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拍板华北大军演，出兵11万耗资2500万，事后才知高明

 

1981年9月14日至18日，张北地区，艳阳高照，演习场上，鲜衣怒马，万箭齐发。

114000名身穿六五式军服的指战员，组成阵容齐整，气势威严的方队，步伐一致，喊声震天；1327辆坦克、装甲车，1541门火炮，10606辆汽车，组成气势浩荡的钢铁洪流，不可阻挡；475架飞机在蓝天上呼啸而过，壮志凌云……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华北大军演”，亦称“八零二”军事演习（当时代号“801”会议），也是当时我军历史上投入兵力、兵器最多的一次军事演习。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刚刚复苏，全国人民正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举办一次如此大规模、耗费巨资的军事演习？这背后究竟有什么考量和故事？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81年。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其实，早在病重期间，周总理便向中央推荐重新启用邓小平。1975年1月，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实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符合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邓小平拍板决定的第一项重大决策，便是举办华北大军演。

邓小平为什么要决定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呢？这要从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讲起。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全面紧张。南面，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战火高燃；北面，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一度陈兵百万；西边，中印边境不时发生冲突，擦枪走火；东边，美国和国民党的飞机频繁侵入领空，频频挑衅。

面对随时被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夹击的可能，毛主席提出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来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后来，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两个邦交正常化，关系趋于缓和，美国的侵略威胁不再那么强烈。但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仍对中国采取遏制和封锁战略，苏联仍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百万大军，气氛剑拔弩张，越南更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如跳梁小丑，不断挑衅中国。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我军通过浴血奋战取得胜利，但也暴露出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军的整体战斗力必将受到制约，缺乏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9月17日到10月1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代号为“801"的全军高级干部研讨会，主要任务是：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总结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军队存在的问题，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重点研究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方针，强调要“抓好合成军作战训练，注重实战训练。要搞合成军，步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我们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

古兵书云：“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

邓小平曾在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深知训练对于一支长期处在和平环境的军队的重要性。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在军队的各种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再叮嘱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

这次801会议，就是邓小平拍板决策“八零二”军演的起点。

会后不久，三总部联合发出关于1981年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指出要在几个主要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并倾向于首先在华北方面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时间初步定于1981年秋，具体地点定在张北地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组织实施。

建议报上去，军委表示同意，并确定这次集训、演习的代号为“802”会议，这便是1981年华北大军演被成为“八零二”演习的原因所在了。

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张震等人，对此次演习高度重视，经与北京军区反复协商，提出了大、中、小三个方案的设想。

第一方案，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主要练4个科目：一是模拟敌军集群坦克进攻；二是空降反空降；三是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四是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参加演习的兵力10.5万余人。这是内容最全、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方案，也是北京军区提出的方案。

第二方案，方面军编成内的防御战役演习。相比第一方案，减去空降反空降的科目，参加演习的兵力也被大幅度压缩到5万余人。这是折衷的方案，也是总参提出的方案。

第三方案，只搞集训，不搞演习。这是规模最小的方案，也是总参提出的方案。

三套方案，差别甚大，如何抉择？3月6日，张震就演习方案起草了给邓小平的请示，结果信还没来得及发出，总参就接到军委通知，邓小平要在近日听取汇报。

3月10日上午，杨得志、张震带着三套方案，前往邓小平住处。

杨得志汇报了三个方案的内容、提出的经过和依据，同时也谈了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搞大规模军事演习，耗费很多，目前军队经费紧张，国家财政能否给予经费保障？二是现在是和平年代，改革开放正在推进，我们一直提倡和平共处，大规模军演，会不会在国际上产生负面影响？

邓小平面色平静，一边缓缓吸烟，一边仔细聆听。

杨得志提出的问题绝非空穴来风，眼下国内外的和平局面来之不易，如果因为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苏联方面产生过激反应，进而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甚至军事冲突，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汇报完毕，邓小平掐灭了手中的烟头，娓娓道来：“这次演习在政治上苏联会有什么反应，不要去考虑。这与海军部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而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军也在搞嘛！苏军每年要搞好多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映。我们过去也搞过嘛！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

