都可能面临的风险。

此处绿头鸭的PUA可谓行云流水，四部曲主要是：示弱及表达对女主的需求——批评和埋怨女主的言行，令其动辄得咎——限制女主外出以限制活动半径，控制外界信息摄入——持续怀疑和贬低女主，制造女主低自尊。

这是个操弄权术，把对方变成逆来顺受的长期饭票的故事，只不过操作者是一只绿头鸭。它用魔幻寓言的方式，展现的是一场无种族差别下的精神虐待，一场无差别的对人性的榨取：无论对象是男是女，只要能踩中对方的弱点，哪怕是只渺小到没法独自爬进浴缸的绿头鸭，都能成功地实现寄生和攫取。

譬如当绿头鸭责备女主弄错了自己爱吃的是贝果而不是酸面包，重要的并非是酸面包，而是通过“打击”对方，夺取评价权，继而他就在对方鼻尖上捏造出一根根胡萝卜，亦即那些他永远不会给出的认可，随即再不断用抱怨来刺痛对方，强化女主对认可的饥饿。

绿头鸭软硬兼施，每次女主出门，它既用四处拉屎来展示强硬，又放低姿态地表示“我不是乱发脾气是因为你不在我很没安全感”令女主愧疚——而这些绿头鸭窥伺出的弱点，都来自人性，而非特定于女性。

绿头鸭利用人性不断投机，手法熟练如屠夫庖丁，它甚至欣赏着女主“讨厌我却意识不到你可以干掉我”的样子，直到这一切被女主的妹妹吼破：

听着女主对自己的种种否定，妹妹说，“是他让你有这种想法吗？如果这家伙让你贬低自己，我会杀了他。”至于对方是不是个鸭子，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因为妹妹只清楚一件事：“一个在意你的人不会阻止你去过令你快乐的生活。”

有趣的一幕随后闪现：之前已生机枯萎的女主走出餐馆，蓦然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家中餐馆门口，继而走向了一排排炉架——那里挂着“北京烤鸭”。

然而这场和鸭子的恋爱消亡史，倒未必没有借鉴美国剧作家阿尔比的《山羊》。在《山羊》里，一个极度孤独的男人热烈地爱上了一头母羊，随之反倒获得了一种无需语言的精神安详。而这种跨物种的魔幻手法揭露的从来是现代人的心灵现实——人与人精神关系的极度疏离。确实，这则故事用女人和鸭子同样注解了孤独，而绝非单单注解了女性的孤独，只是此处孤独的注脚恰好是女性，而上岸的也就恰好是只公鸭罢了。

然而本剧却充斥着类似将泛人性话题嫁接在女性身上的策略，随之折射出种种时髦的错觉，而这也是本剧的故事大多成为一篇篇细腻不足、观念先行的小作文的症结。

去掉戏法，这则鸭子的故事其实浅白之极，换个标题，权可写作“对一个孤独者的精神反诈宣教片”，甚至不妨引用某豆瓣评论的率直观感：“你妈的！警惕并远离所有诋毁你的朋友亲人、诋毁你并占有你全部时间和私人空间的异性。远离封闭性，保持亲密关系下开放的世界。哪怕在你不那么喜欢自己的时候，警惕PUA远离渣渣。”

——像否KTV开机必唱的：“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架子上的女人

袪魅之二：人的物化问题，是去性别化的。

在同样被相对看好的《架子上的女人》里：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美人被显贵男友搁在了架子上，每天工作时必仰望一番，直到三年后新鲜感倦怠，女主从架子上走下，但找到的工作却是在另一家美妆店里做商品展示——依然是坐在架子上。

首先，这仍然不特指女性，充其量只是个人性被物化的故事：故事里女主被搁置在架子上发挥其貌美如花的物品价值，正如男主亦伏案在办公桌前发挥着“努力赚钱”的价值一样，只是二人在物化之后价值高低有所不同。

本质上，这是个以物易物的故事，譬如女主作为模特踩T台时，就和男友的显赫身价而非男友本身“堕入了爱河”。在这一底层逻辑始终不曾改变的前提下，女主从架子上走下来的出逃不能称为一次精神成长，也就绝非娜拉式的出走——只是旧买主的关注眼光不在了，自身贬值了，她要寻求新的待价而沽而已。

这是对人类把世界变成超市、把自己变成商品的描绘，但却用洒上女性主义佐料的办法，来掩盖这个显然不新鲜的话题。事实上，在日本哲学家铃木大拙发起的和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对谈里，早已对人的物化做出了论断：工业革命后对人的物化，是造成不可物化的人的精神世界走进死胡同的根本原因——而这一论断是泛人性化的，是一场性别平等的深层危机，因为再没有比精神世界更殊途同归的两性目的地了。

然而遗憾的是，《架子上的女人》显然将矛盾草率地停留在了两性之间，却忘了这一重要逻辑：物化他人的前提一定是自我物化，譬如男性物化女性的前提一定是把自己率先物化，女性亦然，也就是社会上“我赚钱养家你貌美如花”的实相无非是：我把自己物化成钱包，你把自己物化成皮相，至于一切的“搭伙过日子”，也都是标的改变的同样逻辑而已。因而该则故事亦无关性别，无论架子上的女人，还是架子下的男人，它所描述的顶多算是一场人性危机，但也仅是描述而已。

咆哮之名的喑哑

如上弊病，令该作以“咆哮”之名，却成为喑哑的低语：它既在女性问题上笨拙地激进，又在人性问题上愚钝地失声——

它拿出了讲述寓言的姿态，却非要功利地强调讲述女性寓言：当它讲不清女性时，就搪塞以人性，讲不清人性时，又附会于女性，我想这也同样应和着当下堕胎法案问题：当强调女性性别权力时，强调婴儿的人性权力，当强调女性也是人的人权时，强调女性的生育特殊性。

切需警惕女性标签成为诡辩的元素，成为自限的窄门，因为它会反过来让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反智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咆哮》最糟糕的一点是：女性问题上政治绝对正确，同时，绝对不真诚。

我想，女性主义的基础是人性主义，女性首要是被作为人来进行平实的人性的考察和书写，而这一天的到来也就标志着：女性同样成为了人性的本我的一部分，拿回了天赋的人性配重，站在了常识的大地上。

至于“女性主义”，只是过程而非目的，就像旗帜只是旗帜而绝非道路。我们唯一的目的，只可能来自于亦归于“人”，而一切将人从人性草原上放逐开去的东西，都是在进行致幻。

至于这场无力的《咆哮》，我想：人的力量，终归要靠人的智慧，而不仅是性别的智慧来还给自己——亦即四个字：本性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