听完邓小平的话，杨得志、张震松了一口气，还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

“那，我们选择哪一套方案？”杨得志略显迟疑地询问道。

“搞就搞大的”，邓小平果断拍板：“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选择第一套方案，总参还是担心经费问题，张震有些为难地说：“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还要动用一些储备物资。”

邓小平回答：“不怕花钱，不怕动部队，不怕动用储备，要坚决搞他们一次。好吧！就这样定了。”

张震笑了，拿出随身带来的请示信，邓小平看了看，挥笔在信上批示：“同意（北京军区）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震惊中外的华北大军演，就这样拍板决定了。

紧接着，邓小平话锋一转，又提出在演习中搞一次阅兵分列式：“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

于是，演习之后进行一次阅兵，也被确定下来。

方案确定后，北京军区十分兴奋，也深感责任重大。自1977年至1980年，他们曾连续搞了4次集团军规模的战役集训，拥有组织大型演习的经验，但像这么大规模的演习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立即按照既定方案，投入筹备工作。

此次演习规模大、时间紧、任务重、意义非凡，北京军区发出号召，要求参演部队发扬苦学苦练的精神，在演习过程中摔打锻炼。

由于演习是3月拍板，9月就要实施，训练时间十分紧张，训练强度很大，演习部队一天下来要跑40到50公里，翻越400多条深沟高坎；受阅部队每天要训练10多个小时，累计行程30多公里；参演的空军部队共飞行2万余架次，15800多个小时。

更重要的是，训练时间正好赶在夏季，天气极为炎热，参训部队住民房，睡帐篷，顶烈日，战酷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天下来，长袖长裤的六五式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但将士们始终以苦为乐，知难而进，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1981年8月27日，“802”会议正式开始。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200余人参加。

战役集训的第一、第二阶段在北京进行，以理论学习和完成指定作业为主，第三阶段是观看华北大演习，是“802”会议的真正高潮，也就是“八零二”军事演习。

就在第一、第二阶段进行期间，一条重磅消息传来：1981年9月4日，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组织实施了一场代号为“西方-81”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苏军出动了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十个以上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近卫坦克军，投入总兵力超过50万人，一举震惊了世界。

虽说这次“西方-81”军事演习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假想敌，目标并非中国，但作为最大的对手之一，苏联这次规模空前的演习无疑给我国造成巨大压力。试想一下，如果我国没有丝毫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准备，面对苏联这次军演，必定极为被动。

所幸的是，在“西方-81”军演前，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已经拍板决策了“八零二”军演，而且是按照最大规模的第一套方案实施。这样的话，在苏联“西方-81”军演开始后仅仅10天，华北大军演在张北地区拉开了帷幕，这无疑是对苏联大军演的一次强力回应。

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就足以看到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的高明之处，正如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华北大演习导演的周衣冰所言：“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家的胆略气魄，是很难下决心搞这样大规模演习的。”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81年9月14日，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演习开始了。这一天，77岁的邓小平来到演习现场，他特意穿上平时很少穿的六五式绿军装，显得精神矍铄。

演习分红、蓝双方，“蓝军”为敌军，“红军”为我军。

演习开始后，演习区内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航空火力突击、地面火炮压制，石块沙土腾空而起，山川大地为之颤动；坦克和装甲车集群突击猛进，如同钢铁洪流，不可阻挡；空降兵有如神兵天降，迅速抢占制高点，与“蓝军”部展开激烈交锋，火力压制、侧翼迂回包抄、梯队投入、全线出击，整个演习区，龙腾虎跃，杀声四起，地裂山迸……

4个科目环环相扣，持续了整整5天。5天时间里，每天近3个小时的演习，邓小平每场必看，一场不落，而且是从头看到尾。观看过程中，邓小平很少说话，看到高潮时，邓小平更是兴致勃勃，连连鼓掌，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9月19日，演习全部结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分列式。

这次受阅部队除了参演的陆军和空军，还新增了海军方队。10余万三军将士排列成53个方队，整齐划一，阵容威严，以高昂的姿态，准备接受统帅的检阅。

雄壮的军乐声中，邓小平身着六五式绿色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敞篷的“红旗”阅兵车，秦基伟的指挥车紧随其后，缓缓驶向三军部队，检阅了53个地面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

战士们昂首挺胸，向统帅行庄严的注目礼，邓小平举手还礼。当空中梯队呼啸着通过阅兵场上空时，邓小平戴上墨镜，翘首仰望，向航空兵鼓掌致意。

随后是分列式。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八一军旗，首先通过检阅台，军校学员方队紧随其后，步兵方队、空降兵方队等53个方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领导检阅。最后，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组成的6个航空兵梯队过检阅台上空，呼啸而去。

最后，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演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

1981年9月24日，邓小平主持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会议，讨论和总结华北大演习的经验，震惊中外的华北军事大演习（代号“802”会议）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演习结束后一算账，总支出是2500万元，而在方案刚确定时，仅空军申报的演习款项就高达4亿元，实际总支出仅仅是空军演习预算经费的16/1。另外，从占军费比例来看，1981年我国总军费180亿元，2500万元占总军费的千分之1.3，占GDP的万分之0.5。

即便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也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投入产出比极高，充分、全面实现了邓小平“搞就搞大的”、“不怕花钱”、“力求节约”的要求。

1981年的华北大军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影响。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影响呢？作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军事影响层面。

从战术层次而言，这次军演初步展示了我军合成作战的能力，表明我军陆军火力合成、快速反应能力和技术含量明显提高，基本形成了立体自动作战装备体系和比较配套的支援与保障体系，也是对我军“801”会议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化。

从战略层次而言，和苏联出动50万兵力的“西方-81”演习相比，华北军演在人数上显然无法媲美，但规模达11万余人的军事演习是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是前所未有的，充分展示了我军的军事实力，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国外一些评论说：“这是一支精良的军队”，“一次精彩的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盛大的一次显示力量”。

一言以蔽之，这次大军演充分展现出我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实力，有利于震慑敌对力量，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第二，军队建设层面。

当时，各大军区和各兵种领导都参加了演习，纷纷表示收获极大，受益匪浅，对于培养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演习中的讲话明确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中“正规化”一词，是他在审阅讲话稿时亲笔加上去的。

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做了完整的表述，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军改革调整的宏伟蓝图，指明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吹响了我军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军的号角，标志着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三，军民团结层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次演习对增进军民鱼水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演习选在秋后，主要是为了避免大面积毁坏庄稼、树木和农田设施。另外，为尽量减少大演习对群众的影响，北京军区将炮兵阵地尽量选在荒地，坦克行进路线尽量重叠，一再压缩占地面积，空降兵部队场地由最初的4000多亩大规模减少到150亩。

训练间隙，各部队大力支援群众秋收、给驻地学生补课、做好事。演习结束后，参演部队专门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出动数万名劳动力，努力修复被毁的农田设施和道路，累计支援地方劳动达45万人日。

广大官兵用自己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整个训练演习得到了地方各级政府无条件的援助，以及人民群众的宝贵支持，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促进了军民大团结，群众发自肺腑地感慨道：“多像当年的老八路！”

直至如今，张家口地区还传诵着演习区老乡请解放军指战员留下做女婿的趣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业待兴，作为党、国家最高决策者的邓小平，日理万机，国务繁重，然而他的心头始终保持“忘战必危”的清醒，高度重视军队训练，这次华北大军演的背后，就处处透露出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

时光荏苒，华北大军演过去已经整整40周年，邓小平离开我们也已24年，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当回顾4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军演时，不得不由衷佩服邓公决策的高明之处，也让我禁不住回想起邓小平讲过的一句话：“我们有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中国不怕任何威胁，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去迎接一切挑战！